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鞭炮（放炮仗）

话匣子正广播着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大人们一边儿听着，一边儿在刚出锅的豆包儿上用大料拌儿点沾着红药水儿点着花儿。“砰……啪……”远处传来“二踢脚”的爆响。放寒假的学生们商量着扎什么样儿的灯笼。小媳妇儿新扯的花布已经上了身儿。老爷爷忙着在门口儿贴对联儿。老奶奶抱着小孙子摇着“卟浪鼓”哄他玩儿：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主事儿的大人忙着去合作社买点儿年货。门儿外的小贩吆喝着：柿子喽…..糖堆儿…..

这是五十年代老北京的典型情景。也不知道怎么了，小时候过年时挺喜欢放炮仗的，可现在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是兴趣转移了？再不然就是对放炮仗有了新的观念？但是有一条儿我非常明确：讨厌污染！

有的地方叫爆竹，北京叫炮仗。凡是炮仗都带响儿，不带响的是滋花。我是四八年出生的，上小学的时候是五十年代。记得每当放寒假就住在石景山的模石口村儿我爷爷那儿。我还没到，爷爷就已经给我准备好了“二踢脚”、“炮打灯”、“麻雷子”、“摔炮儿”、“砸炮儿”等等一大笸箩带响儿的家伙。不带响儿的也就是“旗花（霍音）”和“耗子屎”了。那时候由于购买力不成，因此小商们卖的滋花也就是大小兔爷系列了。一来光见亮儿没有响儿不过瘾，二来那时候大的滋花才滋（喷射之意）不到两米高，三呢就是滋花因为装药多价码儿也下不来。您想想，一挂一百头的小炮儿才两毛钱；一挂一百头的鞭才六毛钱，一个一个的放能放俩钟头呢！又加上我胆儿小，稍微大点儿的炮仗放的时候那叫一个讲究，用小心翼翼、蹑手蹑脚、战战兢兢来比喻甚是贴切至极。

看着那些胆儿大的孩子用手拿着“二踢脚”，潇洒的点着火儿，头一 歪，只听脚下一震：砰…… 然后是天上开花：啪…… 我远远地用手捂着耳朵，眯缝着眼睛，生怕那东西倒了飞到我这儿。然后他得意起来，又拿出个“麻雷子”！看着那么粗的大家伙，我不由得又再退后几步。我敢说，让我魂飞魄散的“麻雷子”产生的爆炸是我小时候听到的最大声音了。因为恐惧，也因为受到大人的呵护，我从来就没接触过那东西。我最得意的不过是手里拿个小鞭炮，轻轻地用俩手指尖儿掐着它的尾巴，点着后（要回头的）让它在手上爆炸。再不然就是把“二踢脚”插在雪堆里，先是沉闷的雪花飞溅，然后是一冲上天，最后才听到爆响。那些调皮的孩子就想着玩儿新花样儿。不是把耗子绑在“二踢脚”送它上天，就是把“麻雷子”插在“黄金塔”上制造污染！您信不信？由于那时候的老百姓没几家富裕的，很少有点整挂的鞭炮的，只有极其个别的富家子弟才那样玩儿。所以，回味儿时的玩儿趣就没有现在放炮仗的负罪感。

可您看看呐，现如今啊！过年放炮仗不就是在大面积地污染空气和环境吗？虽然政府出台了禁放令，可在允许的时候和地点，燃放的时候无论广泛性还是规模及烈度用“震撼”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我不喜欢“现代春节”的原因了。每每到此时，老是乞盼着：春节快快结束吧！

我也挖掘过产生这现象的原因。客观说 污染与春节是在发展中的扭曲现象，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是问题了！总的来说，应该叫做“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越了道德修养水平”。因此，我极其盼望此文能够广泛传播。如果您同样有罪恶感，那我就给您鞠躬了！

（本文描写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模石口村的儿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