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学家名著（女翻译家薛绍徽的贤媛人生）

本文转自：闽都文化研究会

2015 年8 月23 日，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三体》英文版第一部获得第73 届“雨果奖”的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因此它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界的盛事，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盛事。

中国例无科幻之学，因国门开放，才引进这舶来文学。最早翻译科幻小说之举始于福州才女薛绍徽与丈夫陈寿彭。他们于1899 年，首次翻译了凡尔纳的作品《八十日环游记》( 经世文社，1900 年)。此后，1902 年梁启超撰写《新中国未来记》预言百年后的中国，鲁迅1903 年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等……清末最后十年之间，至少有近百篇翻译或创作挂名“科学小说”，掀起了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第一个浪潮。

甲午海战失败后，思想家严复翻译了以《天演论》为代表的大量西方政治、经济、自然科学以及伦理学、哲学著作，为国家富强做思想启蒙；古文学家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出版了以《茶花女》《黑奴吁天记》等为代表的小说，在文坛上引起人们对自由平等的思索，一时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称。作为他们同时代的福州籍翻译家，薛绍徽却显得那么寂寂无名。甚至在1996 年编的《福建女名人》中，竟然查不到她的名字。幸而近年，薛绍徽，这个湮没在时光里的名字，经过一些女学人，如旅美学者钱南秀、福建省委党校教授林怡等人的研究整理与挖掘后，才宛如一曲坊巷里的未央歌，唱出让人心追神慕的雅韵。

一、养成

1866 年9 月，薛绍徽出生在澳桥荔枝园的薛家老屋。母亲邵儒人明《诗》《礼》，好吟咏，会音律、绘事。父亲教书，精于推算星盘。这样的家庭背景，几乎就定性了薛绍徽的志趣与爱好。

但奇异之处，不止在于她6 个月就会开口说话，也不在于她3 岁时，就必须要由姐姐讲“古典”才能睡觉——4 岁时，薛家搬到七穿井，屋后有一个小花园。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桃李芳菲。家庭聚会时在花园玩，姐姐们都摘了各种花，绍徽只撷得一朵兰花。大家说她摘得太少了，她的一句“吾独能香”让妈妈听出某种意味和征兆——妈妈说，这小女儿头角崭露，将来必有所立。只恐怕她步步立异胜人，转乖谐俗之道。为了让女儿的成长更能与俗世的生活接轨，邵妈妈于是让她读《女论语》《女孝经》《女诫》之类的书，而她都能从书中得领旨趣，晚上还常与姐姐辨析书语。6 岁时她看母亲作画，趁母亲离开的时候，偷偷在母亲的画上添加烘染。邵妈妈回来发现她的添笔都能与原来的作品相映成趣，惊喜之余，开始教薛绍徽习画、围棋、洞箫、昆曲、刺绣等才艺。

梳着双蝶妆的薛绍徽，每日就在各种才艺的练习中，修行着她的德、容、言、工，在棋琴吟咏与女红中度过她的童年时光。她随着姐姐学刺绣时，口中诵咏着瘐子山的《枯树赋》等，邵妈妈都不禁笑了：你这是要考女博士吗？

薛绍徽平静的童年时光在9 岁那年被一连串的意外打破。长姐出嫁，母亲肺痨去世，长姐哀毁过度也溘然长逝。父亲携哥哥去人家家里教书，又中暑暴病而亡。为赶“百日内”，二姐被夫家迎娶。三年之内，连遭三丧，12 岁的薛绍徽与哥哥孤苦伶仃，寄居于姨姨家。过了年，哥哥16岁，被在广东的叔叔接走，剩下她陪着老方姨，好在她的绣件活计做得比别人都强，托卖花妪出售，价高且还卖得快，这样勉强度日。

二、婚姻

陈寿彭是船政学堂第三届学生，在船政学堂留堂5 年，上练船两年，船政大臣沈葆桢赏识他少年聪隽，命习英文，兼驾驶术。1879 年毕业回家备考科举，此时他的诗作已在当时的福州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才俊，自然有不少名门向他提亲，但迟至25 岁，他仍是单身，直到遇上比他小11 岁的薛绍徵。要论起他们的媒妁，实在是因为“诗钟”。

诗钟是一种文学的游戏，形式上似诗似联，是当时闽都文人的小爱好。除了大家府衙里的雅聚，坊间诗钟流传是以竞赛的形式出现。参与者每卷交数文钱，到最后评定时，按成绩分上中下等，各等有各等的彩头。

十三四岁的薛绍徽偷偷地冒着哥哥的名字参加了竞赛。“薛裕昆”之名几次得上等奖自然引人议论纷纷，传得多了，知道他根本不在福州，再后来，知道是其弱妹的杰作。

陈寿彭打听确切后就托人求媒。薛绍徽却不接受。理由是他的自主求婚？还是因为他此时也是一位贫寒的读书人？还是仅仅出于矜持与矫情？直到已出嫁的二姐英玉也回家替陈寿彭说话，说他才高性傲屡却婚，说他文才口碑都不错，“相如岂会长贫”……这些都没打动绍徽，直到在广东的叔叔们的主持下，薛绍徽才同意了这桩婚事。

陈寿彭原来常常与朋友们在一起斗诗文，新婚不久，他的朋友王荔丹等人曾经向陈寿彭的四哥陈季同抱怨说：作诗作文，本来我跟他差不多，现在他有了内助，我就抵挡不住了。

陈季同呵呵一笑，说出初见弟媳妇的感觉：新妇度态雍穆，殆所谓林下风？“林下风”语出《世说新语》，指的是咏吟出下雪诗“柳絮因风起”的才女谢道韫。她在《世说新语》中被归类为“贤媛”。

三、四兄陈季同

陈季同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与严复同期留学欧洲，后任翻译，游历诸国，并成为大清国风流倜傥的外交家。曾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驻比利时、奥匈帝国、丹麦和荷兰等国参赞。

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陈季同在演讲台上颠倒众生：“他身着漂亮的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饱满的面容，年轻而快活，面带微笑，露出漂亮的牙齿。他身体健壮，声音低沉有力又清晰明快。这是一次风趣幽默的精彩演讲，出自一个男人和高贵种族之口，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小孩……听众情绪热烈，喝下全部迷魂汤，疯狂鼓掌。”

这是1889 年2 月18 日陈季同在巴黎的一所高校里所做演讲的一个场面。

他是向外国输出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在晚清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他独标一帜“中学西渐”。他的《中国人自画像》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对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发表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人独立从事此种文化交流活动的先河。书中，将一个文化悠久、江山如画而有独特东方隽味的古国直接展现给法国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现实中国的偏见。他一生用法文写作了8 部作品，分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4）、《中国人的戏剧》（1886）、《中国故事集》（1889）、《中国的娱乐》（1890）、《黄衫客传奇》（1890）、《巴黎人》（1891）、《吾国》（1892）、《英勇的爱》（1904）。除了最后一种外，其他著作都在巴黎出版。

陈季同风度非凡，曾在法国留学和从事外交工作近20 年，阅人无数，在欧洲德皇、德总理俾斯麦、法国的政界要人都与他相熟，更令人称诧的是他竟然还是大清最早娶法女赖妈懿和菂爽为妻的官员，赖氏毕业于女学堂，菂爽还是女博士！足见其魅力！

陈季同除了在文化上成就卓越之外，在外交上也相当杰出。此不赘述。1892 年因被同僚陷害入狱，陈寿彭与薛绍徽把自家所有产业出售，积赀入都营救。此举亦足见薛绍徽之“贤”。

中法马江战前，船政商调，安排陈寿彭任大副。绍徽以他性格不适合任此职劝阻。于是，陈寿彭接受洋监督之聘，充当翻译，游学于英法等国。4 年间，薛绍徽独自在家一边苦学，一边持家。

1889 年，陈寿彭回国参加科考，中了副榜第8 名。在高兴之余，二人在乌山脚下购置了黛韵楼，作为藏书之所。因为在楼上可凭栏望山色苍翠，所以叫“黛韵”。今天我们还能记起这座已湮没在红尘中的诗情画意的小楼，是因为薛绍徽的文集曾以此为名，叫《黛韵楼遗集》。我们还可以把“黛韵楼”理解为他们的爱情小屋。在营救陈季同的过程中，这座小楼亦被卖掉。

1893 年，陈季同的案情得到平反后，当年秋天，永定河洪水崩北岸，京畿震恐；因为陈寿彭曾习水学建筑法，因此朝廷令兄弟二人测绘水势。他们建议于卢沟桥筑坝减水，通大清河，到了次年夏，终于功成。

四、译事

西方最早多以科幻作品普及科学思想。19 世纪的最后25 年，人们对科幻的爱好大为流行，与此时期科学的发展，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广泛应用有极大关系。凡尔纳为代表的科幻作家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写了大量科幻题材的传世之作。

1898 年，陈寿彭算起来已苦读经书30 年，又游历了大半个地球，从东洋到西洋，可谓是学贯中西。尤其是在欧洲学习与翻译时，他搜罗了36 国语言的600 多部经典、图集，携带回国。在宁波储才学堂讲授中、西学课余，忧报时艰的他收集国外资料，开始辑录、翻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1906 年成书，32 卷，地图208 轴，《格致正轨》10 卷）。译事之余，陈寿彭夜间与薛绍徽聊谈外国列女事略和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但像很多自然科学学者一样，他多数译《格土星》《英国十学校说》《火器考》等科学、工程论著，认为翻译小说、故事是雕虫小技，故鄙而不为。

对一个晚清深闺的妇女而言，最早听到陈寿彭转述这个故事时，薛绍徽像聆听海客奇谈一样不可思议。或许受了林纾不懂英文也能合作翻译出《茶花女》并风靡一时的影响，薛绍徽灵机一动，当即觉得可以做陈寿彭的补充，来完成这个翻译。

于是，客寄宁波，清闺凉灯，她开始了夜夜与陈寿彭“耳提面命，伸纸濡笔”的翻译生涯全书故事情节生动，起伏有致，所以大约仅用了半年就译成了。在书的序言中，薛绍徽陈述最大的感受是“来越梯航，无分轸域”（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全球化”视野），以及通过述说故事，达到科学普及的目的——“以惊心骇目之谈，通格物致知之理”。这也成了她翻译此书的目的。书中，福格这位知识分子，高尚的志趣与行径，一路行走的异国民俗，都引起了薛绍徽的注意。而她尤为注意到的，是在历艰行履的旅程中，主人公的理性和信仰，“凡此艰难，胥关智力，全凭忠信，利涉波涛”是主人公最终赢得赌局的力量。

对这本“格磔钩辀”的外文翻译，她“变六书之妙法，会意谐声；烦重译之苦心，钩玄索要”，这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

同严复的苦恼一样，当时留学回来的学生因没有“功名”志不得展的情形很普遍。包括陈寿彭也是如此，一直到1902 年。当年7 月，薛绍徽随夫寄居上海，课女咏诗，呼儿作绘。一天，陈寿彭携一本外文书回来，告诉她这是《双线记》。于是旅灯之下，二人再次合作，一个“出口成章”，一个“濡笔待润”。棘闱放榜，陈寿彭中了第30 名举人，于是买舟南归，舟中依然槖笔不辍。成书时是10 月中旬，陈寿彭又要赴沪省兄，并准备次年的科考。薛绍徽完成此书并作序赠行，序里对二人“书案双凭”的合译夜读有一番深情的描写。薛绍徽是一位深受《女诫》《女训》指导而又富有才情的女性。她把合译当作是“调言语之侏离，佐帷房之欢谑”的风情之事，并衷心乐之——她借《双线记》的男女主人公爱情，表明：道其道而言其言，不外贪嗔痴爱；色是空而空是色，别成开合文章。最后她在诉说将要面临的骊歌别情时，希望陈寿彭能在次年“宫花马策”，然后二人“并看鸾镜芙蓉”。这一年她37 岁。

五、关于“女性”的独立思考

陈寿彭与薛绍徽述谈过的《外国列女传》却迟至两年多的时间才完工，1906 年才出版。薛绍徽对所著的这些外国列女的行径、“男女平权”之说心底是将信将疑的，并称只是作为资料而据事直书，“至于褒贬且留皮里”。

这与她的文化养成有莫大关系。

早在1894 年，甲午海战全军覆没。30 年的洋务，经甲午一役，被证明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四万万人齐落泪。

有识之士要求变法维新社会呼声越来越高。为了宣传维新，各地竞相办报。康有为首先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次年更名为《中外纪闻》），上海则于1896 年由汪康年创办《时务报》，新锐青年梁启超先后在两家报馆任主笔。1897 年，在严复等人于天津创办《国闻报》的同时，陈寿彭与其兄陈季同一同创办《求是报》。这是一份综合性旬刊。出版的内容是“断自甲午”，取各省紧要井案、各使馆档案，分类编撰。主要内容分内编和外编，内编又分设实事、附录，外编分西报译编、西律新译、格致新编等。

为救亡图存，各地还创办了种种学会。陈季同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康梁等人在上海讨论筹建民捐民办的“女学堂”。他们提出必须兴办女子学校。洋四嫂赖妈懿原是法国女学堂出身，因此她草拟“日课章程”。梁启超为女学董事会起草了《创设女学堂启》：“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妇女受教育，得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女子有德才，可以使家庭和睦，邻里融洽。从教子入手开启民智，培养中国的贤妻良母，可以壮大民族救亡的革命队伍，可以达到种进国强……”陈季同遂邀请弟妹薛绍徽加入。

但薛绍徽并未如康梁一般，觉得女学可以承当这么多社会重责。

她读到梁氏的《启》文后，首先就反驳梁氏的“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把中国积弱归咎于妇女。薛绍徽指出，几千年历史要求妇女严守闺门，而今又指责二万万中国妇女为惰逸无用！

她还提出：“女学”固然好，但学习的目的绝不仅以要妇女就业加强国力，扭转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失败为目的——而是要使她们得到最好的向学机会，培养她们成为多才多艺、学贯中西的人才，以备国家之选。她还提出，“女学”章程应中西兼容，尤其应保持中国“母训”传统，融妇道、才艺为一炉。

她对女学的思考绝不是跟风式的。对女性运动也如是。

比如当男权社会一窝蜂地在全国掀起放足运动时，她的思考就超越了“缠足放足”的“坏与好”的道德评价（“缠者俱宜一齐放却，换骨无丹断头莫续。必欲矫情镇物，势成非马非驴”）。她提出，让女性自己做选择，才是真正的尊重与明智：“宛转时趋，各随妆束。是缠之固属无妨，即不缠亦何不可耶！”她提出文化在维系日常世界中具有强大的力量，女性能够从传统道德修养中提炼出精神，使自己具备日常生活能力甚至由己身扩展到社会上的作用的“道”，这才是女性应该做的，而不纠结于缠不缠脚（“女德能修，妇道乃备。凡所谓强种强国兴业持家之说，又在此不在彼矣”）。

这一年，第一家《女学报》在上海创办，薛绍徽被邀担任女主笔，她为《女学报》写了一序言和《德》《言》《工》《容》四颂。这些内容显然与提倡女学、女权和鼓吹婚姻自由的《女学报》宗旨异趣。其后苏州女学创办时亦邀请她主讲，她都谢绝了，理由是：“吾学本好古，世人多趣今。今古不同道，休劳一片心。

”然而，时代的潮流毕竟轰鸣前涌。

她担心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来，担心索非亚式的革命女性出现，而具有意味的是，在她之后福州还真出现了这样的女性，如林宗素与方君瑛。吊诡的是，林宗素从一个小脚女子成长为革命家的最初启蒙，也许就是她最喜欢捧读的《外国列女传》。

薛绍徽终于没有迈过“民国”的门槛。而比她小一轮的代表人物出现在时代的风口，已与她们大不相同，如秋瑾，如林宗素，再后如林徽因等。等到后一辈人物出现的时候，她在《外国列女传》序言中所冀望的“静女其姝，善心为窈，永毕永讫”已经渐行渐远。

（摘自《闽都文化》2016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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