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格局之百年变迁的思考（国际格局演变与）

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紧密相关，一国的发展可能引起国际格局的演变，像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尤其如此。国际格局的演变对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有正面和负面、显性和隐性、确定与不确定等多方面的复杂影响。相应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会促进国际格局发生变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兴教授认为，我国要扬长补短、趋利避害，提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利用国际格局变化促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内政与外交是紧密相关的。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抓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首先，建议趋利避害、扬长补短，提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先进的理念，因势利导，利用国际格局演变促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其次，建议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以缓解日趋复杂的中国外部环境和周边安全形势。即。周边外交；对美关系；中美俄三角关系；亚欧大陆及其周边区域；圈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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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国际格局演进与大国竞争加剧：相互促进

国际格局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它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与绝对动态性的特点。稳定性体现了综合实力的客观性，动态性体现了实力变化的绝对性。国际格局决定国际秩序。格局是客观的，秩序是主观的。力量对比如果发生了变化，国际秩序迟早要变。国际体系，是对国际行为体特别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的安排约定，是国际社会内部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体系。国际格局是国际体系的基础，国际体系是国际格局的反映。

笔者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即从“一超多强”格局向“多强一超”格局、从美国绝对单极格局向美国相对单极格局的过渡。“一超多强”与“多强一超”，不是简单的文字位置的变化，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意味着“一超”和“多强”地位的升降。新世纪以来，以中俄印为代表的“多强”的实力和地位明显加强，而美国由于受到反恐战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特别是遭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创，其相对实力、国际影响力和霸权地位明显下降。国际格局总体东升西降和西强东弱两个特点将长期并存。

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大国竞争更加突出，大国之间结盟的形式和内容都会发生显著变化，所有大国都互为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实用主义外交倾向会上升。

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战略竞争，不是市场竞争；当前的摩擦是制度摩擦，不是贸易摩擦；当今的现象是时代性现象，不是某任总统的个人现象。其核心是两种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竞争，可以说是结构性的竞争，谈判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当然，中美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两国相互联系甚至依赖，不是生死之争、存亡之争。

全球化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国发展不确定性、不可测性、不稳定性增加，互信赤字成为普遍现象。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是一个“世纪现象”，具有百年规律。这一方面需要努力奋斗、坚持不懈、积累实力，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与当前超级大国的关系，避免过早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大国地位上升，大国竞争激烈，大国战略流行，大国领袖出现。中小国家为各自利益依傍大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经济竞争必然伴随军事护卫，而其背后是科技人才的竞争。冷战结束之初，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角色可能颠倒，西方与非西方的概念不再具有太大意义。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今似乎来了一次轮回、重复。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各国都在积极组织应对，发展经济、培养人才、提高军力、苦练内功。

就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国际综合影响力而言，中美俄是世界的前三甲。对于当前的国际秩序，中美俄都很不满意。美国不遗余力地退出自己曾经建立的国际体制，另建“新群”，认为该体制对美国不利，而对中俄有利；中俄对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意，但对待的方式不同，中国主张改良渐进，而俄罗斯主张激进改变。但建立什么样的新体系，各方目前似乎都没有做好准备，情况尚不明朗。

欧盟和日本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不断“退群”以及“美国第一”的战略转变不太适应，也有不满。印度则在美国和中俄之间左右逢源，寻求平衡。在这新旧之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乱”是一个重要特点，各国存在着严重的互信赤字，包括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外交中传统的联盟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大国，既互为竞争对手，又互为合作伙伴，一切以具体时间、具体问题、具体领域为转移。外交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倾向严重。

02 国际格局变化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互影响

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紧密相关。国际格局的演变对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有正面、负面，显性、隐性，积极的、消极的，确定与不确定的多方面的复杂影响。

从全球来看，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向冷战后的多极格局过渡；冷战结束以来，从“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的格局演变。“一超”始终是这个过渡时期不变的特点，“多强”发展总体由弱渐强。

多极的情形可分为二极、三极、五极，“5 N”极，等等，不同格局形式。二极，即中美，或称两超（多强），系从综合实力而言。三极，即中美俄三极，是从军政角度而论。五极即中美俄欧日，重在经济和技术视角。“5 N”极是指五极加上印度等潜力大的国家。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是美、中、欧、日四极；当前国际军事格局，是美、俄、中、欧、日五极；当前国际科技格局，是美、欧、日、中、俄五极。当前国际政治格局还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比较复杂、微妙，中美两国最为突出。

国内外有学者热衷于称中美为新的“两极格局”，笔者则倾向于称之为两“集”格局。因为“集”与“极”不同，“集”者，即集群、集合、集体、集团、组合之意，具有分散性、动态性、非机制性、非对抗性、非意识形态化、内部相互竞合等特点。而“极”是比较机制化、整合程度较高、政治性强、军事集团化程度高、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力量中心或阵营。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西方一“极”，逐渐分化为新的一“集”，类似“新罗马帝国”实行“主—从”等级制；以中国为首、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行为体形成另外的一“集”，创新地践行平等的“伙伴”“朋友”制。

从中国周边的亚秩序、次格局即地区格局来看，东北亚地区是中、美、日、俄多极格局；东南亚是中、美、日、印、俄多极格局；中亚基本上是中、俄、美三极格局；西南亚是中、美、印、俄、欧多极格局。

也就是说，在全球格局中，只有中美两国是全方位、全天候玩家。在中国周边四个方向上，除了中国外，只有美俄两国是全方位玩家。其他力量中心，如日本、欧洲、印度等，不具有全方位性质，其影响只具有地区性的意义。

在此期间，中国最大的障碍是本身的发展不够、实力不足。国际上的压力则来自美国的围堵。由于各国奉行本国利益优先原则，美国拉帮结派围堵中国并非易事。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当下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二个“一百年”的关键是2020年至2050这30年时间，这段时间可以相对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为2020年至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迅速发展。大国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中美之间的博弈。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应对美国的打压。其他各国或许还来不及反应，只有一超独霸的美国对于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国际地位的变化最为敏感，最为关注，也最为在意、最为重视。“多强一超”格局或多极化趋势，对于美国这样的世界霸主来说颇为难熬，但其他国家未必感同身受。美国的追随者并不多，所以暂时形成不了大的气候。

第二阶段（约为2035年至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主要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围堵。这一阶段，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人均GDP超过俄罗斯、巴西、墨西哥诸国，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事实上已经从经济上摆脱了发展中国家地位。当然，其他主要国家也各自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具有较长时间安全稳定的政治优势、中高速发展的经济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无与伦比的超大人口和市场优势，使中国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和历史性的意义，对国际格局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表现为国际格局从“一超多强”格局向“多强一超”格局、从美国绝对单极格局向美国相对单极格局的过渡加快。西方国家传统一“极”，有逐渐发生分化为“集”的趋向，美欧日渐行渐远，但在政治上安全上共同制华这方面多为一致，西方国家会抱团取暖，更“团结”，更讲究西方式的国际主义。以中国为代表的一“集”组合出现端倪，形成相互竞合中的中俄双核心，各有所长，相互补充。

第二阶段竞争激烈而且复杂，大国博弈微妙。美国实力不减弱，但相对地位下降，要拉帮结派对付中国，也并不容易。中国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但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压力增大，也无法完全取代美国的地位，完全形成新的国际格局。俄罗斯继续保持一定的战略高位，但上升空间不大，心态比较微妙。欧盟、日本各有优势，总体地位相对下降。印度实力和地位都会上升，但也会存在很大问题，在美国和中俄之间保持相对平衡。

总的来说，第二个“一百年”时期，是以发展和竞争为主题的时代，大国竞合突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最大的变量。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最不确定。全面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部分动荡、地区冲突、局部战争、暴恐袭击，甚至代理人战争有可能不断。

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以及综合实力越强，影响国际格局的能力也就越强，而免受国际格局影响的定力也就越大。相反，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愈弱，其影响国际格局的能力也就愈弱，抵御国际格局风险的能力也就愈小。

对于中国来说，“两个一百年”建设本身既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表现，其目标的实现也会促进国际格局发生演变。各国都在发展，关键在于谁发展得更快，谁发展得更好。

国际格局的演变除了客观的物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外，主观上对国家身份的认同（价值观、文化、形象等）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和美强我弱两个特点将长期并存，其对我国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由于东升西降，美国一方面最为敏感，最有失落感、危机感、焦虑感，另一方面又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大趋势不是美国自己能够决定的。又由于美强我弱，美国经常有利用自己的优势遏制中国的冲动，对待中国越来越粗暴，甚至拉帮结派“围堵”中国，包括欧盟、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特别是“五眼联盟”。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拉拢印度，也不排除美国在一定条件下拉拢俄罗斯的可能性（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以阻遏中国的崛起速度和进程。

“美国第一”思想的实质是通过甩包袱、撂挑子以提升美国的国力，拉开美国与中俄的实力差距，以保持超强力量优势。但同时也会使美国的传统盟友产生离心倾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拜登可能更加老练、更善于“巧实力”外交而已。但是美国想建立孤立、包围、围堵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战争往往是因为“两强”或两大集团之间实力差距不大，或双方产生了严重的战略误判导致的。在核武器时代，几乎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仍然存在，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格局和大国竞争，但会影响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对国际格局的演变会起到“助推剂”“加速器”的作用。因此，分析国际格局、认清国际格局、用好国际格局非常重要。

03 关于中国应对方略的几点思考

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内政与外交是紧密相关的。作为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国际格局的演变对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影响举足轻重。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抓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冠肺炎疫情未息、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我们要精心布局，趋利避害，既韬光养晦，又奋发有为，开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计献策。

首先，建议趋利避害、扬长补短，提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先进的理念，因势利导，利用国际格局演变促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作为一个有定力的大国，别国阻挡不了自己的发展，外界因素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最多只能恶化外部环境。通过“两个一百年”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最高目标，争取时间是最明智手段，2020年至2050年是最关键时期。

其次，建议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以缓解日趋复杂的中国外部环境和周边安全形势。第一，周边外交；第二，对美关系；第三，中美俄三角关系；第四，亚欧大陆及其周边区域；第五，圈层外交。

周边是关键。中国周边的主要大国有俄罗斯、日本、印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欧区域是主要经营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六大经济走廊）。从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实力来看，中国是地区性大国、强国，多极中之一极，可以是强大一极，但不宜追求全球超级大国地位，更非霸主地位。

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既是中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是中国最大的交往对象。从长远来看，美国越走向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越对它不利，因为美国在地理上孤悬海外。特朗普是极现实的战略家和极精明的战术家。他的问题是缺乏外交“包装”，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几乎已经失去正常的理性。拜登是美国更老练、更理智的资深政治人物，但其对华政策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因此，很难指望一次安克雷奇会谈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要尽量避免“脱钩”“断网”，但也要作最坏的打算。

中俄美不是普通的三边关系，而是三角关系，也不是一般的三角关系，而是新三角关系。中俄关系的实质是发展和安全命运共同体，要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将其制度化、机制化、法律化，对中国赢得30年的有利国际环境、化解国际危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战略意义。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中俄关系必须提质升位，与中美关系同等重要，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俄关系结伴而不结盟、实质类似“准同盟”的定位，目前基本能够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是，凡事不进则退，我们一定要精心维护，经营，向前推进，而不能倒退。否则，我国第二个“一百年”建设可能会遇到极不利的国际环境甚至极大的安全困境。大国关系本质上竞争与合作是并存的，只是比重不同而已。目前中美竞争大于合作，中俄合作大于竞争。中美之间以“稳定”为要，以“竞合”为诀。中俄之间以“合作”为重，以“协作”为诀。

避免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便于乱中取胜，脱颖而出。宁要“多强一超”格局，不要“一超多强”格局。宁可形成“中俄组合”与美国的“两集”格局，不要形成中国单独对峙美国的“两极”格局。因为在“一超多强”格局下，多强争相发展与“一超”的关系，“一超”实力过强，他国崛起的空间和可能性遭到挤压，他国崛起就比较困难。而在“两集”格局，或“多强一超”格局下，“多强”争相崛起，矛盾错综复杂，“一超”顾此失彼，无能为力，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带一路”倡议是最富有活力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是支持、冷淡还是反对，是对接合作还是恶意竞争，这是判断中外关系的试金石和风向标。

亚欧区域（传统上称为欧亚大陆）是国际政治的重心。中国是亚欧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欧区域各国不仅是中国的邻国，而且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支撑。亚欧区域又是世界上人口和国家数量最多、民族和宗教问题最为复杂的大陆。这就要求中国的外交必须以亚欧区域为重点和优先方向之一，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施展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周边环境和活动舞台。

只要美国不放弃称霸世界、主导全球的野心，中国伟大复兴的志向不改变，中美博弈就是不可避免的。拜登在对华、对俄政策方面“特朗普化”，仍然以强硬打压为基调，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全面的、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本质上不会选择战争，但他会利用美国综合实力世界第一的优势，熟练运用美国强大的盟友体系和伙伴网络，拉帮结派，围堵中国。同时利用民主党传统的“人权”“民主”“自由”等道德制高点和所谓的价值观联盟“围堵”中国。保持对华经济谋利、有限合作的同时，安全威慑，政治孤立，技术封锁，变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为“无限施压”策略，“硬实力”遏制为“巧实力”压制，以捞取最大利益，以达成“美国又回来了”“重新领导世界”的目的，并阻挠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议我国的策略原则是：在经济上采取攻势，在政治上采取守势；在发展上采取攻势，在宣传上采取守势；在技术上采取攻势，在安全上采取守势；在国别上，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同等重要；在人文交流上采取主动，在抱负宣示上不妨低调；在国际话语问题上有所作为，在世界价值观问题上韬光养晦。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要用利益、道义分化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但不要使其盟国陷入“选边站”的窘境。因为在中国没有真正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之前，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会成为美国盟国的最终选择。政治因素会超过经济因素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此，中国对外工作的重点应在周边国家。

具体操作上，建议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以周边国家为核心，以亚欧大陆为重心，以发展和安全为中心，分层次，有重点，取防守态势，以形成中的“多强一超”格局为依据，要有国际统一战线意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顶牛外交未必可取，求同存异，有容乃大。力避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全面冲突，也不害怕、不排除局部擦枪走火和低烈度的危机和冲突。我们不提倡新冷战，反对新冷战，但不能排除“新冷战”的可能性，因为事情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良好的愿望。

此外，作为智力支撑和条件保障，建议设立三个国家级的学会：中国政治经济学会、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中国安全文化学会。其宗旨是对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最重大的问题进行研究、咨询、资政，培育国家级的高端智库。总而言之，要始终以国家最重大利益（目标）为中心，不能偏离这个中心；做好自己，苦练内功。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中俄全面合作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ZDA040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11月下（微信有删节）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兴

原文责编：马冰莹

新媒体责编：李思琪

视觉：王洋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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