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彗星出现的意义（彗星为什么被认为是大凶之兆）

中国古代对天象的观测，除注重日月食、岁星、二十八星宿之外，还特别注意天空中突然出现的，随机、短期的天体，古人将这些星体称为妖星客星和彗星都是妖星的一种，如《尔雅释天》中解释：“彗星为攙枪”，郭瑷注释曰：“妖星也。亦谓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扫彗也。”

殷商甲骨文中就可能已经有对彗星的记载（这一点目前还有争议，确切记录了彗星的最早文献应该是《春秋》经，文公十四年即记载：“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中国古代对彗星很早就有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如战国时石申将彗星分为四类：“一名孛星，二名拂星，三名担星，四名彗星，其状不同。”还根据彗星的形状、颜色命名为天枪、天攙、天掊、扫星和天戈，不过这种分类命名也是一家之言，例如《史记天官书》中另外记录了甘德的区分法：“其失次舍以下，进而东北，三月生天掊，长四丈，末兑；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长二丈，类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攙，长四丈，末兑。推而西南，三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兑。”虽然都命名为天枪、天樓、天掊，但两人对彗星出现方位、长短、形态的论述迥异，一直到后世各家对彗星的命名也多各是其说，比较混乱。世纪年代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与云、气、月掩星和恒星等一起的是二十九幅关于彗星的图画，绘有种形态和名称各异的彗星图丨，据推断出自战国时期楚人之手，这比西方彗星图抄本至少早了四个世纪。

对于彗星的生成，石申指出：“扫星者，逆气之所致也。”《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有：“鲸鱼死而彗星出”的说法，董仲舒说：“孛者，乃非常之恶气之所生也。”到两汉之际，包括彗星在内的妖星生成说至少有九种，所谓“逆气”、“五星失行”“恶气之所生”等都是反常天象，因此彗星也会带来恶运，如马王堆所出之《彗星图》的二十九条占词几乎都是预示兵、丧的凶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也说：“天之有彗也，以除移也”，即根据彗星拖了一方光芒，形似扫帚而认为其有除旧布新之象，可见彗星常被认为是兵乱凶丧的预兆。

《春秋》及《左传》中多记载“星孛”，《公羊传》解释为：“孛者何，彗星也”，可见彗和孛有时可以互用；不过也根据星芒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彗星光芒偏向一方，孛则是向四周发散的光芒，如《晋书天文志》中所说：“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孛虽然是彗星，但是在《春秋》经、《左传》中都用作动词，大概是说彗星光芒蓬蓬孛孛而过，是把其作为彗星出现的术语用了。《春秋》经共记彗星四次，其二《左氏传》传之，而《左传》中记昭公二十六年“齐有彗星”条，则不见于《春秋》经。

彗星被看做大凶之兆，《左传》中两处观彗星做出的预言都是如此，一言诸侯死丧，一言火灾。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即彗星经过北斗，后来果然宋、齐、晋三国皆弑君，但是《左传》中只记载了周的内史占言，所以孔颖达也只说：“宋、齐、晋三国之君，并为无道，皆有移德。今彗出而彼死，是除秽之事。”《汉书五行志》倒是详细记录了汉时人们对此占言的解释：

董仲舒以为，孛者恶气之所生也。谓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暗乱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国象。后齐、宋、鲁、莒、晋皆斌君。刘向以为，君臣乱于朝，政令亏于外，则上法三光之精，五星赢缩，变色逆行，甚则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乱臣类，篡杀之表也。《星传》曰：“魁者，贵人之牢。”又曰孛星见北斗中，大臣诸侯有受诛者。」一曰魁为齐、晋。夫彗星较然在北斗中，天之视人显矣，史之有占明矣，时君终不改寐。是后，宋、鲁、宫、晋、郑、陈六国咸斌其君，齐再斌焉。……刘歆以为，北斗有环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纲纪星也。宋、齐、晋，天子方伯，中国纲纪，誉所以除旧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董仲舒、刘向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彗星形成观点，而且这些解释都是以后世人的眼光，按“天人感应”论将史事附会到天象上去的，体现了典型的汉代灾祥思想，不过这些解释仍是以“彗以除移布新”论为主来分析的，有一定道理。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大辰即心宿二，又名大火，汉即银河，就是说此时彗星在大火处，其尾芒长长西至于银河。《左传》中记录了申须和梓慎两人的分析，都联系彗星所在位置大火预言将发生火灾，但具体与地上哪个诸侯国相对应则要看彗星所起、入的星宿，以其分野来推断人间吉凶。所以《春秋》中记彗星“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这是观测彗星的必要内容，如《春秋》经记哀公十二年“有星孛出于东方”条，没有记出于那个星班固汉书五行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页。第二章《左传》天文类异象宿，《公羊传》解释说：“其言于东方何？见于旦也。”杜预曰：“平旦众星皆没，而孛乃见，故不言所在之次。”虽然解释未为合理，但也可知不记彗星出于星次者乃不常见；又哀公十三年彗星，只说“有星孛”，杜预即注曰：“不言所在，史失之。”足可见记彗星之所出、入之星次的重要性。

昭公十七年的彗星预示火灾之凶兆，按照申须和梓慎所说，去年大火星出现时已有彗星，彗星是用以除旧布新的，出于大火则对大火星进行了清扫，大火星再出现时必然散布火灾，可谓征兆已现。今年大火星出现时彗星更加明亮，而且彗星两年两次出于大火星，所以发生火灾是必然的；而宋国是大火的分野，陈国和郑国则分别是太晦和祝融的分野，三者都是大火星居住的位置，所以必将受火灾。另外彗星星芒西到银河，而银河即为水，卫国刚好是顾臾的分野，和它相配的星是营室，即大水，按照杜预所注“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儿火多，故水不胜火。”所以预测是丙子或壬午会发生火灾。果然《左传》记载到明年时，“夏五月，火始昏见。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与前文预言也前后相照应。

古人认为彗星形如扫帚状，故有“除移布新”之预兆，如文公四年三国君乱而死，《左传》即解释为是因为三国君都有移德，故彗星出现将其扫除干净。昭公二十六年齐国出现彗星，齐侯想要举行禳祭以免除彗星之凶兆；虽然同样认为彗星除移，晏子却认为“天道不韜”，禳祭只会招致欺骗，假若国君无德移则不需要禳祭，若国君的德行有失禳祭也是无用，关键还是靠人自身的德行修养；还以文王修德配得天下为例，说明国君修养德行的重要性，这也是“天变不足畏”的思想和理性主义的萌芽。古人虽然将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灾祥相联系，但其还强调人自身的德行修养，尤其是针对那些人君君民者，这是以崇高的“天”之威严给给统治者提出的警示告诫，有其进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