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死去的原因 芥川龙之介短短一生35年
新人结婚时，不应该手搭着圣经说不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至死陪伴，应该把手放在《进化心理学》和《自私的基因》之上，宣誓：我将违背我的天性，忤逆我的本能，永远爱你。
这是网络上年轻一代对于婚姻誓约的质疑。
科学、科技越发展，人类对自我、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人之本性是什么？现代人已达成共识：趋利避害。人面对极端灾难“成功基因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无情的自私性”。
黑泽明导演的电影《罗生门》获得第24届 〔1952〕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个故事简单，层级丰富。
讲述的同一个突发事件，当事人们各执一词，过程形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相扑朔迷离。
黑泽明的四个故事版本中有一个是事实的真相，但原著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只有三个人的供词，读者无从得知真相。
不管是影片《罗生门》还是短篇小说《竹林中》，直指人心的核心不变：就是把人性放在烈日下晾晒，即使竹林丛影，也遮盖不住人间的疾苦与扭曲。
东野圭吾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一口气读完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集《罗生门》中的十一篇经典作品，就像站在11个时间点位，直视太阳，有时晕热，有时炙烤，在烈日下一同自省人性的皴裂。
芥川龙之介用他短暂的生命35年，以小说形式深刻地思考了三个问题：
- 人为什么活着？
- 如何才能避开视觉的迷惑，直达人心？
- 人该怎样面对死亡？
芥川龙之介幼年时母亲精神病严重无法照顾孩子，让他对人生观产生了扭曲的理解，他害怕自己如母亲一样的结局，担心自己成为失智的疯子。
每一次境变，他都小心翼翼，最初渴望曲径通幽，却在目睹了好友宇野浩二发疯后，放弃了活下去的勇气。
芥川龙之介生而为人的痛苦，完全可以透过自传体小说《一个傻子的一生》看见端倪。
他总结了些许家庭因由：
“他想过一种死而无憾的激烈生活，但他依然在养父母和姨母面前谨慎小心地生活着，这就造就了他生活的阴暗两面。”
他进入社会后，遭遇了层层叠叠的悲观失望：
日本资本主义高速蓬勃发展中，天灾人祸横行的乱世，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那一年是1916年，芥川龙之介创作了《罗生门》。
善、恶、虚、实等所有的一切都被绝对化、孤立化，人与人之间也相互疏远、陌生，人人都在“吃人”，人人又都在被“吃”。
大环境糜烂下，芥川龙之介的私生活也遭遇重创，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吉田弥生，却遭到了养父母和最疼爱他的伯母的反对，致使他的恋爱无疾而终。
他自幼寄人篱下，敏感多疑，这次情感的打击，使他感受到家人在所谓好意掩盖下的自私，另一方面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意识到自己的自私，悲观厌世的情绪之下，芥川创作了取材于日本古典故事的《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在1914年，直到生命结束，在日本文化界创作不过十四年生涯。他的148篇短篇小说的反响热烈，质量上乘，足以跻身日本文化圈。
在1921年作为《每日新闻》特派记者，芥川龙之介在上海、北京等中国各地游走，鲁迅将他的《鼻子》、《罗生门》两篇小说翻译并发表在了北京报刊《晨报》上。
芥川龙之介阅读了鲁迅的译文，非常满意，“自己笔下的情绪跃然眼前”，1925年，他还特意写了一篇题为“日本小说的中国翻译”的随笔，高度评价了鲁迅的翻译。
《戏作三昧》和《山药粥》两篇作品，都表达了芥川龙之介对于内心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矛盾和无奈屈服。
《戏作三昧》中表现的小说家虽然落笔自由，但依旧囤于现实环境，不得志、不得已无法在现实中自由创作，受到家庭、书籍检察官、同行的挟持、压制批评。
《山药粥》中表现的其貌不扬、受人欺负的——五品，内心坚定，上天给了他一副不公平的皮囊，让他受尽嘲弄侮辱，但却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一句“莫如此呀，各位仁兄！”万事求和。
但万万没想到，巍峨之下的口腹之欲俘虏他最后的尊严，那就是对山药粥喜爱，最终失去最后的尊严，受侮世间。
诱惑藏于变幻无常中，一旦有松懈之心，便会落入无尽的深渊，无法回头。
这两个故事不像《水浒传》里的武大郎，有机无害，却死于非命，不像《孔乙己》被人打断腿，不得而终，它们没有结局。
尘埃落定一切在于心境之变。
由善入恶，由愤入俗，由乐入苦，那一刻的到来，就是转念。
转念发生之前并不容易被发现，它只是一瞬间的存在。一旦进入心魔，整个人的心境都进入急转直下。
儒家思想认为人天生有喜怒哀乐之情，有趋乐避苦之心，我们不能消除这些自然本性，只能去引导、控制，以让自己不偏离正途，不迷失本心。
芥川龙之介22岁写出让他一举成名的《罗生门》，35岁服用安眠药离世。外界评价他是“划过天边的耀眼瞬间”。
短暂一生的时光里，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很多作品都展现他对世界的观察角度：视觉上带给人的永远是偏见和局限，人心难测，真心难寻。
《鼻子》中和尚内供因鼻子过长，想尽一切办法要对身体器官进行矫形。经过一番颇富戏剧性的折腾，鼻子终于如愿以偿地缩短了，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尊重，于是期待回到最初的模样。
一场闹剧演下来，鼻子长短不变，内供却从惴惴不安过度到心安理得。整个过程，内供折腾的主要动力并非自己的不方便，而是周围人对他的看法。
内供最后也没有意识到“原来小丑就是我自己”。
在《手绢》和《橘子》两篇作品表现是自己对他人的观察，都来自坐在对面的一位女性。
《手绢》写的是一位老师与学生家长的一次会晤，得知学生已病逝，老师对这位年轻母亲预设了一场悲痛的推理演绎表现，但她却意外隐忍平静，只有拿着手绢的手可以看出微微颤抖。
有西方生活经历的老师，有一位法国妻子，他因此对中西方文化语境下女性，作了简短的辨别后，发现东方女性即便在丧子之痛下依旧保持冷静、得体，只有在细微之处，才能看见真情的流露。
《橘子》的故事相对生活化些，“我”在火车上观察坐在对面的乡下姑娘，从视觉上得到的刻板印象是粗俗、甚至是让人厌恶。
火车经过小镇时，姑娘将手中五六个橘子朝站台上的来送行的弟弟们扔过去。这转瞬即逝的人间真情的镜头，震撼了软弱庸碌、无聊的“我”。
女孩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依旧是皴裂的脸，粗糙的手，麻木的表情，但“我”却因此找到了人生继续下去的勇气。
《橘子》与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有异曲同工之处，“我”的初始心态是烦躁无聊的，但父亲与女孩因橘子而展现的一系列普通动作，却让“我”产生了心境上的巨变，对人生与生活有了更深的不舍和眷恋。
同时，也是对自己常常陷入环境中变得麻木不仁、消极厌世的自警。
人活一世，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时它会欺骗你，把你带入谷底，多用眼睛去拨开云雾，直达人心，反转与内幕都在直视后的人心之上。
芥川龙之介35岁自杀之前，作品中曾多次与死亡有深度探讨。
从小就目睹母亲去世的经历，激发了他对人对己的悲剧处境的一个认识，并且在不同时期，一次次探讨活着与死亡的意义。
他的经典小说《地狱变》堀川大公手下的画师良秀，不惜残酷地牺牲自己的女儿，完成了一幅妖血斑斑的“地狱屏风图”而后自杀。
表面来看，芥川龙之介以艺术极端的手法探讨了艺术和人生之间的关系。但我始终认为堀川大公对良秀女儿觊觎已久的无耻之为，始终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推手。
也是芥川龙之介对自身家庭状态、社会藏污纳垢、满目疮痍的不满和泄愤，艺术家无法得到应有的创作自由，在胁迫中屈辱中被牵制，只要完成自身使命，做出极端尚且伟大的作品，这是无奈之举，却也是艺术家的反抗。
死亡在艺术面前可以作为最后创作激情的诱导，也是封神之作的最后力量。
芥川龙之介对死亡的认识不断地转变、思考。《地狱变》有一种三岛由纪夫《金阁寺》的毁灭之美，女儿与金阁寺同样都是人物心中的精神圣地与魔障，在大火中的毁灭与死亡，是毁灭成为了重生的路途。
有一篇现实小说《枯野抄》很少被提及，却也展示了芥川龙之介的一种对死亡的审视和嘲讽。
气若游丝的师傅奄奄一息，临终前被众弟子围坐，每个人内心戏被芥川龙之介一一展示，堪称人性的盛宴，也同样验证了《竹林中》每个人各持一词的虚伪，人间真伪难辨，尤其在死亡面前，自私利己的人性本质彰显无遗。
芥川龙之介描写的众生相，并非极端丑陋的嘴脸，而是人性的阴暗面。
《一个傻子的一生》还逼真地描绘了自己无限次接近死亡的景象：
“他执笔的手开始颤抖，口水也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他只有在服用了0.8克苯巴比妥，安睡一觉之后才能清醒。不过，这清醒也只能维持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他在着昏暗之中捱过了一天又一天。”
如此以来，一眼望到底的通透，便成了芥川龙之介对于死亡的不惧，甚至是渴望。所有的绝望，都是对失去的不舍，所有的死，都是对再生的渴望。
写在最后：
芥川龙之介与太宰治的作品，在中国受到了家长们的极力回避，我也并不认为他们的作品适合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阅读。
艺术家的作品并没有对错、高低之分，但确实有些会容易让解读能力稍弱的人群误入另一番歧途。
人到中年人生阅历丰富，读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反而找到某种制衡的力量，透过“丧”之迷雾，感受到人性最彻骨的幽暗之处，懂得惜得之后，便无所惧怕。
人最绝望之时并不在最黑暗的之处，而是无法预知的一步步走向至暗。
—作者：荣荣—
深长缓慢地阅读，长程深入地思考，拒绝短平快失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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