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诗作评价（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写在前面：

“倚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说起隋末唐初的王绩，这个被称为“斗酒学士”的诗人，似乎就绕不开一个“酒”字。

其人嗜酒如命，因酒丢官，纵酒自适，撰《酒经》，写《酒谱》，而且，赞嵇康，颂陶潜，其诗歌也多以酒为题材。

“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但是，其诗虽篇篇带酒，可并无一醉语，他是少有的人间清醒，醉和醒，也只不过是旷达和萧疏而已。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其实，早年的王绩也是有襟怀和抱负的，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身处隋唐之际的乱世，他的期待总是令其失望。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其一首名为《醉后》的五言绝句，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道尽了其抑郁难平之心事。

简译：

三国时的阮籍沉湎酒中，清醒的时候少，东晋的陶渊明爱饮，醉酒的时候多。

失意的我应该怎样度过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呢？还是乘着酒兴，吟诗作赋，自娱自乐吧！

赏析：

这是一首抒发人生感慨的小诗，看似豪放不羁的笔触，却是其落寞失意人生的真实写照，诗题虽为醉后，实则句句清醒。

“阮籍清醒少，陶潜醉日多。”，诗人以阮籍和陶潜两位古代名士开篇，乍一看，似有意为自己买醉作开脱之嫌。

阮籍是三国时期魏国诗人，竹林七贤之首，品行高洁，疏放旷达。

而其之所以“醒时少”，是因为不满司马集团的独专谋权，但自己人微言轻无力反抗，酣醉不醒只不过是其寄人篱下的自保罢了。

陶潜就是陶渊明，东晋末期人，虽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却只得了个仅享“五斗米”的区区小官。

社会动荡，朝局混乱，政治昏暗，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所以其自然就“醉日多”。

辞官归隐，修篱种菊，躬耕陇亩，“携酒去，载诗归”虽然是诗酒人生，但终是意难平。

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疏旷行者，一个是清高率真的田园隐士，但究其根底，都未摆脱失意人生的命运。

而王绩将自己与前朝名士相提并论，也并非没有原因，自幼好学，博闻强记，15岁时就得权臣杨素赏识，称为“神童仙子”，20岁中高第，授秘书正字。

这样的人生起点不可谓不高，可生性简傲的他不愿在朝为职，后被改授为扬州六合县丞，因其嗜酒误事，不久就被罢职，遂回乡归隐。

自带魏晋高风，疏放真挚的王绩，对阮籍陶潜二人的际遇自是感同身受，且大有同病相怜之叹，即便是醉后写诗亦不忘以其自比。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诗的后两句自问自答，看似已经为人生找到了答案，似千帆历尽后的豁然开朗，实则是其郁郁不得志的无可奈何。

“百年”，借指人的一生，“何足度”即过得很快的意思，在王绩看来，人生百年，亦不过瞬间而已。

所以，他诗曰：“不如高枕卧，时取醉消愁。”，且认为酒至大醉，既可忘忧又能文恩泉涌，诗兴大发，何乐不为呢？

这向醉中逃避的消极思想，显然与其“弱龄有奇调，无事不兼修”的人生理想相去甚远，而这“乘兴”未必不是“败兴”，“醉后”的清醒，又是何其令人惆怅。

写在后面：

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隋末唐初人，出身官宦世家，大儒王通之弟，诗人王勃是其侄孙。

“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在其《自撰墓志》里，王绩如此评价自己短暂的一生。

三仕三隐，终其一生，王绩都在出世与入世中纠结，特别是入唐后，虽心念仕途，却又怕难以显达，总是意难平。

“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几番起落，怀着对现实的不满，他还是走上了酒诗自娱的隐居之路。

失意的仕途，却也成就了王绩的文学成就，被公认为五言律诗的奠基人，有《王无功文集》五卷本行世。

“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一生嗜酒的王绩，因酒误事，也因酒留名，酒中有仕途坎坷的意难平，也有其旷达疏放的快意人生……

王绩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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