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甲骨文解释，对甲骨文王士

“王道”是在传统文献中代表着最理想的社会秩序、社会状态，与之对应的是“霸道”。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著名的“王霸之辩”，而“王霸之辩”的实质就是“义利之辩”。“王道”是以“义”为本的秩序，可称之为“道义秩序”，“霸道”则是以“利”为本的秩序，是一种“利益秩序”。

王道、霸道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平行对等的，而是在产生上有先后的，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则是有本末的。霸道的产生很晚，出现在春秋时期，其代表人物就是以齐桓公领衔的春秋五霸。但王道的产生却很早，霸道之前，中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一直是王道。

如果追溯王道起源，就会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当我们说王道、霸道时，实际上是将其当成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态，其基本前提是政府的存在。但是，政府在中国历史中的出现是很晚的，至尧舜时期才有。正因为如此，《尚书》是从尧舜写起，传统上也将政治原则称之为尧舜之道。其实尧舜之道就是王道。

那么尧舜之前，作为无政府的社会，王道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传统文献记载的很清楚，王道，后来也被称作“道统”，并非是从尧舜始，而是从文明之初的易经始、伏羲始，伏羲时代才是王道的真正起点。中国历史传统的三皇五帝框架，实质上也是一个道统、王道框架。

王的甲骨文最早也是主要的字形，是“大”下加一横。关于“大”的甲骨字形的内涵，我此前已经做过详细考释。“大”的甲骨字形是人形，主要义项却是大，因此，“大”字大的含义，并非人的外形上、物理上的大，而是内在的、道德上的大，即大德。因此，“大”中的人，并非一般人，而是大德之人，即“大人”。“大”的字源为“大人”，“大”字的大的义项，本义是大人之大，是一种抽象的大，而非具象的大。具象的大的义项，是从抽象的大中派生而来。

因此，“大”绝非象形文字，因为其所表达的含义并非基于外形的具象，而是与外形无关的抽象。“大”是“借形文字”，借具象之外形，表达抽象之意义，借“大人”之人的具象外形，表达大人内在之德的抽象的大。

“大人”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一直是社会的中坚，承担着社会秩序的维持者的角色。在尧舜之后如此，在尧舜之后也是如此。尧舜之前，由于没有政府的存在，“大人”就是纯民间的。尧舜之后，政府开始存在，“大人”的一部分就进入政府，成为职业的“大人”，即成为政府官员。这样逐渐“大人”也就成为对官员的一种尊称。以致后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大人”本来就是用来称呼官员的，是官员的同义词。其实，“大人”的出现远远早于官员，官员其实就是大人的职业化。

尧舜之前的“大人”才是原生态的大人，他们的角色是一个中间人、“评理”人，通过评理，在人们之间消除分歧和冲突，帮助共识和协作的达成。更具体一点，“大人”充当契约中人，为契约双方提供评理服务，帮助双方消除分歧，最终帮助契约的达成和执行。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之治，万民以察。”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最初最原始形态，最先是结绳，书契次之。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是一对刻着齿纹的小木片，两者的机制基本相同。契约的实质是方便两人进行合作、协作的工具。

在尧舜之前，中国没有政府，契约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主要工具，因此说“上古结绳而治”，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尧舜之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就是一个“契约时代”。

如果说那时契约是社会实现治理的工具，而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则是则是契约可以达成和执行的重要保障和基石。这些民间的“大人”，凭借知己的道德威望和道义、义理水平，在契约双方之间进行说理、评理，帮助二者达成共识，消除分歧。

因此，支撑尧舜之前的中国社会的，有三个关键要素：契约，大人，道义、道理。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契约是工具，大人是主体，道义是理念。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大人”，其次是道义（也可称道、义、理、义理等）。契约是道义的承载工具，契约之践行道义的工具，践行道义的主体是契约双方，而“大人”则是通过提供道义服务（评理），帮助契约双方更好成为合格的道义主体，并去践行道义，具体表现在契约的签订和执行。

“王”字甲骨文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字形为“大”下一个“一”。 “大”，就是“大人”，指的就是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那个群体，他们凭借自己的道德、道义水平，提供以评理、说理为形式的道义服务。“大”下的“一”，指的是土地、区域。无政府时代的“大人”，以及有政府之后的民间的“大人”，他们的道义道德声望都是有一个覆盖区域的，这个“一”就是那个区域。

从这个意义上，“王”在中国文明中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大人”、“道义”、“契约”在中国文明中一直存在。“王”的实质含义就是“大人”和“道义”，“王”就是“大人”和“王道”。

但是，“王”又和政府、政治有关，是政府首脑，甚至统治者。这一层含义，意味着，“王”字又不是指一般的“大人”，而是政府出现之后，进入政府拿俸禄的职业化的“大人”。

“立”的甲骨字形与“王”非常一致，也是“大”下一个“一”。唯一区别的是，“王”中“大”所象形的人，状态是正规的、绷紧的，而“立”中的“大”所象形的人，则是松弛自然的。可以这样来比喻，“王”中的人象踢正步的军人，而“立”中的人，则是自然行走的人。

军人走路的姿势被标准化、模式化，是服从命令的一个体现。“王”中的“大人”，也是被模式化的，也同样是出于服从命令的目的，只不过所服从的是道义和人民。一旦进入政府，成为职业化的“大人”，拿国家的俸禄，就必须接受道义和人民的约束，放弃自己的个性和私欲私利。

而“立”中的“大人”则是一般的未进入政府的“大人”，不受外在外的强制性的约束。显然“立”的本义是象“大人”一样立，所立的是人格、道德、道义。同时，契约双方之间的契约也的确是由“大人”所帮助订立，本地区的公约、规矩也是由“大人”所立，“建立”、“订立”的义项就是由此而来。

“王”的甲骨字形的演化路径也非常清晰，见上图。最开始是“大”加下面一个“一”，后来上面又出现一个一。再后来，中间的“大”被简化成“十”，这样就成为三横一竖的“王”，一直延续至现在。

到了西汉，对“王”字的字形，人们已经只知三横一竖的，而不知其原初状态。因此，董仲舒对“王”的解释是：“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三通之者，王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董仲舒的这段话进行了引用，并且还说：“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现代的“文字学家”，凭借在甲骨文、金文上的新发现，就对董仲舒进行全盘否定。在字形上，董仲舒的确说错了，但是，在字形内涵上，却保存了非常有价值的记录。他说“三者，天地人也”，的确是对“王”字正确的解读。只是“三”在更早的字形中不是三，而是两横中间一个“大”。“人”就是中间的“大”，“天地”是上下两横。而在最原始原始的字形中，则仅仅有下面一横，这意味着，“王”中只有“地”和“大人”，而没有“天”。

董仲舒所记录的对“王”字的解读，也反过来证明，“王”字甲骨字形中的“大”字形结构就是“大”，所指代的“人”，是“大人”。也正因为如此，“王”字也有大的义项。《广雅 释诂一》：王，大也。同时，从王字甲骨字形的演变历程中也可以判断，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形成于甲骨文晚期，也是商代晚期，然后又被引入易经，附会到八卦的卦象中，将其中的三画也解读成“三才”。

从字形结构看，“王”本意是指进入政府的“大人”群体，而非仅仅指某一位，仅仅指政府首脑。 更能清晰标明这一点的是，在金文“士”和早期的甲骨文的“王”是同一字形。更直接地说，“士”在早期实际上是“王”的一个义项。这意味着，“士”也是“大人”，显然是一个群体。

“王”和“士”本来是同一个字，指的是进入政府拿国家俸禄的职业化“大人”群体，职能就是提供道义服务，维护社会秩序。

用来表示“大人”群体的还有一个字是“儒”，我此前也做过专门考释。“儒”的甲骨字形是“大”加上两侧的四点。“大”是大人，两侧的四点，指代水，其含义是遵循，象水遵循河道一样去遵循。“儒”的含义，就是指被遵循的“大人”。“儒”字中的“大”，象“立”字中的“大”一样，是一般的、自然的“大人”。

“儒”、“王”、“士”三者的甲骨字形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揭示儒家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古文中“王”与“往”通。许慎在《说文》中也说：“王，天下所归往”。而“往”字本身的甲骨文则是，“止”下一个“王”。“止”是对脚的象形，有走路、前进的意思。“往”甲骨文字形的整体含义就是到王那里去。“往”本义是对王的往，是向王而往，用此去指代一般意义的往。这里的“王”其实质是“大人”，大家都希望与“大人”交往。

与“往”甲骨字形结构相似的是“去”和“达”。“去”的甲骨字形是“大”下一个“口”，指代“大人”的语言。与“往”，“去”中的“大人”的语言只是去的对象、目标。也就是说“去”的本义是指向着大人之语言的去，是去聆听大人的评判、评理和教诲。当发生纠纷时，人们要去找“大人”评理。因此，对“大人”的需求是硬需求，是最主要的需求。因此，“儒”、“需”本字中都包含着“大”。

另外一个字是“达”，其甲骨字形为“彳”加“大”。 “彳”指代“行”，意思是遵行。甲骨文“达”的字形含义是，遵照“大人”而行。遵照大人而行，就可以到达、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