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东巡盛京故事（皇帝东巡公文传递）

大御路路线图。（隋文锋绘）

永安桥桥身。

永安桥现貌。

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大御路在此转弯。

桥身上的龙头。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核心提示

300多年前，为了打赢对明朝的战争，努尔哈赤开始修建“叠道”，它后来成为大御路的一部分。经过清朝多位皇帝的不断完善，一条连通北京与沈阳的大御路成为连接关内外的陆上交通要道，也成为多位皇帝东巡、公文传递、官员调任行走的通道。在这条大御路上，不仅留存下来沈阳城西的永安桥，还有诸多历史事件。

1682年春，万木吐翠，草长莺飞。

一支7万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如一条长龙缓缓地向盛京城方向进发。走到盛京城西的永安桥旁，28岁的清朝皇帝康熙停下了脚步。远处，盛京城已依稀可见。这座由其祖先选址并营建的陪都此刻春意盎然，笼罩在一片浅绿之中。

此时的康熙，踌躇满志——鳌拜已被降服，三藩之乱已经平息，再加之这次从京师千里跋涉已近盛京，使得这位皇帝兴致高昂，诗兴大发，他随手写下了一首《过永安桥口占》：“夹路飞尘宿雨消，十年曾此驻龙镳。春风城阙知非远，几处轻寒变柳条。”

诗名中的“永安桥”就在沈阳城西的15公里处，它只是大御路上一座普通的石桥，村子里的百姓至今仍流传着皇帝从家门口经过的传说故事。

300多年后的今天，这座当年康熙、乾隆、嘉庆等多位清朝皇帝走过的石拱桥依然矗立原处，只不过桥下的河水早已干涸，春日的柳絮铺满了河床，白茫茫一片。而作为连通北京到沈阳、清朝皇帝们多次往返的“大御路”，则被岁月冲刷得几无痕迹，只留下了文献资料里的文字印记。

永安桥始建于皇太极时期

当年的永安桥，只不过是大御路上的一个“点”。因为这个“点”是大御路东端最后一座桥梁，且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所以它显得弥足珍贵，时隔300多年，仍吸引一拨拨历史爱好者前来参观。

永安桥的确有引以为傲的地方。这座三孔石拱桥东西走向，全长37米，通宽14.5米，在桥头两侧，各设置一对雕工精致的石狮子。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永安桥的桥身一侧，镶嵌着两个石头雕刻的龙头，在桥身另一侧对应位置，镶嵌着两个龙尾。这样的设计巧妙且有创意，似乎两条龙横穿桥身，把整座桥飞架起来。不仅如此，两个龙头的位置正对着河水流过来的方向，遥想当年，河水穿桥而过，两个龙头逆流而立，这样的造型是何等美妙。据悉，这样的石拱桥装饰在中国仅此一例。

永安桥头的石碑碑文由满、汉、蒙三种文字组成，记录了当年这座桥的建造时间及建筑工匠等信息。据碑文可知，永安桥建于1641年。

建桥的5年前，即1636年，皇太极登基称帝，把国号由“金”改为“清”；建桥的两年后，这位不断开疆拓土的皇帝在盛京城内猝亡。

除康熙外，皇太极的后世子孙同样钟爱这座石拱桥，乾隆即是其中一位。作为东巡次数最多的皇帝，乾隆在经过永安桥时，多次触景生情，当场赋诗。

皇太极修建永安桥，并不是为了给后世子孙作诗词歌赋提供素材。当时，皇太极和他的军队正在辽西锦州一带与明朝军队展开激烈厮杀。滚滚大军频繁往来于沈阳与锦州之间，面对横亘眼前的蒲河水，皇太极需要一座寓意着“永远安宁”的大桥。于是，永安桥应运而生。

其实在明朝，永安桥的位置原本是一道水闸。史料记载，明朝前期，为了抵御蒙古各部侵扰，明军在永安桥附近修了一道名为“永利闸”的水闸。蒙古骑兵来袭，明军就开闸放水，人为制造的沼泽地成了一道御敌的天然屏障。

后来，女真族在辽宁东北部崛起，这道水闸也就失去了原有作用。明朝末年，随着年久失修，水闸已经荒废。于是，皇太极命人在水闸原址修建了永安桥，造桥所用石材，大部分来自永利闸。

从永利闸到永安桥，更迭的不仅是名字，还有时代。

北京沈阳距离短了200公里

永安桥是皇太极修建的，不断延伸的大御路则始建于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

1625年，努尔哈赤匆匆迁都，将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迁都有多重原因，而努尔哈赤争夺天下政权的野心是最重要的一点。然而，入主中原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从沈阳到北京，努尔哈赤要闯过很多道关口，比如，如何对战明朝军队、怎样应对当地百姓、他的千军万马怎么越过辽河和蒲河这两条河流……这些都是十分具体且棘手的问题。

针对辽河和蒲河雨季泛滥，沈阳以西皆为沼泽的难题，努尔哈赤下令修建一条从沈阳到辽河的大道，这条大道被人称为“叠道”，这也是后来大御路的雏形。有了这条叠道，八旗军行军清理掉了地理空间上的阻碍，战斗时效得到保障。

皇太极时期，叠道延伸到了现在的锦州北镇市，这样，清军从沈阳进入辽西更加畅通。这条叠道为后来清军入关立下汗马功劳。正因为有了这条大道，松锦大战中清军力克锦州城，至此，除宁远外，清军占领了关外所有城池。

明亡清兴，大御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延伸，最终连通了北京至沈阳，成为清朝皇帝东巡行走的一条主要通道，也成为连通关内外的主要陆上通道。

清朝一共有康熙、乾隆、嘉庆和道光四位皇帝走过大御路。因为每位皇帝东巡的目的不同，所以这四位皇帝走的路线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位皇帝，每次从北京到沈阳所走的路线也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皇帝东巡所走路线有时完全与大御路重合，有时大御路只是皇帝东巡路线中的一部分。

仅以康熙为例，他一共东巡3次。按现在的地图，第一次东巡走的路线为“北京-山海关-沈阳-开原-吉林市”；第二次走的是“河北省三河市-卢龙-山海关-沈阳-开原-吉林市-舒兰”；第三次是“古北口-蒙古-建平-科尔沁旗-吉林双阳-沈阳”。

东巡路线每次都不同，那么，大御路到底是怎样一个走向呢？

如果以沈阳为起点，以北京为终点，大御路的大体走向是这样的：沈阳现在的小西门是起点，出城之后向西，经过小西路-市府大路-华山路-塔湾-永安桥-新民市红旗堡-黑山县二道乡-北镇市北镇庙-锦州杏山-葫芦岛高桥镇-兴城市-绥中中后所-山海关-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市-丰润市-遵化市-蓟县-北京通州-北京市。

因为沈阳以西是沼泽，未修大御路前，清军入关需要绕行辽阳、海城等地，费时费力，大御路的修建，则把北京至沈阳的路线缩短了近200公里。

大御路是皇家物资运送通道

大御路承担了清朝皇帝东巡的重任，但皇帝东巡选择的却并不仅仅是大御路。

仅以前文提到的1682年康熙第二次东巡为例，康熙此次最北行至吉林，除了祭拜位于沈阳的清福陵、清昭陵外，他还视察了松花江水师战舰和军备。皇太子胤礽、三位主要后妃以及朝廷贵族、各级官员和随从等7万余人一并跟随。就在康熙东巡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开始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朝领土，之后两军兵戎相见。最终，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虽名为“大御路”，但大御路并非仅供皇帝一人使用。清军入关后，盛京作为陪都，收藏了大量皇族家谱玉牒、珍宝、清实录等，这些物品的运送全部经过大御路。

记录家谱的玉牒作为皇家圣物，一般会选择在雨水较少的秋冬季节沿着大御路从北京送到沈阳。凡是玉牒经过的地方，地方官员要穿着朝服恭敬地迎送。而在玉牒到达前，当地官员要对大御路再行修整，玉牒经过时还要黄土垫道，净水洒街。

大御路还是清政府官员调任、公出，以及文书往来的必走之路。正因为如此，大御路沿路建了多个驿站。目前辽宁省内多个带有“驿”字的地方，多与大御路有关。

耗时10年编纂而成的《四库全书》也是通过大御路送到沈阳故宫的。1782年，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送到沈阳故宫珍藏。第二年，乾隆沿着大御路开启了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东巡。乾隆这次东巡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庆祝盛京文溯阁——这座专门收藏《四库全书》建筑的建成。沈阳故宫文溯阁珍藏的这套《四库全书》命途多舛，在沈阳故宫珍藏了100多年后又运回北京，之后又送还沈阳，再之后运送至甘肃并存放至今。

1829年，道光皇帝进行了自己唯一一次东巡，这也是清朝皇帝最后一次东巡。此时的清政府已现危机——十几年后，鸦片战争爆发。

（学术和采访支持：《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原主任佟悦。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朱忠鹤摄）

记者手记SHOUJI

尽快挖掘大御路的当今价值

朱忠鹤

其实，有很多人并不知道沈阳城西有一座永安桥，包括沈阳人在内，笔者身边有很多辽宁人也没听说过“大御路”，更遑论知晓这条路的前世今生，以及发生在这条路上的细碎故事了。

这并不奇怪。因为横跨省内多个行政区，大御路很少以整体面貌示人，也很少整体对外宣传，这应该是“深藏闺中人未识”的重要原因。

如果从努尔哈赤建设“叠道”算起，大御路距今已存在300多年。300多年来，这条路承载并见证过太多的历史风云：这条路一共有四位清朝皇帝往来走过16次；大御路两侧建设了不少供皇帝东巡时使用的皇家行宫；大御路两侧的驿站亲历了清朝官员调转、公文往来……

不仅如此，仅就辽宁境内而言，大御路两侧有不少韵味独具、静待挖掘包装的风景，以及已经成型的旅游景点。

其实，大御路已在记忆和口口相传中率先在民间扎根了。笔者采访中就听一位历史学者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他在兴城一家饭店吃饭，老板曾自豪地告诉他，当年乾隆皇帝就曾从饭店门口的这条路经过。这位老板并非妄言，经过考证，饭店门口的这条路的确是大御路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大御路值得整体深入挖掘、包装和推介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以大御路为线索，打破行政区划，把省内各个地方与大御路相关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和商业机构串联起来，一并统筹考量，整体打造开发，应该是一篇值得做的好文章。

来源 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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