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拥抱美国（渐行渐远美国梦）

哈维尔·费洛雷斯再次被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那部电话已经被水浸坏了。他从自己当作睡床的吊床上撑起身子，在脸上浇了点河水，套上仅有的长裤。那天在下班路上被两名美国移民局官员拦住时，他穿的就是这条名牌牛仔裤。几个星期过去了，这条汗水浸过的牛仔裤变得硬梆梆的，在酸橙树林里沾到的泥巴也结了块。裤子就那么挂在他腰上。

在电话铃响起第五声以前，哈维尔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向电话，跨过一只鸡。电话是从他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家打来的，那儿有他抛下的妻儿。哈维尔从电话里可以听出来，他们正在吃早餐。

被遣送回墨西哥十九天以来，他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

“早上好，”31岁的哈维尔说道。没听到人应答，他更大声地问：“早上好？”他能听到电话那边有类似勺子碰撞饭碗的叮当声。“喂喂喂？”他又问。终于听到妻子说话了。“喂？”她说，“喂喂，听得到吗？”哈维尔试图回应，但妻子听不到。几秒钟后，电话挂断了。

哈维尔用手顺着电话线检查是不是接触的问题。2002年，他第一次离开墨西哥南部的贫困乡村去美国。当时他为父母买了这部电话机。自那之后，电话就一直放在那部家庭阅读版《圣经》旁边，电话线像扭曲的蛇一样绕过天花板，挡住门口，然后接到一个偶尔能用的单头插座上。人口只有900人的密克斯村没有手机通话服务，也没有邮政服务，没有接入高速宽带。在俄亥俄州13年，他与父母只有靠固定电话联系，此刻与妻子和四个拥有美国国籍的孩子联系也是。

“我打来的，”哈维尔说，“喂？喂？”

“你在说话么？我们听不见！“他妻子玛丽露说。

“是我，”他说，“你在说话么？”

可能是屋顶漏雨弄湿了电话线，也可能是密克斯村的大雾或阿克隆的暴雨，或者方圆2500英里内其它的干扰。

“我们晚点再试试吧，”妻子说。他便挂了电话等着。

‍十九天以来，哈维尔这样焦灼地等了多少次？这之前，远在俄亥俄的家人，又曾多么希望他的处境好转？今年六月，他还看到奥巴马总统在电视上保证，到今年夏末不再遣返某几类非法移民。总统及其幕僚说，他们将绕过国会，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帮助那些没有犯罪记录并育有美国国籍孩子的人，也就是像哈维尔这样的人。“说的就是你啊！”一位倡导放宽移民政策的人士当时这样写信给他。即使已经被美国政府下了驱逐令，哈维尔仍相信属于自己的奇迹已经出现。他能继续和四个分别才10岁、7岁、4岁和9个月的孩子在一起了；他能继续在门窗厂工作，还在那里管30个人，每个月向美国政府纳税850美元。“多么完美的实例！”倡导者一再这样提到。照他的说法，哈维尔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奥巴马兑现他的承诺。

然而，日历从七月翻到八月，又翻到了九月，奥巴马竟然断定，从政治角度考虑，如果推迟到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的选举以后再发布行政令，会是更谨慎的做法。所以，哈维尔没有等到撤销遣返，还是被遣送回墨西哥最穷的州。到了那儿以后，之前通信的倡议者给哈维尔发去最后一封信，信中说：“真抱歉，赶上很不适合的时间。”

现在，哈维尔重新检查过电话线，测试了电源插座。他写下了想问妻子的事情，提醒自己别忘记：她有没有报名申领政府救济的食品券？有没有给自己的卡车里装上防冻剂？

哈维尔等了10分钟，又等了20分钟。“简直要疯了。”他说。然后他给家人打过去，也顾不上从他那儿往美国打电话每分钟的话费要比从美国打给他贵十倍。

“哪位，”接电话的是七岁的女儿罗西欧，“是爸爸？你在哪？”

“是我，”哈维尔说，“是我打来的。”

“什么，喂？”罗西欧问。

“是我打来的。”哈维尔重复。

“喂？”

“是我，是我啊！”哈维尔叫喊着，但他只能听到拨电话的声音。

哈维尔在餐馆的厨房和鸡肉加工厂干了13年，用这么长时间追寻他初次来到美国时怀揣的梦想：在郊外买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门牌上刻着他的姓氏；家里有一辆福特F-150皮卡车；全家是俄亥俄州阿克伦市动物园的家庭会员。可他被美国政府拘留了一星期，又带着手铐坐了三小时飞机遣返回原籍，就变得声名狼藉，成为墨西哥人口中的土包子、乡巴佬、屌丝。

“你带了什么回来？”遣返回国填写的表格上如是问道。这张表是哈维尔被美国政府遣送到距密克斯村1000多英里的新拉雷多以后收到的。

“什么也没有。”哈维尔回答。不过这不太准确。他身上还穿着衣服，带着卡车的钥匙、iPhone手机还有钱包。

生活从希望的高峰落回原点低谷，谁能想到坠得多快？返回墨西哥第一天，他就被迫接受施舍，一家非营利组织给他买了一张回家的公共汽车票，那是回家最便宜的一条路径，要坐四站，车程38小时。第二天，他打电话给妻子，妻子说担心钱花光，就解除租约，搬到一个朋友家寄宿，在那儿，她和孩子们同住一间房。第三天，门窗厂的老板不再回复哈维尔的电邮。第四天，哈维尔回到密克斯村，那里的家人聚了聚。在聚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两个姐夫、四个外甥女和三个外甥。

现在是第二十天。哈维尔的家人还在尝试理解他到底为什么回来。他的父母很少离开村子所在的瓦哈卡州，更别说墨西哥了。他们不明白美国移民政策的细微区别。

父亲克雷森西奥再次用西班牙语问哈维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么说，他们这次就是强迫你离开了？”

“因为我是非法过去的，”哈维尔告诉父亲，“因为我穿越了沙漠。”

“你没有做过别的什么事吧？“克雷森西奥问，”除了那个没别的了吗？”

哈维尔说：“没有。”

妈妈仍然不能完全相信这，问哈维尔：“你没偷过东西？“

哈维尔说：“当然没有。”

姐姐问：“你喝醉了？”

他说：“我不喝酒。”

父亲说：“我不明白。”多次谈话以后，哈维尔终于从头到尾告诉他们被驱逐的经历。他向像家人解释发生了什么事。2011年，他被强迫驾驶牌照过期的车，因为害怕，他给查车的警察报了个假名，后来经过仔细考虑，他改变了主意，告诉警察真名：哈维尔-费洛雷斯。警方把哈维尔案件移交移民海关执法局。为了结此案，哈维尔不得不签署一份文件，承诺一年之内离开美国。

几年过去了，哈维尔却并未离开。那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哈维尔那期间过得不错，家里又添了个小孩，自己还升了职。移民政策已有所转变，不过过程非常缓慢。直至今年夏末，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项重大举措，说他会绕过国会发布一项赦免部分非法移民的行政法令。那是奥巴马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冒险。但后来，政敌借此威胁要弹劾奥巴马，一些盟友也担心自己的工作受此牵连。所以，奥巴马最终宣布了另一项更“温和”的移民政策，说会推迟原先的行动。他的助手澄清，移民政策还是会变的。至少大多数、或者一部分都会变动，不过那是以后的事。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哈维尔乘机被遣送回新拉雷多市，然后乘巴士穿过墨西哥，坐在卡车的车斗里，沿着泥泞的道路，一路坐车颠簸回到密克斯村。对哈维尔而言，村里似乎一切都未改变：同样还是那个教堂、同样破烂不堪的学校、同样浑浊的小溪、还那条满是碎石子的小路通往同样那座铁皮房子。村里人都有话要问他，哈维尔最难以作答的是关于自己的问题。

“我怎能穿过沙漠往返?”哈维尔有一天下午这样问父亲，“这里没有钱，什么都没有。”

“我不知道。"克雷森西奥说。

“我怎么能他们带到回这里？”哈维尔提到了妻子和孩子，“他们会不会讨厌这一切？那公平吗？”

“我不知道。”克雷森西奥说。

他们坐在阳台的塑料椅上，阳台上满是裂缝，这里一直作起居室用。几年来，哈维尔和父亲仅靠电话交流。每隔几周，他们会在电话里将各自的生活情况大概聊一聊。他们谈到在瓦哈卡州的四季变化，聊得哈维尔忘了问该问的问题，不够关心父母的近况。然后，父亲开始更早些把电话交给母亲，让母亲跟他说话。距离让一些感情淡漠，但他们还在学会习惯坐在一起时默默无语。

过了一会儿，哈维尔问：“我能做什么？”

在密克斯村，哈维尔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件事曾经让哈维尔一下子就想离开这个村子。一天早上，他拿着一把砍刀，和父亲走入酸橙树林。

从家里出发，哈维尔的父亲通常要徒步走大约三公里山路，才能走到酸橙树林。但那天，一位朋友开车送了他们一程。父子俩爬进了一辆破旧卡车的车斗。车开在通往山顶小城的路上，路坑坑洼洼，车颠簸着前进。不小心，卡车陷入了泥浆，因此他们下车来推车。一群牛挡了车的道，朋友按响了车喇叭，等着牛群离去。接着卡车翻过一座高山，开入山谷，137棵酸橙树便映入眼帘。

这不是哈维尔家的果树，至少不完全是。这片林地是本地另一家人种植的，很早以前他们就认定种酸橙费力不划算，所以改行饲养家畜，任由酸橙烂在树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那家人最后允许哈维尔的曾祖父采摘酸橙。打那以后，哈维尔一家人的生活就靠这片果林。哈维尔的祖父83岁高龄还去果园采摘果子，他父亲克雷森西奥一生都在这片林子劳作。15岁缀学后，哈维尔在果园干了两年活。直到有一天，他开始觉得酸橙的气味反胃，才拿定主意。当哥哥问他想不想爬进陌生人的车里溜进美国时，他只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们开始干活吧。”父亲说着，背起一包化肥，脱掉凉鞋，赤脚走进果林。

“您怎么光着脚？”哈维尔问。

“我的脚熟悉这片林子的每一寸土地，”父亲回答。

哈维尔脚穿铁头工装靴，跟着父亲进了树林。在俄亥俄州工作时，由于工作需要，他花150美元买了这双靴子。哈维尔想启动旧除草机，猛地拉了一下发动机上的点火栓，没发动起来。他就拿起镰刀一边割着齐腰高的葡萄藤和杂草，一边费力地向前走。

酸橙树需要生长空间，还要给它们浇水、修剪、施肥，让它们晒太阳，如果一切都能够处理得当，果实每三个月就会成熟一次。果农会将成熟的酸橙卖给出口商，出口商批发采购以后在运往美国出售。一箱酸橙重50磅，售价15比索，约合一点几美元。一个优秀的采摘者一天能够摘一吨酸橙，挣二十美元。

哈维尔不是优秀的采摘者。“浑身哪儿都很疼。”他说。砍刀的木柄使他的手磨起水泡，他的肩膀也开始疼痛。45分钟后，他返回查看自己的成果，差不多才把一棵树周围的空间清理干净。

“这工作会害死我。”他一边说一边放下砍刀，高温下衬衫已经湿透。等到父亲去给更多的树施肥，他的身影消失在一座山后面，哈维尔才在树荫下躺倒休息。在俄亥俄州，他干活每两个小时休息一次。当门窗厂的流水线因为定期维修停了下来，工人们就去有空调的休息室，吃一些免费的饼干，看看电视。作为厂里的主管，哈维尔带着步话机。他的工作是在每次休息结束后叫所有工人返回生产线工作。哈维尔可以通过工厂的扬声器听到自己用英语发布命令的声音。只有在那种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最像是美国的一分子。

弟弟看到哈维尔在树荫下休息，就坐到他旁边。哈维尔离开家去美国时，弟弟三岁，现在他17岁了，想着离开这里。他从树上摘下一个酸橙，扔到了河里。

“在美国，这些东西可是高价货。”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也摘下一个酸橙，扔了出去。

弟弟问：“多贵？”

哈维尔说：“杂货店卖一美元两个。”他掏出钱包，给弟弟看他的连锁超市Acme优惠卡。弟弟把它小心地捧在手里，十分羡慕。然后哈维尔递给他更多卡：连锁药店Walgreen 的优惠卡、商场Speedway的礼品卡、服装与饰品品牌专卖店Aéropostale的会员卡，汽车配件零售商AutoZone的优惠卡和他的工作考勤卡。

哈维尔解释道：“你在那里干活按小时收费。”

弟弟问：“多少钱？”

哈维尔说:“18美元一小时，但这是干得好的酬劳，是活干完以后算的报酬。”

“18美元，”弟弟笑着说：“出18美元就能对人发号施令。“

父亲回来了，要多拿点化肥过去。他也在树下同哈维尔和弟弟交谈起来。两个年长的儿子当年决定离开家去美国，这消息把父亲击垮了。父亲花了一个星期试图改变儿子们的心意。他们难道不懂和爸爸、叔父、表兄弟一道工作有多重要吗？父亲一直满足于有规律的日常生活，满足于了解自己生活的精确参数：镇上有987人和47辆车，他拥有26只鸡和两头牛。这些年来，每当儿子们上完夜班回到寝室后打来电话，父亲总是提及被他们抛之脑后的那些零零碎碎：母亲在炉灶上烙的玉米饼，收工后给人松快之感的冻椰奶，以及方圆400米的14位亲戚。“一家人本该住在一起,”他告诉儿子们。哈维尔刚回来时老人感觉出了一口气。

一周内哈维尔每天往俄亥俄州打电话，他弯着腰打电话的情景让克雷森西奥想到了过去自己思念儿子的岁月。一天晚上，电话又挂断了，父亲领着哈维尔去了教堂，他们在那里点燃蜡烛,祈祷他能够重返美国。

此刻，他开玩笑似地踢了一下哈维尔的腿说,“在美国变懒了，当大老板了吗？你太悠闲了，我们才刚刚开始劳动。”

“我们干活吧”，哈维尔说着拿起弯刀开始清除第二棵树周围的地面。

他们回到家，电话铃声已经响起，“她今天又打电话了，一直在打，”母亲说。哈维尔早已料到是谁，他接起了电话。“爸爸”，一个女孩哼哼唧唧地轻声说到。

电话那头是海蒂，开始那一周，她有时候每隔十分钟拨一次电话，后来哈维尔没辙只好让电话一直响着。她才四岁，还不会怎么聊天。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好吗，我的女儿”他问道。

“爸爸，爸爸，”她拖着长腔连续喊着，语气中透着一丝恳求。

“我爱你，宝贝，”他说。

哈维尔和老婆玛丽露结识于门窗厂，她婚前已有两个孩子，婚后又生了两个，分别是十岁的埃德温、七岁的罗西欧，以及海蒂和米亚。他的双手还能隐隐感受到小女儿米亚的重量。之前，玛丽露上晚班的时候，哈维尔就在家独自照看孩子，准备晚餐，督促孩子写作业，哄他们睡觉。小女儿最早入睡，罗西欧和埃德温很听话，通常自己回屋睡觉，但海蒂粘人些。海蒂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为了她，哈维尔学会了阅读英文版儿童书籍。

“你想要什么，宝贝？”他问道，话里夹杂着西班牙语和英语。“你想要什么呢？”

“爸爸，你在哪呀？”

“我在很远的地方，宝贝，很远。”

“回来吧。”

“我也想回去，宝贝。但是太远了。”

自从哈维尔被驱逐出境，家里的每个人都各自承受着不同的苦处。妻子白天除了要照顾孩子，还得按时按点去门窗厂上班，每晚只能睡两个小时。她精疲力竭，没法给孩子喂奶，廉价的奶粉让小女儿胃疼，一疼就整宿闹腾，一闹腾就把大家都吵醒了，因为一家五口都睡在同一屋。

无论哈维尔试图解释多少次，海蒂就是不明白驱逐出境的含义。“他们强迫我离开，”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但每次通话后，玛丽露都要收拾接迥而至的残局。海蒂尖叫着要爸爸，哭得浑身发抖。有时候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玛丽露只好安抚她说哈维尔在上班，几天以后就回来。但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谎越扯越大。“我不知道还要拿她怎么办，”玛丽露对哈维尔说。然后，他们开始商量送海蒂去墨西哥跟他一起生活。

他俩看法一致，这个选择最切合实际。冒着被抓、脱水或者更糟糕的风险，哈维尔害怕非法穿越沙漠。但若是能拿出8000美元给蛇头的话，他早就启程出发了。事实上，他们的存款在急剧减少，只剩1320美元，刚够给海蒂买一张机票。然而，首先她需要一本护照，而护照要求父亲签字，可是哈维尔人在密克斯村，没办法接收邮件。就算海蒂拿到护照，但一个主要说英语的四岁小女孩又怎么可能独自跑到墨西哥的那个偏远村庄去？那里的学校是九年制教育，女人最常见的工作是挨家挨户地兜售粉蒸肉，而左邻右舍们根本买不起。

哈维尔把电话贴近耳朵。“爸爸，爸爸，”海蒂又喊了起来，接着开始哭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哼歌哄她说。

女儿的哭声令他焦躁不安、伤心欲绝，虽然懊恼不已，但也给他一缕轻松。他不知道她要多久才不再粘他。哈维尔看到很多家庭被驱逐出境，他们一家也未能幸免。玛丽露的首任男友，也就是爱德温和罗西欧的父亲，2005年因酒驾被捕，随后被遣送回墨西哥恰帕斯州。那个家伙是个没有责任心的父亲，回国后从未打过电话。然而，门窗厂的男人们很快过来安慰玛丽露，给她买衣服或者带她吃饭。哈维尔看在眼里，他也是那些男人中的一个。还需要多久才能开始新的追求，才能哄孩子们入睡？

“你什么时候回家？”海蒂问。

“我不知道，”他回答。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她哭喊着说。

“不知道，”他说。

“现在，”她嚷道，“现在，现在，现在！”

“我很快会回去的，宝贝”，他谎称道。

事实上，在这样的地方，短时间内什么都不会发生，亲戚们整天窝在露天客厅里的塑料椅子上，等待母亲烙玉米饼吃，等待雨后放晴，等待树上更多的酸橙成熟。

“我们今天做什么呢？”哈维尔问父亲。

“眼下没什么事做，”父亲边说边用手拍着蚊子，他给自己斟了一小杯啤酒。“我们在喝这个。”

“活呢？”哈维尔问道。

“没活干，”父亲又说了一遍。

137棵酸橙树的四围早已收拾干净。他们将摘来的水果卖掉，然后买来四只鸡。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家人无所事事，只好坐在门廊上等着开工。男人们搬着塑料椅子挪到门廊另外一个角落的阴凉底下。太阳移动，他们也拎着椅子移动。大家吃着玉米圆饼，商量要不要去钓鱼，哈维尔则躺在吊床上打盹。很多玉米粉被吃光，一场暴风雨滚滚而来，哈维尔又开始打盹。天气放晴了，他们移了一下椅子，还在说着钓鱼的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椅子又该挪地方了。

哈维尔最后说，“我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白昼将尽，薄暮降临，他朝一家网吧走去。

这家网吧是单间小屋，有六台破旧不堪的电脑，无线网络信号断断续续，但这里是镇上唯一连网的地方。哈维尔走了进去，看到四个人紧紧围坐在一个无线盒旁，拿着手机对着盒子。哈维尔想连网但却收到错误提示，又试了一遍后才接收到微弱的信号。他看了两份邮件，一份来自阿克伦市动物园，关于他的会员资格；另一份来自友人，那位朋友对他被驱逐的事一无所知，信上说，“咱们该去吃墨西哥素食了吧？”

“唉! ”哈维尔一声叹息，陷入沉思，视线离开手机，望着前方整整一分钟，然后登录Facebook，打开了哥哥的空间。

哥哥一直是他在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在进入门窗厂之前，他们结伴去的美国，在德克萨斯和南加利福尼亚干着相同的活。几个月前，哈维尔还在为兄长的非法移民身份而担心，因为哥哥醉酒驾车而罚款。不过哥哥找的律师很棒，对悬而未决的移民政策得心应手。哈维尔并无不良记录，几天后遭到驱逐，而哥哥被法院起诉，2017年年底的某一天开庭。

哥哥Facebook空间有更新：“在上班。”

“唉！”，哈维尔又叹了一声，抬头看了看时钟，琢磨着俄亥俄州厂里自己管过的班组也快下班了。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在网上搜索自己曾经做过的窗户图片。

“有82个不同种类，” 他欣赏着一张图片说道。

“全国最好的玻璃，”他说着点开了另一幅图。

起初，门窗厂与鸡肉加工厂或餐馆后厨并无差别，不过是换成了经常加班的流水线。只要工作不掉队，没人质疑他的身份。哈维尔的第一份工作是按规格切割木头框架，每两分钟更换一次尺寸，这也是厂里要求最苛刻的工作之一。他善用锯子，两年后被老板安排监管框架工，六年后升职，管理生产线。每一班组有370扇窗户的任务量，他监管的那一组通常完成425扇。

但在哈维尔心里，每扇窗户精致优雅与完成目标同样重要：框架线条要平整，玻璃要精细而结实。他给窗户拍了照，在手机里存了几十张。他的薪水大涨，在郊区租得起房子，后来租了一套，窗户是他们厂生产的——客厅里的两扇超大款是他对这套房子最为倾心之处，可以摆弄滑动嵌板和百叶窗，决定让多少阳光照进来。窗户给人一种舒适感和归属感。人们凭窗而坐，是为了以最舒服的距离瞭望世界，对外部因素作出评判，并掌控它们。

网吧的无线网信号消失，所以哈维尔付了四比索之后离开了。他回到街上，在镇上只知道一扇彩色玻璃----长20英寸，离教堂前门不远。镇里的房子是煤渣结构，屋顶半掩，大门敞开，畅通无阻。雨水淋浇，街坊邻居来来往往，小鸡和卖粉蒸肉的妇女们进进出出。此时，哈维尔史无前例地睡在蚊帐里面，为了预防蝎子和蜥蜴的敌害还破天荒地穿着胶靴。“美国佬”，父亲有时这样取笑他。有一次，哈维尔说起他的窗户，父亲听后感到惊奇、纳闷，问道：“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些木头和玻璃吗？”

哈维尔想让父亲明白，于是拿出手机给他看工厂里拍的照片。在他破旧的客厅里，哈维尔看到的是安全和舒适，但在父亲的眼里却是其它东西。

“金色笼子,”父亲说。这个词代表窗户，有时候也用来形容美国。有栅栏，需要操控，像个金色笼子。

米克斯村的夜晚意味着倾盆大雨、蚊子成群、漆黑一片。现在，哈维尔打着手电筒来到电话机旁，准备打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他伸手拿起话机旁的家庭日历记事本，从他离开俄亥俄州的日子算起，总共有22天。日历是2008年的，但上边什么也没记。没什么日程需要安排，六年来一直如此。

电话响了，哈维尔知道是玛丽露打来的，他伸手去接。自从第一次约会，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电话里聊天。哈维尔睡觉前，玛丽露会从休息室打来电话。晚上是打电话的最好时机，孩子们睡了，房子里安安静静，说话时没有打扰。他们俩在晚上通话时首次商量想生第三个孩子，之后又商量生第四个。

“我们的睡前电话，”哈维尔告诉她。

“没错，”她说，“我忙得差点忘了。”

“孩子们怎么样？”哈维尔问。

“他们很好，你为什么总是打听孩子？不打算关心关心我吗？”她问。

“对不起，”他道歉说，玛丽露没等问就已经向他倒起了苦水。这一天仿佛另一场灾难，连续第22个糟糕的日子。两个小时的睡眠，德温学校老师的电话。食物救济站的手续问题，哭哭啼啼的孩子，疼痛发炎的喉咙。自从哈维尔被遣返，这就是他们晚上通话时聊的话题。在一天当中，玛丽露的烦躁逐渐聚积，晚上聊天时哈维尔觉得自己仿佛在竭力拆弹。

“你付出的太多了，”哈维尔对玛丽露说，声音里透着轻柔和敬意。

“我不知道自己一个人还能撑多久，”玛丽露说，“每天都觉得心里堵得慌。”

“我很担心你，”哈维尔说，因为他不想冒险惹她苦恼，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于是坐着半天默不作声。他想着老婆干活时自己在吊床上打的两个盹，想着树上成熟的酸橙，也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开工。一天挣10美元，他得干多久才能给玛丽露寄些钱？在哪儿寄钱？

“现在就回来，穿过沙漠，”玛丽露打破了平静，“我们需要你。”

“我也想，”哈维尔说，“你知道的，我想回来。”

“那就回来吧，” 玛丽露说。

“哪有那么简单？”他说。

于是他又开始跟她商量可行的办法。找蛇头帮忙要8000美元，而他们拿不出这笔钱。也可以尝试自己偷渡，穿过沙漠回去，但是避开边界巡逻队和躲过掌控走私通道团伙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要么死要么被抓，或者钱都打水漂，”哈维尔说。或许玛丽露可以带孩子们来墨西哥，但是，她们首先得有护照，要有买五张机票的钱，回来后还得有地方住。尽管知道绝无可能，然而哈维尔还是对玛丽露说：“我非常想为你盖一幢房子。”他提议把家搬到边境附近的新拉雷多或者马塔莫罗斯，这样孩子们可以每天跨境去美国上学，但是在那样举目无亲的地方，他们去哪里上班呢？

“情况不妙，”哈维尔说。

“听上去你无能为力，”玛丽露回答。

“总有解决的办法，”他说。

“那办法是什么？”玛丽露问道。工间休息快要结束了，她告诉哈维尔要去干活了。

“再多待一分钟，”他说。

“不行，”她说，讲完爱他的话后就挂了电话，于是他打着手电筒回到吊床上。手电筒关了，房间陷入黑暗之中。他躺在床上睡不着，回想着玛丽露描述的话，家人最后一次赶来见他的情景在脑海里浮现。

哈维尔刚被移民局官员拦下就立马在卡车里给玛丽露打了电话，而她二话没说就把孩子们塞进一辆汽车，往他所在的地方赶。他们到的时候正好看到哈维尔被押进一辆政府车的后车厢，接着车就开走了。玛丽露和孩子们跟在车后追了一会儿，心里越来越恐慌。玛丽露拼命按喇叭，而孩子们则不停地喊着爸爸。但哈维尔没有听到，也一直没有回头。家人来跟他说再见，却没赶上。第一天就是那么开始的。

午夜已经过了很久，第22天过去，第23天到来，而哈维尔仍然无法入睡，迷糊了几分钟就醒了。大雨倾盆，声声震耳。墙壁上没有窗户，涌入的雨水淋透了他的衣服。他从吊床上挪到地上，又挪回到吊床，等着黑夜结束。

黎明未至，密克斯村迎来了早晨的第一个声音。是手机铃声，哈维尔已经坐到椅子上，等着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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