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和长征为何能胜利（长征九）

红六军团在攻陷桃源之后，又兵临常德城下。何键担心，一旦常德不保，那益阳、长沙就会受到直接的威胁，于是他连忙电令刘建绪想办法。刘建绪那有什么好办法，只好把问题推回给何键，让他电告蒋介石，借口湘中不被红军赤化，抽调湘军中的嫡系部队火速回援常德。可蒋介石早已向何键急电重申了，要他湘军继续在湘黔张网以待，坐等红军这条大鱼，否则要拿他开刀。但刘建绪却向何键谏言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键深以为然，依计行事。

红军撤出黎平向西进发贵州，按理说正合了蒋介石跟踪追击、统一西南的想法，且贵州的王家烈又是他蒋介石一手栽培出来的，因此，他最后的胜算应该是在贵州才对。可王家烈现在是做了土皇帝了，在贵州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权力很大，对蒋介石的调遣，口头是痛快地答应，但暗地里却小动作不断，不情愿配合。对于王家烈的阳奉阴违，蒋介石是心知肚明的，但王家烈已经在贵州形成了自己的气候，想要痛下杀手把他拿掉的话，根本不容易，只能一步一步来。

王家烈有个夫人，也没有起到好作用，当地老百姓给他夫妇写了一副对联：王纲随地，万恶滔天。主席王家烈办事不讲王纲，老婆万淑芬也就在民间播下了万恶之种。

由于担心王家烈耍滑头，蒋介石就给薛岳发电，告诉他红军准备向剑河、榕江一带进发，让他先拿下镇远，控制贵阳，如此便可逼着王家烈不得不出兵阻击红军。

对于何键抽调湘军嫡系部队回援常德的举动，蒋介石非常生气，说这是何键给他的一锅夹生饭，痛骂何键明着是防止红军声东击西，暗着是想在湖南称王称霸。

贵州省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分析，红军此次来贵州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道，也就是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直接走，要么继续向北渡过长江进入四川与徐向前所部会合，要么可能挥师东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贵州建立根据地久留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留下来，那也只能在黔北一带活动。

王家烈认为，如果红军只是借道贵州，薛岳就很难进入黔南，特别是贵阳。王家烈已经跟副军长侯之担商量好了，要在遵义设立一个临时军事营部，由其全权负责。这是王家烈的小心思，他是想借薛岳或者红军之手拔掉他的老对手侯之担。但是他高兴得有点早了，他的老婆万淑芬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万淑芬在南京有一群姐妹，她们带信过来，让王家烈防着点薛岳，切不可中了引狼入室之计。而且还告诉他，蒋介石已经成立了行营参谋团，任命贺国光为主任，近期就要移驾成都，代表蒋介石统驭西南各省。

12月下旬，贵州西北的高山上已经白雪皑皑，气候寒冷异常。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进军贵州，在陡峭的大山之间冒着风雪艰难行军。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北渡乌江、袭占遵义。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刘伯承提出了相应的部署建议：一，必须改变分散用兵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于乌江一线，确保北渡乌江；二，为了确保西进遵义，应该电令贺龙、萧克所部集结在常德一线活动，以此真正牵制住湘西的敌军。

当下，中央红军已经袭占剑河，准备立即分左、中、右三路直驱乌江南岸，中路由刘伯承统帅。刘伯承早年在贵州西北一带打过仗，熟知乌江水流湍急，难以涉渡，眼下又正值冬季，河水冰凉，他认为要把数万红军都渡过乌江去，是很难的。但正如毛主席所说，刘伯承是四川的一条龙，他是一定能想出渡江的办法的。

今乌江

为企图消灭红军，贺国光提出了一份所谓的“西南剿共战略”，蒋介石很满意，当面予以褒奖，夸他写得很好，说他不但有一个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蛮有政治智慧。

红军向西南挺近，大部分在贵州、湖南、云南几个省，而这几个省都想各自为政，这是蒋介石比较头疼的。为了解决这一麻烦，蒋介石专门成立一个军事机构来协调各省，委任贺国光为主任。贺国光说重庆是西南的中心，他认为这个军事机构放在重庆比较合适，便于对川、滇、黔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另外他分析认为，川军中的刘湘、杨森势力最强，拉拢得好的话，他们将是抗击红军的主要力量，至于川、滇、黔的几大地方势力，若川可定，则西南可定。

为实现镇定西南诸省的构想，蒋介石要求贺国光立即入川，让川人尤其是贺国光的老同学刘湘放心。其次是要督促刘湘派出重兵把守长江两岸，如此既可协助围剿，同时又可以阻止红军过江。第三要严密注视川北的共军，千万不能让中央红军和徐向前的两个部队会合。

得知中央红军出黎平后直奔镇远，蒋介石立即电告薛岳加快速度，取得镇远后原地待命。同时电告王家烈一定要守住乌江一线。

红军一直行军于山势蜿蜒的陡峭绝壁之间，这使得李德大感不可思议，武断地认为毛主席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主张会导致两个恶果：一是把数万名红军指战员送入危险的自然地理绝境，安全走出去的可能性极低；二是把红军置于乌江背水一战的绝境。他还带着不屑的口吻把毛主席形容为“游击大王”。博古被他蛊惑得一愣一愣，惊惶失措地问有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可能，他说这只能问中国的上帝，老天爷不会保佑红军了。

博古原本就不懂军事，听了李德的一番话，心里打起鼓来，六神无主，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时团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利用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权力否决黎平会议的决定。

李德、博古果然采纳了凯丰的主意，又在酝酿搞活动，想把红军拉回到湘西去。这是因为黎平会议虽然作出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决议，但是并没有撤销三人团的最高权力，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必须改变。王稼祥认为，只有把李德、博古轰下台，由毛主席来指挥红军，中国的革命才能持续下去。

从缴获的贵州日报得知，王家烈将在马场坪召开军事会议。毛主席、王稼祥等分析，这一定是黔军要研究堵防红军北渡乌江。毛主席决定，一方面要用光明磊落的措施解决党内的不正常局面，同时要花大力气协助周恩来渡过乌江，

替红军送消息

王家烈召集的军事会议是在马场坪的大烟馆里开的。会前，他让侯之担邀请黔军一众将领先集体吸食鸦片，过足了烟瘾后，在众人的一片“舒服”声中，军事会议开始。

烟雾缭绕之间，王家烈训话说，会前安排抽大烟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落实好蒋介石交给黔军的剿共重任。他告诉众人，目前红军已经进入了贵州，南京军委会电令黔军拒堵围击防止红军西进北上，问众人有何意见。一众将领纷纷表示没有意见，都听王家烈的。

王家烈询问侯之担马场坪那边有什么情况。侯之担信誓旦旦，保证绝不会有任何事发生，针对之前贺龙、萧克所部来过并安插了一些人的情况，他已密令稽查，凡共产党滋事格杀勿论。

王家烈此次把全省划为四个作战地区，任命四个指挥官，在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实行分区负责，统筹使用一切力量。蒋在珍所部策应侯之担师封锁乌江守卫遵义；柏辉章开赴镇远阻止红军西进；何知重、尤国才所部为总预备队防守贵阳。

会议还没开完，外面即发生一场骚乱，卫兵还开了枪。随即有人向王家烈报告，有共党在关帝庙贴了一副反动对联，为了维护治安，卫兵开枪进行了镇压。王家烈马上带领众将领前往事发地察看，而就在此时，前线传来消息，说红军已经逼近乌江。

王家烈马上将矛头指向侯之担。由于侯之担才刚刚保证过不会发生共产党滋事的事，但马上就出现了贴在他的地盘上的反动对联，因此被王家烈抓住了短处，所以他不敢怠慢，忙不迭的向王家烈拍胸脯保证，一定保卫好乌江，即使红军插上翅膀也不让他们飞过乌江。

行军途中，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同聂荣臻沟通，说实践证明李德、博古他们不行，必须改组领导，把独断专行的李德这些人轰下台。聂荣臻完全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如果按照毛主席的办，红军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王稼祥马上表示，所以更应该让毛主席重新出来领导。聂荣臻完全赞成，但他担心力量太弱而无法实现。王稼祥则表示只要真理在手中，不怕李德他们不交权。聂荣臻认为，那就应该快刀斩乱麻。

张闻天也认为，一场湘江战役，红军损失5万人，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那样，仗这么打肯定是不行，还是得把毛主席请出来，他打仗有办法。

另外，彭德怀、刘伯承他们也都赞同毛主席重新出来领导。关于李德、博古肯不肯交权的问题，张闻天愿意主动去跟他们讲，让中央开会来决定。

中央在猴场召开会议，决定让刘伯承立即赶往红一军团在猴场的临时指挥部，协助红一军团完成偷渡乌江的任务。之前，红一军团接到军委的命令后，林彪、聂荣臻就从红四团派出八名战士偷渡乌江，可是刚到江心就被敌人发现，1名战士遇难，其他7名下落不明。

我方获悉，敌侯之担部在乌江对岸派了三个团的兵力，因此断定他不可能控制100多公里的江面。因此军委指示，一是寻找新的渡江点，偷渡部队不得少于一个团；二是在原渡江点接着架桥，借以迷惑敌人。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拿出正确的偷渡方案，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把部队全部运过江去。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一个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和作战地点的选择的决定。毛主席认为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这个决定作报告，他说这一决定是他们取得的最大胜利。

两年多以来，为了避嫌，怕“左”倾路线主义者骂他们是最大的宗派主义、老井冈山派的头子，毛主席和朱德有两年没有谈心了。有了这个决定，从今以后他们二人也可以打开心扉，好好地说说心里话了。李德、博古自己搞宗派主义，给毛主席和朱德乱扣帽子，反而怀疑他们在搞宗派主义。这种人掌了权，革命就要遭受挫折，红军就要吃苦头。

指战员们在林间小憩的空档，毛主席和朱德一起散步交心。当听到有战士唱《十送红军》，毛主席请朱德拿出笛子和着吹一曲，可朱德没带笛子。毛主席有些遗憾，笑着说道，当年张子房靠一支竹箫吹散了项羽的三千子弟兵，要是朱德今天能够弄笛高奏的话，那红军战士们就会觉醒了。朱德点点头说会觉醒起来的，并邀请毛主席坐下来用心地听听《十送红军》。

两人来到一颗大树下坐下，毛主席拿出香烟抽了起来。朱德说他现在想念母亲，自南昌起义之后他最想念的就是母亲，失败的时候更加思念，母亲宽厚待人的态度至今在他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是母亲给了他志气和力量。毛主席感同身受，说母亲不但给了自己血肉之躯，还给了做人的良知。朱德说他和毛主席就是靠着这点良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创建了一支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朱毛红军。

毛主席调侃说，所以老蒋骂朱德是只猪，骂毛主席是猫，要杀猪拔毛，可是蒋介石呢，老百姓骂他是当今闹南京的老鼠。朱德笑着说，未来能战胜蒋介石这只老鼠者，非毛主席这只老猫莫属。毛主席也打趣说，他这只猫没有朱德这个猪司令，就一事无成。朱德叹道，蒋介石没能把他和毛主席分开，党内的自己人却办到了，他这一年的总司令都被李德给当了。他说他当不当总司令倒没关系，问题是朱毛红军落到了这步田地。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朱毛不能分家，一分家就倒霉就打败仗。朱德说毛主席说得对，朱毛永远不能分家。说罢，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军民团结

通往乌江的山路上，李德自以为是地对博古说，这条难以驯服的乌江就是对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最好回答，万一这次实施抢渡乌江失败了，那就必须再回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路上来。

看着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暗流涌动的乌江，独自坐在岸边的毛主席慢慢地吸着烟，心里在思考着什么。周恩来策马而至，担忧地告诉他突破乌江的第一次战役失败了。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相信刘伯承这条独眼龙一定能过了乌江，万一失败了，由他毛泽东来负责，劝慰周恩来和他自己都应该有诸葛亮草船借箭的魄力，横下一条心，安心地坐下来一起谈谈心。

毛主席把周恩来拉过去挨着他坐在石头上，说抢渡乌江固然重要，但是从红军自身的长远角度看，当务之急是认真考虑一下过了乌江到遵义开会的内容。周恩来猜到毛主席跟张闻天、王稼祥一定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方案了，毛主席也猜到了周恩来受到了很多干扰，说自己愿意帮他排除。周恩来说他愿意承担红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可是在现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不太赞成对错误的军事路线执行者作坚决斗争。

毛主席开导周恩来，说他们两人心里都很清楚，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恰是李德、博古压制正确意见，独断专行的两条大棒子。周恩来苦笑着说或许毛主席也会给他扣上一顶斗争不坚决的帽子，毛主席则大手一挥，胸怀豁达地说他毛泽东从来不开这样的帽子店，他也真诚地希望我们党永远抛弃这样的帽子。周恩来很感激，同时深深折服。

毛主席把周恩来形容为救火队长，也期望他继续发挥救火队长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要给双方消消气，主持公道。毛主席知道周恩来的压力最大，又是主要的负责人，受了不少的夹板气不说，还要主动承担红军失败的责任，说“这就是我们的恩来同志呀”，还说谁要是看不见周恩来的劳苦，谁就是不公道。

是啊！自“左”倾冒险主义者当权以来，周恩来始终忍辱负重，相忍为党，一切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了许多当权者执行错误路线造成的后果，有时候还不被人理解，心理压力极大，而这一切均被毛主席看在眼里并给予充分理解和肯定，他立即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动，眼泪在眼眶里快速地转动，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在心里默默记下毛主席的这份深厚的情谊。

正在此时，远处传来一声炮响。周恩来起身看过去，眼里逐渐流露出喜悦，欣喜地回头告诉毛主席，突破乌江成功了。

刘伯承用筏子搭浮桥突破乌江被毛主席赞誉为了不起的杰作，刘伯承谦让，说一是因为张云逸派来了工兵连，二是得益于杨得志团长走群众路线。周恩来说刘伯承是抢渡乌江的三军统帅，功不可没。

对于攻占遵义城，毛主席对刘伯承提了要求，大前提是仗要打得好，第二是伤亡要小，同时还要节省子弹。张闻天对刘伯承打趣说，毛主席给他出了难题，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遵义古城

凌晨的遵义城楼上，一老一小两个守军头目一人一杆烟枪，正靠在墙垛上吞云吐雾抽大烟解困，突然听得城门外有人大喊快开城门。二人赶紧跑到城门头上，只见下面城门外一群穿着黔军军装的军人高举火把嚷嚷叫着要进城，于是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晚来才回来。

下面队伍中领头的士兵很不客气，对二人出言不逊，责令他们快开门，不然让他们皮肉受苦，后面的一众士兵马上跟着大声呵斥“快把门打开”。楼上二人被下面士兵气势所摄，马上打开了城门，门外士兵刚一进门就控制了两个守军头目，然后立即有人向后面的队伍命令：“向总部首长报告，我们已经占领了遵义城门！”原来是红军假扮黔军前来骗开城门，为大部队进城打通最重要的第一道关卡。旋即，红军轻松占领遵义，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刘伯承圆满地贯彻了毛主席的要求。

为保证遵义会议召开，中央决定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红军目前正处于敌人的包围中，除了保证遵义的安全，刘伯承还以军委的名义急令杨成武、耿飚率红四团朝着去四川的通道娄山关前进，如此，红军不仅把敌军甩在了乌江南岸，而且还把刘湘的川军阻在了长江以南。

为了把这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好，毛主席、周恩来和朱德决定先用三天的时间做准备工作，而且定下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规矩。

红军袭占遵义，在滇、黔、川等省的国民党军政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蒋介石对此似乎早有预料。贺国光从重庆给在杭州官邸的蒋介石发去急电，告知黔军的侯之担师丢弃遵义等要隘后潜往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蒋介石发落。蒋介石吩咐，先把侯之担看押起来，但不要处以极刑，以观后效。贺国光还报告，为了以防万一，他已经与刘湘商定抽调三十团兵力，以潘文华为围剿军总指挥，驻守泸县，负责堵剿。蒋介石告诫贺国光不要轻易相信刘湘，要自己亲自去布置实施。

薛岳密电报告蒋介石，他的部队已经取下镇远，王家烈约其在马场坪相见，请求会晤。蒋介石指示薛岳，趁着黔军刚败，派部队急行军占驻贵阳，另外要加紧追剿入黔的红军，更重要的是使地方军政中央化。

薛岳的十万军队进占镇远，使王家烈感到极大的恐慌，他担心接下来贵阳的行政大权也将被蒋介石掳去。但是，红军袭占遵义，他王家烈无力阻挡，蒋介石开进贵州，他同样也无力拒绝那十万中央军。为了不致于把贵州的军政大权拱手让给蒋介石，他决定给薛岳来个以柔克刚，表面上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假装围堵红军，实际上想尽办法赶薛岳走，让他在贵州呆不下去。所以，他要主动去见薛岳，先给足薛岳面子。

在王家烈马场坪的官邸，驱车前来的薛岳与王家烈寒暄过后，直截了当问王家烈黔军的实力怎么样，告诉他如果武器装备和人员配置有何不足可以直言相告。王家烈说蒋介石是知道黔军的素质和装备都是最差的，平时保境安民尚可，可是眼下面对的是红军，打起仗来难免拉胯。

薛岳说这不是问题，蒋介石已经明确指示，说如果黔军有何困难，他薛岳的中央军可以帮助解决。王家烈对蒋介石和薛岳的关心表示了感谢后，想跟薛岳商讨追剿红军的事宜，但遭到了薛岳的拒绝，薛岳不容置疑地表示要等王家烈跟他一块去贵阳再议。

王家烈顿感惊惶，这一招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以为薛岳到贵州的最大目的是追剿红军，没想到他们是直奔他的老巢贵阳，对此他毫无准备。薛岳说这是蒋介石的指示，要他们务必于当天赶到贵阳，而且为了保证贵阳的安全，他已经任命郭思演师长兼任贵阳警备司令，他问王家烈有什么意见。此时的王家烈哪还敢有什么意见，薛岳也只不过是跟他客气而已，哪管他王家烈有什么意见，向王家烈宣布完章程后径直离去，带着他的十万中央军浩浩汤汤开赴贵阳。

红军进驻遵义不久，北到松坎，南到吴江，方圆一百多里地全都被我军控制，这为我党在遵义开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创造了条件，可谓是天赐良机。中央把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安排在易怀之的小楼里居住，张闻天和王稼祥谈论着开好遵义会议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说天时和地利都具备了，又让他们三人住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人和这一条件。

毛主席说当年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尚能鼎足天下，而他们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如果在遵义开不好这个会，那可真是愧对江东父老了。他认为，要开好遵义会议，首先应该做一个有理有节讲分寸的报告，而这个报告由张闻天在会上谈比较合适，因为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同样的话由他来说就会分量大增。这个很有道理，李德、博古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成见，就算他说的是真理，李德、博古也会以为他这是跟他们过不去，如此，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当然，不是只让张闻天一个人说话，毛主席和王稼祥自然也会发言。只是会议的主题要突出，要有切入点，正如毛主席所言，打靶要打靶心，这次会议只解决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如此一来，就需要博古作一个全面的发言，也可以说是这个会议的主题报告，周恩来也应该相应地作一个副报告。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我党召开事关路线的中央会议应该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也是博古他们乐于坚持的规矩。可是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按程序报请批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大家找了一个开会的依据，那就是认真总结这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也该切实地面对现实了，这是大多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博古也无话可说。关于博古作主题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的事，也已确定了下来，万事俱备了。

张闻天、王稼祥遵义住址

贺子珍身怀六甲，跟着队伍一路鞍马劳顿，吃了很多的苦，毛主席心疼地感慨，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最伟大，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别人。毛主席还告诉贺子珍，马上要在遵义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他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讨论了一个提纲，由张闻天来唱主角。

正在夫妻二人说话间，张闻天和王稼祥拉上徐特立闯进了他们的家，大笑着说来尝贺子珍做的麻辣红烧鱼。徐特立给毛主席带来一本他学生时期就梦寐以求，还曾向徐特立借而不得的书《三通》。这套书是在遵义搞到的，早年徐特立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听王若飞说，我国著名的黄齐生老先生在遵义开办通俗图书馆，到了遵义以后他就专门拜访了黄老先生，就是在他那发现了这本书。当黄老先生听说毛主席一直在找这本书的时候，就大方地让徐特立将其转赠给毛主席，还让徐特立代他向毛主席问好。能在遵义找到这本书，毛主席甚感惊喜，多年夙愿一朝得尝，心里十分高兴。

其实，三通是三本书，一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二是宋代郑樵的通志，三是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世人统称这三部书叫《三通》。毛主席夸赞这本书是国宝，张闻天说有一天我们中国共产党得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些国宝搜集保护起来，同时还要尊重爱护那些保护国宝的人。

听到这里，徐特立向三人反映了一个事情，黄齐生老先生说，遵义有一位编写《续编遵义府志》的通硕大儒赵乃康先生，竟被当作土豪劣绅给关起来了。毛主席马上表示，请徐特立代表他们三人去看望赵乃康并立即放人，解释说下面的人无知，向他赔礼道歉，改日他们一定登门拜访。

博古正在写报告的时候，凯丰向其进言，说如果博古不承认路线错误，那他总结得再全面也是没有用的，说毛主席他们早就预谋好了，准备把李德、博古等人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利用遵义会议把他们赶下台，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还说连周恩来都倒戈了。

遵义会议期间博古住址

毛主席在遵义城里被街边一衣着破烂的中年妇人拦路乞讨，妇人下跪被毛主席扶起，她自称干人，也就是要饭的人的意思。此人说她几天没吃东西了，乞求给点吃的。毛主席把自己的伙食费仅剩的两块银元一下子全给了她，说快过年了，拿这个钱给家里买点吃的。妇人手握银元，千恩万谢，痛哭着又要下跪，毛主席及时搀起，宽慰她说红军就是给干人打天下的。妇人用期待的眼神问毛主席，红军要不要干人，而且是坐过官家大牢的年轻人，毛主席笑着说要，妇人道谢离去。

刘少奇、彭德怀等人认为，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要剖析李德、博古他们的错误路线的本质，从而使全党全军走上正确路线的轨道。而毛主席则认为，就算不先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的，因为时下要解决的军事路线，实际上就是政治路线。

红军当中有很多资历深的干部，如肖劲光、阿玉的丈夫周团长等，他们领兵作战的本领很强，自身也很想上前线冲锋陷阵，但都被教条主义者排斥，全部安置到后勤上，周团长当下就在干染布的活，江西老表刘富跟他在一起工作。毛主席和朱德来找到周团长，问他是否知道了妻子阿玉的事，周团长悲痛地说知道了。朱德告诉他，他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毛主席让他向毛泽民多要点钱，多买些布，争取给每个战士都弄件御寒的衣服。

红军占领遵义已经好几天了，周恩来等领导人预料敌人是一定有反应的。不出所料，红军从破译敌人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已经急令薛岳的中央军入黔并架空王家烈，另外还命令四川的刘湘防堵红军从黔北渡长江入川。遵义会议召开在即，刘伯承除了确保遵义的安全之外，还叮嘱叶剑英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一有情况，立即有效应对。

遵义会议前夜，周恩来和朱德都还没睡，两人在柏辉章公馆（遵义会议会址）楼上的廊檐下不期而遇。朱德叮嘱周恩来，说次日的会议周恩来是唱主角的，还说毛主席有学问有办法，主要是按实际情况办事，所以干得很有成效，尽管有人说三道四，但他还是很佩服毛主席的。

周恩来诚恳地说，毛主席的长处恰恰是自己缺乏的。朱德说他敬重周恩来的人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可是如果自责太重，往往会成为一种负担。周恩来说血战湘江之后，他内心的这种压力更大，仿佛许多牺牲的同志都在责备他。他眼含热泪满腹歉疚地说，断送了红军，就是千古罪人。

朱德客观地说，其实许多事情不都是周恩来所能够左右的，人们自有公论。他拿自己作比方，他是总司令，他也感到责任的重大，可他不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有些话就不便多插嘴，说了也没有用，所以他能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周恩来发自内心动容地说，他感到独力难支，每件事情他都想把它做好，可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恰恰是他最痛苦的地方，因为他毕竟是主要军事负责人。朱德说他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鼓励他明天应该站出来坚持真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结束错误的军事路线，重振红军。

周恩来的表情由歉疚转为坚毅，看着远方说，必须重新审视过去，审视自己。

保卫遵义会议

刘少奇会前找博古谈话，提出将会批判他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他表示想不通，但是他说他组织上可以服从，可是如果说他犯有政治路线错误，他绝不承认。刘少奇说博古现在可以不承认，但是历史将会证明大家的结论是正确的。刘少奇还建议博古，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主动地和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交换意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的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陈云、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列席会议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博古主持，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力图为“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辩解和开脱。在博古报告结束之后，周恩来作军事领导问题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检查了原因，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发言，他拿着一个和毛主席、王稼祥共同讨论的提纲，从理论上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以及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危害。紧接着，毛主席作了长篇发言，全面总结了自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深刻地、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战略方针及其表现。

毛主席说：“他们以单纯的防御路线代替积极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术守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所击破，结果呢，他们在进攻的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防御的时候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在转移的时候呐，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

遵义会议会议室

遵义会议召开的同时，红军新兵招募处人山人海，广大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以及穷苦人民的青壮年积极踊跃、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红军。有的女学生为了参军还临时起了个名字，原因是觉得原来的名字不够革命。

一个穿着当地少数民族服装的年轻小伙子快速跑到刘英面前，自称干人，说他想参加红军。刘英不了解“干人”的意思，身旁的女战士告诉她干人就是讨饭的，还说这个小伙子想参加红军。小伙子又强调一遍自己是干人，急切地问干人能不能参加红军。刘英问他为什么要参加红军，他说有一位红军给他娘两块银元，并且说从大牢里出来的人也能参加红军。

胡班长在旁边看出来了，这个小伙就是那天向毛主席乞讨的中年妇女的儿子。他向刘英证实，毛主席答应过小伙的娘，坐过官家大牢的青年，可以参加红军的。刘英高兴地应允小伙子参军，并问他叫什么名字。小伙说他的娘为了记住红军的大恩大德，就给他改了名字叫干人。刘英说“干”字入不了百家姓，便给小伙改成为“甘人”，表示他参加红军以后就苦尽甘来了。小伙感激不尽，当场要给刘英下跪叩谢，刘英赶忙拦住，告诉他红军是官兵平等，不兴下跪的。

会场里，毛主席继续直言不讳地说道：“我还要对李德顾问在军事上的错误提出批评！首先，他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更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仅仅依照一般西方的战争理论纸上谈兵，打起仗来甚至连战士要走路、要睡觉、要吃饭都不考虑。其次呢，在重大的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既不审时又不度势，完全靠着那个并不准确的地图，关在屋子里瞎指挥，包办了中革军委的一切工作。所以，在清算‘左’倾军事路线的同时，必须对博古、李德的严重错误提出批评！我的话讲完了。”

王稼祥发言：“我赞成洛甫（张闻天）同志的报告，我更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长篇发言，一句话，必须结束三人团至高无上的指挥权，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发言：“我完全赞成和支持稼祥同志提出的，由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的建议！现在，是到了该追究中共中央和博古、李德错误的时候了。一年多以来，你们排斥毛泽东同志，相信和依靠外国人，结果呢，丢掉了中央苏区，牺牲了五万多红军指战员呐！现在，我明确表态，如果继续这样领导的话，我们再也不能跟下去了！”

话音刚落，会场想起了热烈的、持久的掌声。当然，博古、李德和凯丰没有鼓掌。

朱德发言结束后，政治局委员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总参谋长刘伯承、代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李卓然等相继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严厉批判李德、博古等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拥护毛主席领导指挥红军。

周恩来再次请求发言：“首先，我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也赞成其他同志的发言。经过无数的失败，大家逐渐明白了，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啊！鉴于我自己参与军事指挥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赞成调整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分工，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和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旧址

薛岳致电吴奇伟，说蒋介石发来了急电，命令他们立即找到中央红军的准确下落，同时让吴奇伟派部队奇袭遵义，突破乌江。挂掉电话后，薛岳居高临下地问站在一旁的王家烈是否都听到了，王家烈战战兢兢地急忙回答听到了，他说由于他治军无能，再加之黔军派系林立，导致遵义失守。薛岳毫不留情地指责王家烈说的都是屁话，然后严厉地命令他们黔军向遵义集结，在中央军的配合下一定要把红军消灭在遵义一带。

由于收到紧急军情，会议暂停。周恩来安排彭德怀立即赶回三军团，毛主席叫彭德怀提前退席，跟周恩来到外面去领受战任务。走出会场，周恩来告诉彭德怀情况发生了变化，吴奇伟所部派重兵和飞机向乌江南岸袭来，情况十分危急。彭德怀说他马上赶回前线，把敌人阻止在乌江和刀靶水一线。周恩来郑重地告诉彭德怀，这一仗关系到遵义会议能否顺利完成，最后跟彭德怀用力地握手告别，并说“拜托了！”彭德怀让他放心，敬礼离去。周恩来站在原地，用满怀期待的眼神看着彭德怀的背影，一会儿功夫后才快速返回会场。

会议继续，王稼祥站起来发言：“博古同志的错误，是在军事上完全听命于李德，还把这位洋大人捧为太上皇，这怎么行呢？”

博古发言：“在座的各位，我也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负有军事上指挥的错误，这一点我承认！但绝对不是路线错误，请在座的大家好好想一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近十比一的情况下进行的。十比一呀！这是多大的悬殊哇！”

凯丰发言：“我支持博古同志的发言，我不赞成老毛等同志的发言！因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不可能犯路线错误。一句话，红军的失败，是敌人过分强大造成的！”

毛主席发言：“我不同意博古同志和凯丰同志的意见！敌人的强大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三十多万，红军呢，三万，十比一呀，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五十多万，红军是近七万，八比一，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这就充分说明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背离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机械地套用洋理论的必然结果，这也就是‘左’倾军事路线给我们带来的主要危害！”

凯丰抨击毛主席：“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打仗的方法也并不高明，无非是照两本书打的，一本《三国演义》，一本《孙子兵法》！”

毛主席也并不生气，笑着心平气和地反问：“打仗哪有靠书本打的？嗯？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啊？”

凯丰一时语塞，被问得哑口无言，在众人的围观下表现得极不自然，但表情还是不服气。

遵义会议会址

周恩来劝阻双方不要争论了，提请审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决议。在大家的一片热情洋溢的掌声中，会议的各项决议全部通过：

一、毛泽东同志增选为常委，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进行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至此，遵义会议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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