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后代结局（神女一位暗娼）

在早期中国电影起步阶段，中国女性的”暗娼“身份意味着羞耻、低贱，而小孩子也很原始地以纯粹、无邪的形象存在。

在吴永刚所导演的这部《神女》中，母亲迫于生计而不得以沦为街头“暗娼”，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是被男性摆弄的“物体”、被家庭妇女唾弃的对象，而在以导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看来，她是有着母爱伟岸光辉，深受社会欺压歧视的悲哀女性，她身上的善良、坚韧以及无可奈何的悲剧性深深刺痛了他们。

这是性别的歧视、阶级的丑恶以及社会时代的悲剧。

从母亲与恶霸男性的关系来看，男女之间有着性别差距。恶霸男性在影片中由于肥胖高大而在形象上承担了力量的代名词（当然也包括当时整个时代的男性），母亲是他被占用、被支配的对象，本着外在上的势力而对女性欺压，莫不说是让人气愤。

当母亲在恶霸的胯下出现而呈现出的三角构图时，生动显露地揭露出女性是男性的性玩物，毫无个人尊严可言。（正如在尼科尔斯《毕业生》中，本恩困囿于罗宾森太太的腿下，也同样有着性意味。）

从母亲与儿子的角度看，若说母亲的日常生活是在污水中行走，她满目疮痍，无法奋勇反势，那么小儿子就是给她带来慰藉的，给她勇气继续生活下去的光亮。

母亲与儿子本是一种密切的关系，拳拳的母爱是消失不了的。儿子在家中教母亲在学校学到的体操，在两者的肢体摆弄间，小孩子纯粹美好可爱至极，而目前也怀着深切的爱在陪伴互动，是爱护、是欣慰，同样也是无法言说的浓厚的母爱，是心理和生理的美的融合升华。

由于母亲不被认可的职业身份，儿子无学可上，无友可交，被他人所恶意抨击的满屏幕的“贱种”字眼，何不是鲁迅笔下赤裸裸的“吃人”！

影片中的校长担任着“上帝”的角色，他以理性悲悯的心理关爱生活在社会重压下的母子，并以辞职的实际行动向当局权势争取平等的权力，但个人崇高的品格敌不过所谓的学校声誉、集体利益，儿子还是被劝退了。但校长在此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立场的正义人格使人深受感动，这种禀直的人格操守，永远令人敬佩尊重。

影片除了主题构思及人物设置，在视听语言上也颇具创新性。

影片虽还无有声的人物对话，但音乐配音贯穿全片，以音乐烘托剧情的起伏转折，音乐与画面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两者相结合促使影片主题情绪的表达，在此，音乐也是参与叙事的。还要前文所提及的“胯下三角构图”，亦是在特殊情境下具有特殊意味。

神女在街头“工作”时，影片仅有膝盖下镜头就完整清晰叙事，女人在街头踱步的双腿，一名男子脚步的驻足，两双腿的并行离开，这种不着一言，尽显韵味的镜头美颇具艺术性。

文艺作品有承担社会教化的功能，尽管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暂处在起步阶段，但影片现实主义的倾向已自觉发展，母亲与儿子的生活经历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沉重、无力、悲愤贯穿其中，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