上海有意思小店特别多的街道（上海小店等待复苏的日子里）

从6月1日开始，上海进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在这里生活的建筑师史伦处于没有阳性病例的“防范区”。从4月中旬开始，在自己的社区允许外出后，他便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下还未完全走出疫情笼罩的街道。

史伦注意到一类特殊的空间——在店铺门口、处于公私过渡的地带。在等待解封的日子里，这些小小的空间为疫情当中仍旧要辛苦工作的人们提供了庇护，也迎接了相继重获自由、渴望聊天社交的市民。这类空间是上海这座商业城市的特色，也凝结着这座城市的精神，共同分享着这座城市的记忆。

文 | 史伦

自4月1日实施封控以来，上海整座城市的运转被按下了暂停键。由于我居住的社区属“防范区”，从未出现阳性病例，因此，从4月中旬开始实施“三区划分”政策起，本社区居民便可自由进出，并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

在长达60天的时间里，上海的所有商铺全部停业。在人去店空的两个月内，淮海路上的苹果专卖店内已满是盆栽树木飘落的枯叶，街边人行道的砖缝间也冒出杂草。在绝大多上海市民被封控在家时，街头只剩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忙碌的身影时，我借着难得的、自由活动的机会，用镜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特殊时期。

疫情封控期间的上海街头，平日里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仅有鸟鸣声在大厦之间回荡（左：九江路，右：福州路）

被贴封条的

店铺门口，

成为庇护所

作为建筑师，我十分关注城市空间在非常状态下的身份转换。当看到平日里人流如织的街道临时变成运送保供物资卡车的停车场，看到卡车上卸空的集装箱变成防疫人员午休的“卧室”，深深感到空间在应对特殊情况时的多变性。尤其当我留意到被贴满封条的每家店铺，门口那些依旧在悄然发挥作用的“温度空间”，更是深深感慨。

武康路，防疫人员利用工作间隙，在店铺门前的“退让空间”内外休息

陕西南路，一名防疫工作人员正在走过一家店铺门前

我对店铺门面空间的留意，始于5月2日下午路过武康路上的一处店面时的发现。由于不少小区担心运送外卖的小哥传播新冠病毒，不允许他们自由出入，于是不少依旧希望从事外卖运送的年轻人不得不离开自己居住的小区，在街道上寻找可以栖身的空间。当我路过武康路上的这家店面，看到外卖小哥在店门口凹入的避雨空间内铺设被褥休息时，才开始留意这个我们平时看来其貌不扬的小空间。

石门一路，外卖小哥将过夜的帐篷和床铺搭在店铺门前的“退让空间”内

从形式上看，这个空间并无特别。空间的设计是一种在上海十分常用的手法：即店家主动舍弃靠近门口的几平米营业面积，将本可用于商业经营的室内空间让给城市，自觉地将营业边界向内收缩，在自家门前留出门前一块可以遮风挡雨的区域。店主选择了一种谦逊的姿态，营造了一个介于城市街道公共空间与自家私有空间之间的“过渡区域”。即使不光顾商店，行人也可以走进这个“过渡区域”内避雨。在疫情封控的特殊时期，这个“过渡区域”便承担起更为意义特别的职能——为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一个庇护空间。店主最初将一部分营业面积让给城市的决定，在紧急时候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安福路上，一家店铺凹进的门面空间内摆放绿植，为城市增添一抹绿色

受到这处空间的启发，我继续沿街寻找，留意起疫情之下此类店面空间的职能转换。当看到平日里顾客可以落座休息的窗台下，成为辛苦的防疫人员临时休息的小空间，便更是感叹起这些精妙设计心思在特殊时期的巨大作用。

在人们普遍依赖共享充电宝的年代，一些店家甚至将原本位于店内的共享充电站移至门口的“退让空间”。这个遮风避雨的小空间刚好成为共享充电站的庇护场所，也便于急需充电宝的市民自由取用。

乌鲁木齐中路，市民在冰激凌店门前的“窗台座椅”上休息

建国西路中段，市民在店铺门前的“退让空间”内休息

街道两侧的

“退让”，也是

上海特色

上海是一座多雨的城市，由于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带，降水量充沛。以我在上海的生活经历看，在一年中像是梅雨季的某些季节，雨水的来临时常出其不意。在这些季节，尽管在晴天漫步上海街头，也需要小心随时可能突如其来的大雨。因而，诸如这样可以临时避雨的小空间就格外受到人们青睐。

靠近安福路西端的一处门面，市民在其中休息

除此以外，上海夏季阳光炽烈，人们同样渴求城市里的阴凉。因而，当商家在店铺门口营造这样的阴凉空间，一方面为行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是间接吸引顾客。

除了自然气候因素，上海成熟的商业环境和市民意识，也为此类空间的营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市民们对于公共空间内“城市家具”的保护意识，也进一步促成店主乐意以这种方式，为城环境做出一定贡献。

建国西路一家咖啡馆门前，市民使用“共享窗台”

在传统的中国城市中，街道仅仅承担交通职能，并不具备社交属性。从唐代长安城的“里坊制”中，这样的情形就可见一斑——街道仅供通行使用，市民所有的社交行为和交易行为仅在“里坊”内部和“东市”及“西市”发生。而在西方，街道除了本身的交通职能之外，还具备了很强的公共交往属性。从雅典和罗马的遗址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出那些连接各大广场的街道，实际就是人们会客、交流和交易的空间。

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街道职能开始发生巨大转变，原本必须在“市”中进行的商品贸易行为，可以被允许在街道中进行。因此当我们看《清明上河图》时，看到的城市街景已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由于那时城市中对于“公共”和“私有”的界定尚不清晰，城市中的街道呈现出积极的活力。

安福路一处店面空间，母亲带着儿子在其中休息，儿子将手机置于店铺窗台上，观看视频

近现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被严格定义区分。无论是界限分明的小区围墙，还是紧贴人行道的店铺门面，都是这种“公共”与“私有”严格对立的产物。

延庆路中段，走出家门的邻里坐在店铺门前休息聊天

一座城市的空间主要由街道组成，城市规划批评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当我们想到一个城市时，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就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当这种因为“公共”与“私有”明确区分的观念而塑造出的街道空间成为一座城市的主基调时，城市空间也不得不陷入死循环。在界限明确的街道上，原本的市井生活也被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切割得毫无生气。

重庆北路，封控区的围挡

按照建筑师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在《人的街道》中的提法：“街道是母体，是城市的房间，是丰沃的土壤，也是培育的温床，其生存能力就像人依靠人性一样，依靠于周围的建筑。”当所有的建筑物都在强调划清界限时，街道也不得不丧失温度。

建国西路中段，市民坐在咖啡馆的“退让空间”里休息

街道两侧建筑物本身的外墙，塑造了街道原本的“硬性轮廓”。而各个商家结合自身情况，以各种设计手法在原有外墙之内做出的慷慨“退让”，则令原本单一划定界限的街道有了丰富变化，街道两侧的“褶皱”也多变起来，开始富有节奏律动感。此外，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空间的形态和功能也发生着悄然转变，无数的转变发生，令城市空间充满精彩的可能性。

街头理发师，

以及各种野生业态

巨鹿路边，理发师将镜子置于餐馆门前的休息台上工作

五月下旬，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被允许走出家门，上海的街道渐渐恢复的生机。尽管所有的店铺依旧被贴以封条禁止营业，一些野生业态却开始借着各店铺门口的空间迅速地生长起来。在一家布置着公共秋千的咖啡馆门口，按摩的技师已经支起摊位。而在一家餐厅门前的公共座椅上，理发师摆上了一面镜子，还在公共座椅的对面摆上理发椅，公共座椅自然成为摆放理发工具的桌台。

建国西路一家咖啡馆门前，按摩技师借助“退让空间”开展工作，一位市民同时享用这里的秋千装置

重获自由的市民们走上街头，寻找与久未谋面的家人和朋友欢聚的场所。然而所有的餐馆、咖啡厅、酒吧全部关门停业，各家店铺门口的这些可以免费使用的“公益空间”自然成为人们聚会聊天的社交地带。人们站在店铺外的户外吧台前，兴奋地开启香槟，欢快地举杯畅饮。多日来未能走出小区的街坊邻居们，也在各家店铺门前的“公益空间”里坐下，畅谈着连日来的种种生活。

武康路中段一家咖啡馆门口，市民坐在“退让空间”内聊天

富民路，走出家门的市民在餐馆外部的“共享吧台”碰面小酌

放眼看去，即使城市里所有店铺都已停业，这些由店铺自身向外延展的公共空间却依旧在特殊时期发挥着宝贵的价值。这得益于沿街商家与设计师的共同协作，使由一个个铺面空间组成的街道整体呈现出与平日里不同的景象，实现了店面功能的微妙转换。

永康路，市民在店铺门前的“退让空间”休息，理发师借用空间良好的遮蔽性为顾客剪发

感谢这些慷慨的商铺，正是由于他们乐意以这种方式为城市街道做出贡献，上海这座城市的环境才逐步变得宜居。而曾经做出这样尝试和改变的人们，则又成了这种举措的受益者，得以借助它渡过了那段等待解封期间最艰苦的时光。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史伦拍摄

微信编辑｜俞冰如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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