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陵之战孙膑为什么要让士兵砍树(孙膑为啥在战国销声匿迹)

战国时期,是一个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大时代”;几乎无规则的惨烈竞争,催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思想家、谋略家以及军事统帅。但在这些才俊中,既能率领千军万马杀敌建功、又能著书立言影响千年,配得上“军事家”头衔的,只有吴起和孙膑二人。

但“善始者众,善终者寡”,堪称时代骄子的“孙吴”,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对于吴起的结局,各类史书中交待得明明白白:他在楚国推行的变法,一度让“诸侯皆患楚之强”;但由于对既得利益者带来了巨大损害,让他最终死于贵族们的刀箭之下。

而孙膑的结局则相当蹊跷:马陵之战后,齐国强盛一时,而孙膑本人则“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但在其后,他就彻底从各类战国史料中消失了,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

难道真如一些观点所言,他在其后功成隐退了吗?非也,根据后来的蛛丝马迹以及后世的史书记录来看,孙膑很大几率被齐国君臣杀害,成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规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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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汉书》透露,孙膑落入了与吴起、商鞅、李斯等人一样的结局

《战国策》序言中称: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

此序的作者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曾巩,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是:

在战国时期,人们抛弃了周礼、王道,醉心于四处游说、投机取巧;所谓的权谋、谋略,虽为他们带来了一时的好处,最终却也造成了反噬效果;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自己的诈谋而丧失性命;而任用他们的各国,最终也难以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而我们知道,苏秦、商鞅、吴起、李斯均死于自己所服务的政权之手,也就是说,孙膑也未得善终。

而《汉书· 刑法志》则描绘得更加直接:

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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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戮,就是被诛杀。吴起被楚国贵族的乱箭乱刀砍死,有些史书中甚至称楚肃王还将他的尸身车裂(可以理解为五马分尸);商鞅被秦军杀害后,尸体被带往咸阳,同样遭受了车裂之刑;白起则被秦昭襄王赐剑而死。而《汉书》的作者班固称,这些人玩弄权术,最终自己也难逃死于非命的下场,可谓咎由自取、报应不爽。可见,根据他的说法,孙膑同样是死于非命,说不定场面还有些惨烈。

而如今一些观点声称,孙膑晚年辞官回归故里,专心于著书立说;齐王不仅时常派人来探望他,还为往来频繁的官员们专门修建了驿站;其后,这里一步步成为朝拜圣地,甚至还发展成了驿站城。

不过这种说法,像极了那些导游们口中的历史趣闻;为了增加名胜古迹的吸引力,他们往往投游客心头所好,根据野史整理出一些故事,让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大呼过瘾。历史往往比传说更真实,也更残忍。即使抛开以上史书记录,我们结合其后的战国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也能得出更加接近真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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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的压力,齐国不可能让孙膑全身而退

首先,顶级人才,是各国的核心资源,特别是军事人才。孙膑这样的军事家,任何诸侯国都不会将其束之高阁,更不会让其流入他国。

战国之争,本质上是制度和人才的博弈,成名的人才想要投奔他国,并非易事。魏国虽是头号人才流出大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人员外流视若无睹:吴起之所以能顺利逃到楚国,得益于他身为西河郡守、掌握一方大权的特殊优势;公孙鞅外逃时,只是一个济济无名的中庶子;范雎、孙膑出逃时,则都是躲在外国使者的马车中,费尽心机方才得逞。

而那些已经名满天下的人才想要主动离开本国,其难度无异于登青天。我们都知道,商鞅逃出秦国受阻,是因为他自己设立的户籍制度;但这一制度,正源于春秋时期的齐国。张仪成功离开秦国,则是编造了一个挑拨齐、魏两国相争的谎言。而失宠的范雎,史书记录他死于封地,也有史学家认为他被秦王所杀。

总而言之,翻看战国时期顶级人才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在那个时代,功劳与能力是柄双刃剑,个人的才华与结局往往成反比。他们要么落入“兔死狗烹、功高震主”的境地,要么被所服务的国家榨尽最后一丝价值方才罢休。尤其像孙膑这种能够以一己之力扭转战局的军事奇才,堪称那个时代的“大杀器”;想隐退修仙/回家种地?谁能保证他不会被别国挖走?况且,那时的齐国迫切需要军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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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马陵之战后,齐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

齐国虽能连续在桂陵、马陵击败强大的魏军,但这并不意味着齐军的硬实力强大。

齐技击、魏武卒、秦锐士、胡服骑射后的赵军,这四者是战国精兵的代表。其中,齐技击创立在春秋时期,是最早的职业军人。但在进入战国后,随着各国对军队职业化的重视,齐军的弱点越发明显:

第一,与秦、魏等国爵位与物质双重奖励并重不同,齐技击享受的回馈集中于金钱及物质,而当齐人普遍越来越富时,作战的动力随之下降;

其二,齐国民风较差,“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与“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秦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的民众组成的军队,灵活有余却纪律松散、狠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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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荀子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而齐军之所以能在桂陵、马陵击败魏军,绝大部分是孙膑的功劳。他利用魏军对齐人多年来形成的轻视:“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抓住对方急于回师的心理,结合地形的优势、以逸待劳,将不可一世的魏武卒打落神坛。

而在马陵之战后,齐军的战斗力则迅速下滑。公元前334年,南方的越国作势大肆伐齐,被齐人一番忽悠掉头攻打楚国;第二年,楚军大举北上,在痛殴魏军后,挥师东向,一路势如破竹、兵峰直抵徐州,齐王不得不请求纵横家陈轸出马,晓以利害,才劝退楚军统帅昭阳。

被越国盯上、被楚国胖揍,齐军完全没了马陵时的威风。这个时候的齐王会放孙膑隐居?估计只有小学生才信。只有一个可能,此时的孙膑已死,而且是死于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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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田忌、败也田忌

当初孙膑从魏国逃往齐国后,投奔到齐国贵族、名将田忌门下,并得到了对方的优待。其后,在一次上流阶层的赛马活动中,田忌采取孙膑的计策,从齐王那里赢到了千金;紧接着,他借着这个机会,将孙膑隆重介绍给齐王,帮助这位身体残疾的门客一跃获得军师之职。

而接下来,孙膑的所有成功,都与田忌息息相关。公元前353年,田忌采取孙膑“围魏救赵”的计策,在桂陵大破魏军;公元前341年,这二位搭档故技重施,“围魏救韩”,在马陵歼灭魏武卒主力、俘虏魏国太子魏申。

可以这么说,在养士之风浓厚的的战国时期,田忌既是孙膑的贵人,也是他的主人,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但不断的建功立业,也为田忌带来了烦恼。当时的齐相是邹忌,正是在此人的建议下,齐威王大刀阔斧推行了吏治改革,使齐国的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出于对权势的掌控欲望,“两忌”之间却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战国策》中称:“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不相悦”。出于对田忌战功的嫉妒,邹忌和他的心腹公孙阅长期在齐王跟前进谗言,这也让田忌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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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膑也积极的为田忌出谋划策。在从马陵回师的途中,他建议田忌趁着大军在握的机会,挥师直杀临淄:

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则将军不得入与齐矣。

即从临淄西门杀进宫城,控制齐王、干掉成侯邹忌。但这么狠辣的策略,并没有被田忌采用。

而接下来的事情走向也一如孙膑所料。邹忌为了除掉田忌,派人假装后者的手下、在大街上公开找人占卜:“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可乎?”。成大事,也就是要当齐王,或者说控制齐王。

“功高震主”,是所有君主的“七寸”;百口莫辩的田忌在愤怒、惶急之下,带领自己的门客们攻打临淄,最终兵败逃往楚国,齐国的大权如愿落入邹忌之手。

直到公元前333年,齐国面临楚军的徐州之围后,田忌才被从楚国召回。但在此后,他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齐国的所有战事,都没出现过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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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合《汉书》及《战国策·序言》中的观点,笔者认为,孙膑极有可能在公元前341年田忌攻打临淄事件中被杀。

毕竟,他曾在事前建议田忌先下手为强,这属于赤裸裸的叛乱之举,史书中能记录在案,说明此事必然已为他人所知,邹忌、齐王都不会容忍提出这种主意的谋主;

其次,“田忌率其徒攻临淄”,孙膑难以独善其身;而且作为一名残疾人,他很难像田忌那样利索的逃走;就算他能逃走,那接盘的国家中,为何没有出现他的相关记录?这可是一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军事天才。

从本质上而言,孙膑之死,是一起“功高震主”引发的政治斗争事件。田忌后来能被召回,因为他是田氏贵族;而按照古代政治斗争的一贯作风来看,这一事件总会找到责任人背锅。最合适的“背锅侠”,邹忌一方可能是公孙阅,田忌一方,当然首推军师孙膑。

为古时那些死于非命的人才们默哀。

参考资料:《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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