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为什么被杀了（杀害小萝卜头的凶手被判无罪）

革命抗战的题材一向是影视剧的热门，数量庞大，然而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影响的却为数不多。但是说起《小兵张嘎》这部电视剧，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它以儿童为主角，在保持“红”与在“正”的基础上趣味横生，是一批90后的童年记忆。

嘎子的梦想是做一个真正的八路军战士，年纪不大，志向却大。然而再深入人心，他也只是一个虚构的形象。可在中国的抗战史上，真的有这样一个饱经苦难的孩子。他生于战火，死于狱中，吃尽了苦头，却没能等来曙光，一生短暂到只有八个年头。

这位小烈士的名字叫宋振中。他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做“小萝卜头”。

一 、一岁入狱，父子分离

1941年，小萝卜头出生在江苏邳州的一个党员家庭。他的父亲宋绮云和母亲徐林侠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投身早期革命斗争的党员。

因为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所以在蒋介石抓捕到杨将军之后，国民党也把宋绮云抓了起来。刚刚八个月大时，这个可怜的孩子就随着父母一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了贵州息烽集中营。

小萝卜头就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里度过了他人生的前五年。这五年本该是一个孩子最无忧无虑的时候，他应该在阳光下奔跑，该亲近自然，得到父母的关爱与呵护……但这一切都与小萝卜头的童年无关。

他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长大，阳光对他来说是奢侈品，晚上甚至没有一张可以被称之为床的存在供他栖身。

此处监狱里关押的大都是中共的革命志士，国民党自然不会对他们有什么优待。许多“犯人”被统一关押在拥挤的牢房里，晚上睡觉都躺不开身子。大人都没地方睡觉，更不用说是小孩子。小萝卜头就趴在妈妈身上，每晚都以不舒服的姿势入睡。

言及此处，不得不提到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同志。她有一个带着男性风格的大气名字，她本人也是一位兼具坚韧品质和温柔母爱的女性。白天她被强迫去做苦工，天完全黑下来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牢房。

小萝卜头的大小便依靠尿布, 她抽出时间给孩子清洗尿布。没有烘干手段，她就把尿布围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搭在背上, 用体温去烘干，生怕孩子因此着凉。

狱中的生活那样艰难，即使徐林侠竭尽全力，也很难给小萝卜头提供合适的成长环境。更令人心痛的是，按照息烽监狱的规定，男女“犯人”必须分开关押，而幼小的宋振中和母亲一起被关在女监里，而他的父亲宋绮云却被关在山下的男监里，父子俩难以相见。

由于被抓捕时年纪太小，印象尚浅，所以五岁的小萝卜头几乎要淡忘了父亲的面容和声音了。

监狱里会给所谓“犯人们”安排放风的时间，这是小萝卜头为数不多的能见父亲一面的时候。每到男监放风时，母亲总会把小萝卜头高高地举起，让他能从这牢房里唯一的小窗口看出去，试图从一群叔叔伯伯里找到属于自己父亲的那抹身影。

宋绮云也尽量朝着女监的方向走。徐林侠虽然举着孩子，看不见窗户，但她还是告诉小萝卜头：“往我们这儿走过来的就是你爸爸。”于是，在小萝卜头幼小的心灵里，“爸爸”就是一个遥远模糊的身影，既不能抱他，也不能听他亲口喊一声“爸爸”，更不用说给他回应。

二 狱中读书，薪火相传

环境再艰难，小萝卜头还是长大了。就应了那句老话：“日子总是人过出来的。”

或许和同龄的其他孩子相比，小萝卜头失去了很多快乐，也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他在监狱里学到了更加刻入骨髓的东西——爱与恨。

爱恨是多么抽象的东西，即使让一个成年人来说也未必说得清楚。可是对于小萝卜头来说，他恨那些让他见不到天日的特务敌人，恨这阴暗潮湿、以草为床的封闭空间，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小萝卜头的父母

他同时也被很多人爱着，被那些与他父母志同道合的叔叔阿姨们爱着。他身上穿的衣服是阿姨们帮衬着用旧囚衣改出来的，那些他不愿意吃的馊饭馊菜是母亲一点点挑去了石子的。没有什么比现实的冲击更能让人懂得爱恨的了。

1946年，他从一个牢笼里出来，立刻又被关入一个新的牢笼。这处牢笼有个象征着身份地位的名字：白公馆。

白公馆是重庆当时的“中美合作所”，但内里却密布着电网、牢房与高墙，比监狱更像是监狱。五六岁的孩子开始懂事了，因此也成了特务们下手的对象。女看守会隔着门用糖果诱哄他，让小萝卜头叫她“阿姨”，用一张皮笑肉不笑的脸套他的话。

孩子的心多么敏感，尤其是在这样特殊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小萝卜头太垂涎那颗糖了，在他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出现过这样好看的东西。女看守向他描述着这糖有多甜多好吃，而小萝卜头犹豫了一下，很快就果断地拒绝：“我才不叫你阿姨呢！你是特务！我不吃特务的糖！”

他的坚决让女看守脸色变了又变，而叔叔阿姨们都用欣慰的眼神看着他，心里对这个孩子越发疼爱了。

在他六岁那年，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向监狱提出：要让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但宋绮云并没有放弃，他不断尝试和白公馆的人交涉，最后国民党勉强同意让小萝卜头念书。不过依旧不能出白公馆，而是让同被关押的“政治犯”黄显声将军给小萝卜头上课。

从此之后，监狱不仅成了小萝卜头的“家”，现在还承担起了“学校”的职能。每天早上，看守都会来到女监，押着小萝卜头去男监上课，上完课之后再把他押送回女监。

但是时间一长，看守们就懈怠了。他们心里认为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翻不起什么浪花，就由他自由地来去了。

小萝卜头终于获得了可怜而宝贵的小小自由。值得庆幸的是，黄将军没有因为条件艰苦就敷衍行事，他认认真真地筹备了课程，开了语文、算数、俄语、画画四门课程。除此之外，也重视对小萝卜头的道德品质培养，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

监狱里没有课本，就现编课本；没有笔记本，徐林侠就省下草纸订起来, 给儿子当本子用。他唯一的一根铅笔是黄将军送他的生日礼物，他舍不得用，平时练字都是以石头作笔，以地为纸。

同志们齐心协力，各扬所长，小萝卜头的语文教材就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编写的。第一篇课文的题目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

小萝卜头没进过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不知道“一年级”、“二年级”是什么意思。他见到棺材时, 好奇地问妈妈:“那个又大又长的大箱子是干什么用的？”徐林侠告诉他：“那是棺材, 装死人用的。”小萝卜头又问：“我们死了也装里面吗?”徐林侠一把搂住儿子，哽咽道“你不会死的，你长大之后还要消灭反动派呢！”

他确实是一个好孩子。他没有选择贪玩，而是借用自己可以在白公馆里自由行动的便利帮助叔叔阿姨们传递讯息。即使是在监狱里，重庆地下党创办的《挺进报》依然出版着。

虽然报纸的形式变得很简单，通常是一张纸条上写几句话,比如：“新华社发表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小萝卜头的启蒙老师黄显声将军有一份报纸，每次都是由他摘录后交给小萝卜头，让他送给《挺进报》负责人,报纸出版后再由小萝卜头送达各牢房。小小的一个孩子，为这份革命报纸的办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7年时，白公馆来了一个新的“犯人”。他是胡春甫，一被抓进白公馆就惨遭毒打，负伤极重，整个人都动弹不得，只能在草席上苟延残喘。

小萝卜头从门缝里看到了这个生面孔的叔叔，就跑回去告诉妈妈，有一个叔叔带着镣铐，受了很重的伤。徐林侠听完，把自己做苦工挣来的挂面煮了一大碗,让小萝卜头端着给他送去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胡春甫给小萝卜头的哥哥写信，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黑暗如磐的年代里，志士仁人们相互温暖着，而小萝卜头就是传递这份温暖的纽带，也贡献着自己的那份温暖。

三 一门三烈，永志不忘

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年份。多少人盼这一刻盼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而又有多少人缺了一分幸运，没能等到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那一天。

1949年的9月8日, 杨虎城将军被害。刽子手杀人如麻，从杨将军身上拔出血淋淋的尖刀，紧接着就杀气腾腾地闯到宋绮云、徐林侠夫妇跟前。他二人自知躲不过这一劫，已经准备好以身就义，但放不下孩子：“你不能杀孩子，他们还小！”

小萝卜头那时正和杨将军的小女儿正在一起玩耍，见到鲜血淋漓的大刀，吓得大哭起来。刽子手先是几刀砍死了宋绮云、徐林侠夫妇两人，很快把沾着鲜血和罪恶的双手伸向了两个无辜的孩子。

小萝卜头高喊起来，孩童尖利的声音激怒了刽子手。带头的杨钦典用手掐住了小萝卜头纤细的脖子，在另一人的帮助下生生掐死了这个可爱的孩子。

乱世中飘零的一家三口，就这样在一日之内成了亡魂。或许是受到震动，或许是突然良心发现，亲手杀死了小萝卜头的凶手杨钦典在几个月后突然弃暗投明，放出了白公馆内幸存的19位志士。

这是发生在“11·27大屠杀”期间的事情，三天之后，重庆就被共产党解放。杨钦典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举动毫无疑问地救了他一命，他的行为被判定为“将功补过”，政府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并给予他一定的官职，但被思乡的杨钦典婉拒了。

然而，他的罪行还是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文革”期间爆发了。他被重新判刑二十年，关押在四川第一看守所，儿子的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他的妻子一病不起，在1977年病逝。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此案，认为杨钦典在解放前任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在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他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0余人，有立功表现，对其逮捕判刑予以纠正，撤销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他被释放回家，却只看到了妻子的坟墓。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时常在亲属的陪同下奔赴重庆的革命纪念馆缅怀先烈，现身说法地把自己的“黑”“红”人生和他知道的仁人志士的事迹讲给青少年学生和游人听，还参加了1998年漯河市的《红岩魂》展览。

2004年11月27日晚，重庆市政府在白公馆为“11·27大屠杀”殉难烈士举行悼念活动。86岁高龄的杨钦典蹲在墓碑前，老泪纵横地为已故先烈们焚烧冥钞。

杨钦典一家

有人说他这是在赎罪，但是身上背负的人命是他一辈子赎不完的罪孽；也有人认为他的义举对保存白公馆的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有重要作用，可以被原谅。

众说纷纭，可都是旁人的议论罢了。如今难以判断争论他的生前事到底于当下有多少意义，只是我们不该忘记，曾经有一个矮小瘦弱的孩子，瘦到皮包着根根突出的肋骨，薄薄的肩膀甚至承受不住过大的脑袋的重量……这是小萝卜头纪念馆中的雕塑形象，除了一张8个月大时留下的照片，小萝卜头再也没有影像留存在世上了。

一条可爱无辜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八岁，但他的名字要存在于今人心中，和那些为我们现在享受的美好未来抛洒鲜血的烈士们一样，和那些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奋斗者一样，被今人深深的、永远的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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