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子刘文典（民国最傲娇的大师刘文典）

在我的印象中，刘文典是民国众多大师中最有特色的正人君子，号称“民国第一狂士”，人称“刘疯子”，是民国三大疯子之一，另两位是章太炎和黄侃，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两个故事，并且对他是崇敬有加。

一是他敢同蒋介石打架，说是蒋介石到合肥时要视察安徽大学，时任安大校长的刘文典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以大学不是衙门为由而一口拒绝。

冷清的场面让蒋总裁情何以堪，于是他借故将刘文典叫到办公室，骂他是“学阀”，刘校长则对骂蒋介石是“新军阀”，于是，怒不可遏的蒋介石抽了他两个耳光以泄愤，而刘文典岂是好欺负的，便飞起一脚踢了过去。

不过，这事的真假是大为可疑的，当事人从未发声证明过，蒋总裁对刘文典象征性的惩戒，起因是学生罢课及其他原因，如果真是相互撕打，那还了得，不说如张学良那样的下场，至少不会只是关几天就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吧。

是以讹传讹还是添油加醋，现在是很难说清楚了，但人们都愿意相信确有此事，这肯定也是为发泄情绪而为之，是文人反抗强权的精彩，刘文典的文人风范足以名垂青史，以至于病中的章太炎听说后，写出“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而大加赞扬。

章太炎的上联是借嵇康的故事，让刘文典少吸烟，下联是用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赞他敢于顶撞蒋介石，反正都是好词。

另一则是他在西南联大时“跑空袭”，看见后面的沈从文也在跑时便讽刺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话中对沈大师满满的不屑，溢于言表。

并不是刘文典同沈从文特别地过不去，他是古文大师，看不起所有写白话文而暴得大名之人，如朱自清、闻一多这些人，而作为他学生的沈从文自然也在其列，在他眼中“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

刘文典的学问是极好的，特别是他对庄子的研究，至今也无人能出其右；他对此也很自负，曾放言：“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或许可以算半个。”

那还有一个呢，虽然刘文典没有说，但大家都知道，是他自己，这狂得也真够可以的，然而，却没有人敢站出来反驳一二。

他的老师是民国奇才刘师培，时人将他们并称为“二刘”，可惜刘师培短命，英年早逝，至此，在刘文典的眼中，值得尊敬和佩服的人只剩下陈寅恪和冯友兰了。

刘文典除了学问好外，还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家，他在日本就参加了同盟会，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资历比蒋介石还早，所以，在他眼中，这蒋委员长什么也不是，直接称其为“政治流氓”。

在民国众多的教授和大师中，刘文典可以说是最奇葩的，他长相奇特，一头放荡不羁的发型，加上瘦削的面孔，从来也不修边幅，但他却是教授中的极品，在学问和气节上，是得到广大师生无比尊敬的。

他曾留学日本，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因没有及时撤离北平而沦陷在京师，但他耻于说日语，“以发夷声为耻”，好在日本人也知道他的大名，对他也是崇敬有加，并没有难为他。

这些日本人当然是想拉拢他为伪政府效力，他却偷偷地跑了出去，历经两个多月的千难万险后，绕道越南，方才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

他讲解《红楼梦》，连吴宓这样的大咖也要毕恭毕敬地坐后排听讲；他可以在十五月圆之夜讲南北朝谢庄的《月赋》，让学生们在明亮的月光下，感受“白露暖空，素月流天”的神韵。

西庄地接板桥湾，小巷斜临曲水间。

不尽清流通滇海，无边爽气挹西山。

云含蟾影松阴淡，风送蛩声苇露寒。

稚子候门凝望久，一灯遥识阿爷还。

不过，他在西南联大待的时间并不长，中途他去了普洱的一家中学教书去了，原因竟是喜欢那里的鸦片，如此的瘾君子，也让很多人对他是颇有非议，如闻一多、傅斯年等人，都对他进行过打压，甚至将他直接开除出清华。

抗战胜利后，他并没有回到北平，而是留在云南大学教书，成为云南唯一的“一级教授”，让他眷恋的是这里的“二云居士”，一为“云土”，一为“云腿”，也就是鸦片和火腿。

建国后，这鸦片自然是要戒掉的，不过，有一说法是，他是周总理特批的两个例外之一，另一位是云南王龙云，我没看见过一手材料，不知可信度几何。

总体说来，国家对这位国宝级的大师还是很不错的，他加入了九三学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且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荣誉多多，他自己也说，在新中国获得了新生。

刘文典的学问到底如何？我是不知道的，他曾对学生们说，“我不是教你们的，我是教你们老师的。” 以他这样的狂放，应该引起公愤才是，可大家对他还是毕恭毕敬，可见其学识真非一般教授能比。

1958年，狂傲了一生的刘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时年69岁，对于他的死因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因患癌症逝世，大概这是官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他被打成右派，在被强迫做检讨时，突发脑溢血而死，至于真相为何，不得而知。

观刘文典的一生，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狂”，但他狂得有底气，狂得可爱，狂得让人佩服和尊敬，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风骨，当得起“民国第一狂士”之名声，也是对“真名士自风流”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