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李云雷(李云雷面对故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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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李云雷(李云雷面对故乡的)

言传身教李云雷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或者说我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家乡人了,

但家乡却奠定了我精神的底色,

给了我面对世界的底气,

也为我提供了观察时代风云变化的独特位置与视角。

我不是职业作家,但我最近几年又拿起了笔,陆陆续续写出一些小说,出版了《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两部小说集,书中所写的大都是关于故乡、童年的故事,不少朋友都问过我,我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小说呢?

我主要是一个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批评者,但是我在研究中渐渐感到,仅仅从理性与理论的角度去把握,难以整理生活中那些无法化约的珍贵经验与情感碎片,而小说的形式却为更加充分地把握这些碎片提供了可能,于是我便提笔一路写了下来。那么,这些无法化约的经验是什么呢?可以说既有时代经验,也有地方性经验,还有个人的亲身体验。

从时代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70后”,我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过程,亲身体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的蓬勃朝气,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起时的社会躁动,新世纪奥运会举行时的全民狂欢与自豪感。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人的底气与自信,数十年间中国飞速发展带来的翻天覆地般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想象。从现在的视野去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革命年代的中国乃至传统中国,我们简直难以相信那时的中国竟然是那样的——那样的穷苦贫乏,那样的奋斗牺牲,那样的落后保守,而我们今天则像置身于一个完全崭新的新世界。

中国的飞速发展剧烈变化,对于我们民族国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也是无数先辈为之奋斗牺牲的。但对置身于具体历史进程中的我们来说,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经验的陌生化——也就是说,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正在慢慢消失,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

这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好事,比如我们的吃穿住行等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在精神上也有了更多的自由与选择,但如此飞速与剧烈的变化也会带来主体的震荡和内在自我的裂变。就像一个人走得太快了,但是他的心灵还留在昨天;就像我们现在简直很难想象10年、20年、30年前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都是“历史的中间物”,是时代发展链条中的一个小小环节。而伴随着时代更新更快的发展,我们是否会被历史淘汰呢,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生命的意义又何在?

更重要的是,个人经验的陌生化也会带来代际经验的陌生化。我们成长于改革年代,没有经历过父辈经历的战争、饥荒与革命,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在世界。同样成长于新时代的子辈,也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的80、90年代和新世纪初,也很难进入我们的内在世界。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再像父亲那样生活了,而我们的子辈也不会像我们一样生活,我们就像孤独矗立在海边的礁石。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些独特的时代经验和珍贵的生命体验只能封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当然个人与代际经验的陌生化也不是绝对的,所有人毕竟要面对共通的人生问题,但我们也应该面对社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内心安稳问题。

《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中的小说,就是我在意识到“现在之我”与“过去之我”的巨大差异之后,重新返回过去的时代,以重建内在自我的有机连接与安稳。小说中出现的乡村大多是80、90年代的乡村,小说中出现的“我”则是童年、少年时代的“我”。我以小说的方式重返故乡与童年,但在对那时、那地、那人的书写中,又带着现在之我的眼光,以及现在之我的问题意识。

说到地方性经验,我在山东冠县出生成长,当时并没有家乡意识和对地方文化的自觉。只是到上大学之后远离家乡,才渐渐萌生了故乡意识,也逐渐加深了对冠县的认识。

我们冠县地处冀、鲁、豫交界之处,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也是出响马的地方,最初得名于春秋时的“冠氏邑”,在春秋时属晋国,在战国时属魏国、赵国,历代各有不同统属,在1952年平原省撤销后,属于山东聊城下辖的8个县之一。但是当我在家乡读书时,对家乡的历史并不关心,也没有自觉意识,那时只是感觉到我们这地方的贫穷、落后、保守、偏僻。

那时在山东,我家乡的经济是最穷最落后的,我小时候常吃的主食是红薯和玉米,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小麦面粉做的饺子或面条,但这相对于父母一辈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起码能够吃饱。我母亲曾给我讲过她在饥荒年代去讨饭的经历,也讲过家里孩子无饭可吃,她回娘家时说不出口,我舅舅给她灌了半袋玉米,她背着回家一路边走边哭的情景。直到80年代中期,我们才能逐渐吃饱吃好了。

我最初从家乡那个偏僻小村庄来到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最大的身份焦虑是来自乡村,而并非来自哪里的乡村。城乡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掩盖了乡村之间的差异,但随着时日见长,“来自哪里”的问题也变得愈发重要起来,我才得以重新审视我的家乡。

通过阅读县志和其他地方志,我才逐渐了解到,我记忆中的家乡虽然很穷,但是在旧社会这个地方更穷。我们这地方是黄河故道,那时黄泛区水土流失严重,长年风沙肆虐,新中国成立后才大规模植树防沙,挖河筑堤。

小时候常听家里人说谁“去挖河了”,但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在小说中也多次写过我们村南边那条小河,但一直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记得小时候问过我父亲,他说叫“二干渠”,当时只觉得这不像一条河的名字,感觉有点奇怪。后来我才知道,这条“二干渠”是一条人工挖掘的河流,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我父亲那代人一锹一锹挖出来的。

再比如那时候我看到最多的风景就是白杨树,县城里,村前屋后,乡村道路两侧,到处都是白杨树,这也被我写进了小说之中,成了具有地域性的独特风景。但当时我以为这只是自然而然的风景,但其实并不是,种植白毛杨是我们县防风固沙的重要方式,曾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确定为援助项目,我们那里现已成为全国绿化先进县,是中国北方毛白杨培育的重要基地,我们县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林场、农场,这也是我小说中父亲离家30里去工作的那个“果园”的原型。

我在家乡时,从来没感觉到我们那里有风沙,对治沙的行为也所知甚少。那时虽然吃得不太好,但我能够感觉到天朗气清,云白草绿,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童年的天地并不是“自然”的天地,而是经过父辈改天换地之后的新“天地”。在风沙肆虐的年代这样的新天地是他们的理想,他们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自己手中重整山河,才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新天地,我们生长于其中而不自知,想起来不禁惭愧。

另一方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的父辈改天换地,我的同辈和后辈也在继续改变着家乡的面貌。1983年,我们村里架设电线安上了电灯。安电线的那一天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傍晚家家户户都安好了灯泡,等着电线联网,电线工拖着像螃蟹鏊子一样的夹子在一排电线杆上爬上爬下。他后面跟着大队干部,干部后面是一群大人,我们这些小孩也跟着东窜西跑,兴奋得乱跳。等到电工说,“马上就要来电了,你们回家去看看吧”,我们就向胡同里飞奔而去。

回到家里,我不停地拉着灯绳,开关卡嗒卡嗒地响,突然一下,悬挂在屋顶的灯泡竟然亮了,那是一个200瓦的大灯泡,亮得简直像个小太阳,我被这黑暗之中突然绽放的光明震惊了,没想到夜晚原来也可以这么明亮!这个晚上是我们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晚上,从此我们告别了昏暗的煤油灯时代,从此我们才慢慢有了电视,有了电扇,有了电所改变和带来的整个世界。

其实变化一直在发生,但当我们置身于其中时并不会有清醒的意识。我们村在80年代前期初步解决温饱问题后,开始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在我们那里主要是棉花,如果说粮食的丰收让村里人吃饱了肚子,那么棉花则让村民手里有了积蓄和零花钱。村里人开始翻盖房子,开始购买自行车、电视,整个村庄洋溢着蒸蒸日上的氛围,村里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也感觉越来越有希望和奔头,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我去上大学的90年代中期。

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兴起,也冲击着我们这个小县城。我们村里有人率先引入机器加工木材,每台机器用工十几人,购销、加工、晾晒、捆绑一条龙,以个体企业的方式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村里不少人发家致富,鼓起了钱包,村里掀起了第二轮翻建房子的热潮,水泥红砖结构的楼板房取代了以前的红砖木梁房,摩托车、电话安装渐渐普及,但村里有人开办工厂,有人进厂打工,传统的宗族、伦理关系也受到市场经济的极大冲击。

这一时期我每次回家,都能听到不少讨债的故事,金钱和欺骗的故事,以及兄弟合伙办企业失和的故事,这可以说是一个村庄工业化的早期,让我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以及19世纪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小说,但中国的国情又有其特殊之处,“熟人社会”的逻辑与市场经济的规则纠结在一起,出现了很多独特而引人深思的现象。

从2006年开始,我们村又进入了一个城镇化的时期,村里抓住修建东环路的契机,以村集体的形式推进城镇化,在村子西部新建了住宅小区。现在这个小区有住宅楼十余栋,村民大部分已搬至小区,几乎家家都有小汽车,生活与县城居民已经没有太大差异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故事,关于拆迁的故事,关于上楼的故事,关于楼上如何养鸡养猪养狗的故事,关于兄弟姐妹争夺楼房指标的故事,等等。在这个时期,我每次回家都觉得村里更新了,更美了,但似乎跟我记忆中的那个乡村也越来越远了。

2011年春节,我乘车回家时才发现,我们县里修通了高速公路,但我不知道在哪个出口下来,打电话给我外甥,他说让我在最近的服务区下,他开车来接我。我在服务区下车后,一个人看着天边彤红的夕阳,不禁生起了一种巨大的沧桑之感。

短短二三十年间,我眼看着村里的黄土路变成了高速公路,眼看着遍地庄稼变成了遍地工厂,眼看着人们从土坯房住进了住宅楼,眼看着人们从骑自行车变成了开小汽车,这是何等巨大的跨越与变化啊!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远远超出了我们儿时的梦想。

当然发生变化的还有熟悉的人和风景,我所熟悉的村庄风景已经消失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人也都老了,有的已经去世了,像我的父亲、奶奶、伯父以及更多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他们的逝去牵动了我太多的情感与回忆,不必细述。

2007年,为了修那条东环路,我们家的老房子也被拆掉了,当时我正在贵州出差,我姐姐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一下子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心上最柔软的某个地方似乎被刺了一针,我感觉到我好像永远失去我的“家”了。

这个老房子是我父亲和姐姐亲手盖起来的,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承载着我所有美好的回忆,但是突然一下,就这么消失了。此后我们在新建的小区里给我娘买了一套房,但是我每次回家,都要到我家老房子的旧址去看一看,我始终觉得,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我在《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等小说集中写到的“家”,就是我家的老房子,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但对我来说却是分外珍贵的,虽然这座老房子在世界上已经永远消失了,但却永存于我的心间。

到目前为止,我的小说大多写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故乡及其回忆,并没有将上述沧桑巨变充分地表现在作品中,但这些沧桑巨变却是我创作这些小说的前提。正因为我的家乡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所熟悉的人和风景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我才格外珍惜,想以小说的方式留住我记忆中的那些风景。

我们村只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庄,虽然变化巨大,但也只是时代和中国巨大变化中的一个小小角落。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我们这里传统文化影响深厚。我在小说里也写过,孔子的弟子冉子的墓就在我们县,孟子就是在路过我姥姥家那个村时留下了千古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千百年间儒家文化浸润深厚,对父子、夫妻、师生等关系有一套完整的规则,讲究礼义廉耻,讲究家族文化,讲究伦理秩序,虽历经20世纪革命思想的冲击而仍有较多的遗留。

在我成长的年代,村里待客女性仍然不上桌,现在春节拜年仍然要给村里长辈“磕头”——我了解过各地风俗,现在仍然真正“磕头”的似乎只有我们那里,只是最近两年因疫情防控等原因而减少了。

如此“传统”的乡村,在迅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引发剧烈的思想冲突,漫长的农耕文明中所形成的交往规则与生活习惯,也在工业与信息文明的冲击下发生着裂变。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家族意识、人情态度、生育观念、经济理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故事,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有“现代”与“后现代”的矛盾,还有“传统”与“后现代”的矛盾,错综复杂地混合着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丰富矛盾,远比19、20世纪欧洲经典小说精彩,只是尚待发掘和提炼。

现在我离开家乡已20多年,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超过了家乡,对家乡后来的巨大变化并没有亲身参与,但从家人亲友的经历和讲述中也对家乡的变化有所了解,而且远离家乡也让我有一定的距离去观察与思考。

我个人的经历很简单,但也包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我从一个贫苦的乡村少年考上大学,读到博士,又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与研究工作,其中有个人的奋斗与追求,但也拜改革时代所赐。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了故乡的沧桑巨变,也看到了北京的巨大变化。

我刚到北京来的时候,三环刚修通,地铁只有一、二号线,海淀还只是一个镇,颐和园的门票只要两块钱、月票四块,北京城的风光面貌还很古朴平实,就像当时热播的《我爱我家》所拍的街景一样。但一转眼北京就变了,现在不仅早就修了六环,地铁四通八达,海淀镇成了四环边上的一条街,颐和园的门票贵了,北京城的面貌更是崭新的,摩天大楼林立,新修的机场光滑平整广阔,一个全新的国际大都市矗立在世人面前。

故乡发生了巨变,北京发生了巨变,置身其中的我也在发生变化。我从一个乡村少年转变成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我的内在自我被新的生命体验与一部部书不断解构,又不断重构,蕴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在矛盾,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或者说我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家乡人了,但家乡却奠定了我精神的底色,给了我面对世界的底气,也为我提供了观察时代风云变化的独特位置与视角。

在《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中,我在精神上一次次返回故乡,那里是我生命的源头,保留着我生命最初的珍贵记忆。我个人虽然渺小平凡,但也可以从某个层面折射出时代的沧桑巨变,可以从往昔岁月中汲取面向未来的勇气,就像我现在最喜欢吃的是家乡的普通食物,就像在小说中我似乎仍是那个未经世事的少年。

关于作者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小说选刊》。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著有评论集《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时代文学与中国故事》等,小说集《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等。曾获冯牧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诗刊》2020年度陈子昂青年批评家奖、中国文联中国评协“啄木鸟杯”年度优秀作品奖等。

作者: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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