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赤壁之战真实故事：赤壁之战中曹操大败于孙权刘备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战役，“火烧赤壁”的故事家喻户晓。

李白有诗曰：“二龙争战决雌雄, 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初张照云海，周瑜曾此破曹公。”

东汉末年的建安十三年（208年），驰骋于黄河流域的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后，做了充足的准备，然后挥军南下长江流域。

刘琮举荆州之众投降，寄人篱下的刘备逃亡，江东孙权阵营大部分人主张投降。看似曹操几乎占全天时、地利、人和。

在这个完全有利于曹操的战局面前，剧情发生了诡异神奇的逆转。

• 孙权、刘备联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 曹操则伤亡过半，怀着“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悲叹，自还北方。

从而，历史的发展偏离正常轨道，三国鼎立的雏形奠定。

精通谋略和兵法、身经百战的曹操，为何出人意料地遭此大败？他到底是怎样把一手好牌打烂的呢？

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占有大量篇幅。

从第四十二回“刘豫州败走汉津口，鲁肃来夏口吊刘表之丧”开始，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第四十五回“群英会蒋干中计”、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第四十七回“庞统巧授连环计”、第四十八回“锁战船北军用武”、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都是描述赤壁战事。

赤壁之战真有《三国演义》说的设计完美、环环相扣、顺理成章吗？

孙权、刘备联军巧用“火攻”之计

从表面上看，曹军是败于孙权、刘备联军的火攻之计。

如司马光 《资治通鉴》中对“赤壁之战”的记载：“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曹军受到火攻之后的连锁结果就是：“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对于这一点，《三国志》中虽然描述的简洁，但基本事实一致。

孙权、刘备联军的火攻之计能够成功，原因在于：

其一，孙权阵营发现了曹军的可利用之机。

“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则“可烧而走也”。

其二，黄盖诈降之计得逞。

黄盖“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当黄盖率船队接近曹军大营时，“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

其三，风助火势。

“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

于是，唐代诗人杜牧在《赤壁》一诗中感慨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三点足以使火攻之计成功，给予曹军以沉重打击。

但是，即使曹军船队遇遭受火灾，但是这场火灾毕竟是发生在与火相克的长江水面上。

而且，曹军有堂堂数十万之众，其中一部分在岸上驻扎，这么多人不可能活生生地被一场火全部烧死。

可见，火攻之计的效果是有限度的，曹军大败的原因并非只是因为一场大火那么简单。

曹军受疫病严重影响

有个奇怪的现象，史册中对于“赤壁之战”的记述，差别很大。

做为正史、而且距离“赤壁之战”发生时间最近的《三国志》中，对于“火烧赤壁”之说没有过多强调。

例如《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虽然描述了“火攻”的事实，但着墨并不多。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中提到了一句—“公烧其馀船引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仅有“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一句，只字未提火攻。

这也就说明了一个关键信息：“火攻”应该只是给曹军造成了程度有限的打击，并非决定性因素。

那么，曹军大败的背后还有什么原因呢？

其实史籍中已经透露了一个信息--疫病：

司马光 《资治通鉴》中记载，在战前进行分析时，周瑜对孙权说到曹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记载，赤壁之战前，“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中记载，赤壁之战期间，曹军“士卒饥疫”；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则记载，赤壁之战后，曹军“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中记载了裴松之评价：“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

可见，以北方人为主力的曹军南下，不习水土而患疫病，既有科学道理，也是个事实。而且在赤壁之战的前、后都有，状况还挺严重。

疫病的传染性强，必然会损伤曹军的战斗力。

换句话讲，若遭受火灾，活生生的人大不了可以逃避开；但是在一个纪律性强、聚集性大的军队里，疫病的感染性更隐蔽，危害性更大。

而且，当时对于疫病的防控意识和治疗水平低下。

东汉末年是我国历史上疫病的高发期，造成了“十室九空”，人口锐减。

当时很多人对此现象都有相关描写。例如曹植的《说疫气》中描述：“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疫病这么厉害，为什么同处一个地域的孙权、刘备联军没有患疫病呢？

这里就有个原因可以解释。

孙权、刘备联军长期居住生活在当地，已经习惯水土，体内形成了一定免疫力。

而曹军从北方南下而来，长途跋涉，转战多地。正如周瑜分析的，曹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属于“疲病之卒”。

而且赤壁之战当时发生在冬季，也正是疫病的高发季节之一。

有学者认为，曹军患的是血吸虫病。赤壁之战的战场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当时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

但是，血吸虫病是一种慢性寄生虫病，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皮肤、黏膜与疫水接触受染。

那么，久处赤壁之地的当地人患病的几率更大。

而曹军的陆军主力自北方而来，到达荆州已是秋季，赤壁之战发生在冬季，这个季节下水的几率不大。

而曹军的水军主力是所收服的荆州水军，他们与孙权、刘备联军对于血吸虫的免疫力、发病率应该差别不大。也即不可能仅仅只是曹军患血吸虫病。

因而，曹军是否患血吸虫病之说，还值得深入探究。

孙、刘充分发挥“人和”因素，谋划有方，执行有力

古人早就意识到，作战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自然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人心向背。

《孙膑兵法•月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曹军遭受火攻、疫病，即是失于“天时”和“地利”。

而其大败，关键因素则在于“人和”。

威震四海的曹操大军压境，刘琮举荆州之众投降，刘备势单力薄，孙权内部阵营人心不稳。

面对这样极其不利的形势，孙权、刘备联军经过研判、权衡，逆势而上，共治曹操。

这一点，在司马光 《资治通鉴》中有较多的记载。

当曹军南下时，就有鲁肃、诸葛亮这样坚定的“主战派”，而且他们拥有远见和谋略。

荆州牧刘表刚死，鲁肃就对孙权分析局势，建议与荆州势力和刘备结盟，共治曹操，“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并且鲁肃自告奋勇去游说，获得了刘备和诸葛亮的认同，从而达到了预设目的。

随即，诸葛亮代表刘备去游说孙权，分析天下大势之后，用田横举例的“激将法”使孙权排除了投降的选项，进而指明曹军的劣势：

“曹操之众远来疲散，闻追豫州，轻骑一百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

从而给予孙权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将孙权、刘备联盟落实。

于是，做为双方最高决策层的刘备和孙权达成了合作、双赢的高度共识。

然后，鲁肃继续给孙权增加信心，并使同样“主战”并掌握军权的周瑜表明了信心和决心。

从而坚定了孙权的决心，并且“拔刀斫前秦案”，明确打压听到曹操“治水军八十万众”而“响震失色”的长史张昭等“主降派”。

于是，“刘备势单力薄、孙权内部阵营人心不稳”的这两个短板得以补长。

可见，通过鲁肃、诸葛亮的“谋战”，使得孙权、刘备联盟。这就意味着“人和”的“势”，即决心和战略已形成。

接下来就是“人和”的“术”，即如何有效地执行战略。

曹军北方士卒不习惯行船，于是将舰船首尾连接起来，使人马在船上如履平地。

这一点被周瑜部将黄盖发现为战机，自告奋勇用诈降之计，用火攻曹军。

曹操本想弥补短板，因地制宜，用所收服的荆州水军致胜，没想到却被敌军用了陆战常用的火攻之计，水军战船反倒成了死靶子。

孙刘联盟的“人和”，加上地形熟悉的“地利”、火攻时风力相助的“天时”，使得曹军在赤壁损失惨重。

可见，面对将会倾巢的生存危机，孙权、刘备阵营各自积极应对，面对逆境迎难而上，充分发挥“人和”因素，用“共济世业”的理念抱团取暖，尽量化不利为有利，最终破解困局，获得新生。

而曹操一方，本来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明显优势，但是没有将其很好地优化。尤其是高估了己方实力，轻视了孙权、刘备的联盟几率，结果大败。

这也正是《孟子•公孙丑下》中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赤壁之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

曹操恐赤壁失利而使后方政权不稳，立即自还北方；孙权、刘备则瓜分了荆州。

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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