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蔡元培(梅贻琦和蔡元培齐名)

梅贻琦与蔡元培(梅贻琦和蔡元培齐名)(1)

梅贻琦([méi] [yí] [qí])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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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 光绪 十五年)12月29日,梅贻琦生于天津的书香世家。父亲梅曾臣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

1904年进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最后以全校第一成绩毕业,被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宣统元年),首批庚款留美生考试放榜,一共有630人报考,他在被录取的47人中,取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之后到美国,梅贻琦攻读电机系, 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

于1915年 ,26岁的他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国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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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留学归国后在清华教书。

可他天性寡言,不喜讲话,因此每天频繁地讲课令他身心俱疲。

这位年轻人心情苦闷,便转向自己的前辈诉苦,说不想干了。

前辈一听,勃然变色,问:

“你教多久了?”

“半年了。”

“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

正是这一劝,就劝出了一位闻名遐迩的大学校长梅贻琦,并且这校长一当,就是17年。而这位前辈就是他的恩师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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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底,清华大学迎来了新掌门人——42岁的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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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长之位空缺了大半年之后,梅贻琦从美国回来,走马上任。

这个现在可是不好当的,前任校长罗家伦是个年少得志的国民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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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家伦

他在任期间,每天穿着国民党少将军服,大肆在校园内宣传国民党党义,试图将党义嵌入教科书中,还强迫学生们军训,接受驯化。对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动辄予以打压。最后被迫当众辞职,被学生们赶出校门。

在他之后,教育部又派了三位校长,刚到清华任职,就被老师和学生们赶出校门。

个中关系,错综复杂。

学生提出,新校长要满足五个条件:

1、没有党派色彩。2、知识渊博。3、要有很高的威望。4、人格要高尚。5、能实实在在发展清华。

但是当时的情况并不仅仅要符合师生的;还有有美国的背景,获得美国使馆的认可(清华前生就是留美预备学堂);同时还得兼顾教育部的不反对,在政治立场上没问题。

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上,发表了著名的“大楼与大师”的言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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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办大学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研究学术,一个是造就人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是要有设备,另一个是要有教授。

“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个大师。”

提出要延揽人才,尊敬在校的教授。

梅贻琦不断削弱自己的校长权利,奉行“教授治校”原则。

每次学校遇到什么问题,先让教授们自己开会讨论,一旦得出一个明确的结果,他会坚决执行,落实到位。

这就是梅贻琦在清华竭力推行的民主制,他成功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会组成的行政体系,以“无为而治”的方式介入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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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年里,清华大学便声名鹊起,梅贻琦一直深受当时师生们的爱戴。

有人问他,为什么清华师生赶走那么多校长、教授,为什么他那么受拥戴,秘诀是什么?

他却半开玩笑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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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早年在做教务长时,清华欲成立国学院,就是梅贻琦亲自延聘教授。

在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名单之中:留美博士赵元任,前清国学大师王国维,维新领袖梁启超和无任何文凭的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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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校长曹云祥对于陈寅恪的聘任犹豫不决。

梅贻琦力排众议:“此导师之职位,非陈寅恪不可,虽无一纸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

清华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正是从梅贻琦这里开始的。

还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192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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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大师华罗庚

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

20岁时,他以一纸论文轰动数学界。

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找到梅贻琦:

“不知这个年轻人你听过没,这样的才华是绝世罕见的,如果我们能让他进清华接受教育,以后必将在数学界有伟大的建树。”

“听你的”

“不过事情有点麻烦,他只有初中文化,会不会影响太大,不怕教育部说我们清华乱来?”

梅贻琦摆摆手,让他只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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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华罗庚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未经讲师、副教授两级职位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清华从一个名气大但无学术之实的高校,跃升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日后从这里走出的学生,不少都是誉享全球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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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者陈寅恪曾评价说: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而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

1935年12月9日,北京各大学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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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学生运动

数千名军警冲进清华大学抓人,他们先找到了校长梅贻琦,要求马上提供住宿名单。

梅贻琦一言不发、默默地交出名单,让在场的师生都惊呆了。

随后,让校工断掉了全校的电,一片漆黑的清华校园,他悄悄转移走了名单上的所有学生们。

军警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黑暗中搜寻了很久,却发现名单上的人员和地址根本对不上号。

最后梅贻琦很诧异的对来人:“不好意思,慌乱中,拿错了,那是前年的名单”

朱自清,闻一多,吴晗,这些国民政府最为痛恨的眼中钉肉中刺,都被梅贻琦留在了清华。

大师云集,成为了清华最引以为傲的学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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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梅贻琦的一生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最早带领中国教育走向世界顶尖水平。他不光奠定了清华百年来的风骨,也是西南联大最重要的掌舵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立清华大学被迫迁到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被迫西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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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言的梅贻琦讲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掌告无罪”。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正如梅贻琦所说:“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在大师之大。”

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真正担当得起“国之重器”的称谓。

每次提起西南联大,就会必称它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

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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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八年的时间里,它一共培育了3882名学生。

这当中,就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以及各学科的开创者、100多位人文大师。

正如从西南联大毕业生的杨振宁所言:“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虽仅存在了8年,但她培养的人才对新中国的贡献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文学教授中,有国学很深的学者,有学贯中西的大师,有著名的诗人,如陈寅恪、钱钟书、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金岳霖、钱端生、冯友兰、闻一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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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合影。后排左起:梅贻琦、韩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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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到达昆明后。当时联大有三个常委,张伯苓和蒋梦麟都在重庆做事,真正管理联大的人只有梅贻琦一位。

很多事,都需要地方政府的帮助。梅贻琦三天两头往省政府跑,找时任省政府主席的龙云帮忙。龙云也事事尽心尽力的去做,因此两人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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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办了一个教学质量高的附中,许多人都想把孩子塞到这所中学。

但是铁面无私的梅贻琦有一个准则:以成绩说话,差1分也不能录取,谁说情也没用。

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了这所学校。

龙国璧名落孙山。

龙云的夫人私下里找过梅贻琦求情,未果

曾给予联大许多支持的龙云,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亲自去找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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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笑了,对龙云说:“主席您不说,我也知是何事,孩子没有考上,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校长,您看是否能通融一下,破格录取。”

“主席,若是可以,贵夫人前日和我说时,我便可以定了,规矩不能破啊,否则,治学怎可严谨。孩子只差一点就考上了,说明实力还是有的。这不,辅导老师我都找好了,潘老师每晚登门给你家孩子辅导,有潘老师辅导,明年定能高分考上。(一年的辅导费是梅贻琦自掏腰包的)

话已经说到这个分上了,虽有不满,但也无话可说。

后来龙云的秘书长对他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也未被录取。”

龙云顿时对梅贻琦的不满,烟消云散,还多出了十二分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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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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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清华大学校庆,四校的领导合影。左起分别为: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子坚

1948年12月,梅贻琦为了保住清华大学的庚子赔款基金(这笔数额巨大钱,当时在美国),离开了大陆。

1955年,梅贻琦从美国去台湾,继续筹办清华大学,但他说:“真正的大学仍应该在北平清华园”

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

“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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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先生晚年病中

1962年5月19日,73岁的梅贻琦在5月19日与世长辞,安葬在台北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山顶上,墓园取名为“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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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贻琦校长安息的“梅园”(于右任先生题字)

谁能想到,就这样一位名字在民国教育界如雷贯耳,学术地位超然 ,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的人物,住院期间,连药都买不起,丧葬费居然是靠校友募捐才解决的。

梅校长执掌清华基金几十年,手里握着一笔巨款,怎么可能会穷酸至此呢?

办完丧事不久,清理遗物时,他的家属打开了梅贻琦生前经常随身携带,视为珍宝,但从未当众打开,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一个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被揭开了:里面不是重要文件,不是支票存折,只是一个账本——清华基金的账本。

几十年来清华基金的每一笔用处,他都记录得明明白白,没有一处疏漏。所有的钱,他都用在了清华大学的建设上,没有一分落入私囊。

这就是他宝贝了一辈子的东西。那一刻,所有人都沉默了。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说:梅贻琦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也就无需写什么遗嘱了。

胡适是公认的大师,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但从来没有人称梅贻琦为“大师”。他也从不觉得自己有资格称什么“大师”,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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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一直在身体力行地践行。

梅贻琦——永远的清华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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