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过谢桥（梦魂惯得无拘检）

新亚书院四君子，左起张世彬、谭汝谦、谢正光、冯元植。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26日《南方周末》）

张世彬是位英年早逝的香港学者，在宋词和中国音乐史领域著述甚丰。本文作者是张世彬的好友，两人四度同学，相知甚深，追思故友，读来不胜人琴之感。

——编者

1978年8月底，我从美东驾车到中西部的小城爱荷华。行装甫定，便接到世彬去世的消息。信是××写的。他说世彬于7月21日在广州市一旅馆里因高血压病逝去，遗体已在当地火葬。8月中旬，在港的师友替世彬举办了一个追悼会，会场里播送了世彬弹奏的《山中忆故人》的古琴曲录音带，使与会的人倍觉悲伤。以后我陆续接到亲友的来信和几位在美朋友的长途电话，说的都是类似的话。

世彬逝世后的那段时间，我曾在好几个寂寞的黄昏里步上校园里的钟楼，想从那一片辽阔的爱荷华平野中去捕捉我和世彬共享过的一些欢乐时光。每当记忆在脑海里淡出，我总不禁问自己：“世彬竟从此去了吗？为什么上天竟不许我在三个月前和他在港见一面？”

1978年7月16日，我从台北到香港，××告诉我：世彬翌日便要去广州探望他的母亲。我连忙挂电话到中文大学崇基音乐系，希望能在世彬离港前和他一晤。可是那天凑巧是星期日，中大的电话生是不办公的。我把电话挂上，心里不乐，嘴里还嘀咕了一阵子（哪有一家大学的电话生是星期日休息的？），××连忙安慰我说：“世彬说月底便会回来，你回美前一定可见到他的。”可是到我8月初旬离港前，一直没有世彬的消息。

因为一个电话接不通，我竟不能和世彬在香港见最后一面。

张世彬致本文作者信 （资料图/图）

一

我最初和世彬认识是1955年的事。

那时，我在新界青山洪水桥柏雨中学读初三。那一年校里的学生多，每级都分成两班。我读的是“仁班”，同班同学都是在原校升上来的。开学不久，便常听老师们在课堂上称赞“义班”里一个成绩特优的转学生。不久，又听同学说那个转学生因为和一位同学打了一架，被训导处儆戒了一番。据说打架是因为那个转学生不喜欢别人给他一个“周恩来”的绰号。这个常被老师们称赞的转学生便是张世彬。

后来我和世彬见面，看他身材修长，剪了个平装头，面目清秀，除了两道浓眉外，长得一点也不像周恩来，自己也不禁替他叫屈起来。逐渐地，同学们也发觉这个昵称不恰当，便改口称他为“张君”，一直到世彬去世前。

1956年夏天，世彬和我开始常常见面。起初也仅是气味相投的少年游伴而已。那时，他在“义班”已先和祖鹏、崇镒交好，加上了我，便变成了后来在柏园里逐渐知名的“四大寇”了。我们的集体行动大都是一般少年人所向往的事：白天到湖心亭里看荷花，点数那些跃水的活鲤；黄昏时潜进果园里吃荔枝、龙眼，胆子大时也去弄个大如西瓜的“番鬼菠萝”来分尝，偶然也去用弹子打鸟，或者徒步到西山的灵隐古庙闲荡一番。

那年的秋天，我们升上高一，原来的初三仁义两班合并，“四大寇”便全是同班同学了。那时，我家刚为我盖了一间独立房间，想起世彬的家远在粉岭，便商得母亲的同意，邀了他来和我同住。那间房子只有丁方三十尺左右的面积，容得两张丁字排的帆布床和两张小桌子，衣服和杂物都得搁在床下，墙上则装了两个书架。便在那么一间狭隘的房间里，我和他共度了两年的高中生活。在那里，我亲眼看见他的知识世界扩张；而我们的友情也逐渐从少年游伴发展到无所不谈的知交。

现在想来，那时的世彬具有一股旺盛无比的求知欲。在学校里，他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教科书和老师们所讲授的都没法满足他的好奇。于是，他读物理时，便在课余自制了一架真空管导体收音机装在他的窗口上，晚上邀我分用他的耳机来收听电台播送的西洋古典音乐，他读化学，便去弄了些试管、酒精灯和药品回来，在我家一间闲置的鸡舍里搞实验；他读生物，便要到田间去捉青蛙回来解剖，他读自然地理，便到我家附近的光秃山头上去“勘矿”。有一次，他捡回一块异状的矿石，左右考究之余，提议在我家的后园里砌一座小石山。于是，我们动手堆石为山，并且把那座假山围在一个鱼池里，里面养了几尾金鱼，移植了几株他从山谷里掘回来的“水横枝”和“杜鹃花头”。园子的四周还种了几排茉莉花。

那时的世彬也热爱生命：他有一股永不竭尽的活力，有无穷无边的兴趣。那两年间，除了和我一同料理小花园、制弓箭、玩胡琴、弄箫笛外，他自己还学雕刻（我至今还藏着他当年为我刻的两方印）、学摄影（后来他留学日本时照了无数精彩的照片）、学小提琴。有一阵子还从胡宇基先生学过折衷派画，能画金鱼、老虎和秋月。那时他自号“半狂生”，取《论语》“狂者进取”的意思；另外又自刻了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石印一枚。这都可见他当年对生命的酷爱，以及他对知识追求的狂热。

世彬对宋词和中国音乐的研究也是在那段时期培养出兴趣来的。我记得他读宋词，起先便自置了唐圭璋的《宋词三百首笺注》和胡云翼的“词学小丛书”，选背些五代和两宋的小令和中调。慢慢地他开始对词牌发生了兴趣，于是又买了万红友的《词律》，而且还一面尝试填几首小令，一面看夏承焘等人的著作。大概是1958年暮春的一个周日，他从九龙兴冲冲地回来，手上拿了一册杨荫浏和阴法鲁合著的《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那天他兴奋极了，在我们的后园里，他操琴，我按箫，开始练奏白石的词曲。（我记得那天只练好了《暗香》和《扬州慢》两曲，到我提醒他我们原定去西山看杜鹃花的计划时，已是黄昏时分了）他后来“不懂音乐便无法研究宋词”的论调，至少在那时便已在他脑子里盘旋过一阵子了吧。

那两年的生活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也对我个人后来的出路有不少的影响。譬如我对文学和历史发生兴趣，便可说是和世彬共同生活的结果。但更可贵的却是我和他之间所铸结的友情。他在我家，视我的弟妹一如他自己的弟妹，他尊敬我的母亲，也尊敬我家的乡邻。起初只是我的弟妹尊称他为“彬哥”，慢慢地连我的母亲和我家的亲友也那样称呼他。世彬之得到他们的敬爱，除了他的聪慧和才能，还有他对人的温恭有礼。他又律己极严，虽然满怀少年的豪情，他的私生活却是十分自检的。他那时爱唱小晏的两句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甚至把“梦魂惯得无拘检”一句刻成一枚朱文印。世彬的“无拘检”只是他梦魂中的事罢了。

二

1958年初夏，我因病中止学业。世彬和我的共同生活也就暂告一段落。到翌年春天，我病愈回校，他已是高三下学期的学生，而我则继续念高二。像其他无数的莘莘学子，他也忙着准备那些将迎头而来的一连串的考试。在那种紧张的气氛下，我仍和他有过好几次的深谈。那些谈话的内容是严肃的，他的心情是沉重而矛盾的。在那段日子里，我看见他第一次触觉到出处问题的严重。他反抗过现实，但却不得不向现实作适度的妥协。然而至终，他的态度是冷静的。

他告诉我：因为他的家境贫困，若没有奖学金，他进大学的机会是很小的。可是他却讨厌考试，虽然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公认他是毫无疑问可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他后来参加高中会考的总成绩名列该年全港前十名内）。无可奈何之下，他在百忙中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来讽刺会考制度的不合理，且要我替他誊录。他又说到他如何向往传统文学里所描写的大自然的美；他但愿能得茅屋一间，几亩薄田，自耕自读。可是，他是一个无积蓄的二十岁青年，如何可以在香港求田问舍？于是他决意投考新亚书院中文系，希望能继续在传统文学中去求美。他也报考了台湾大学的地质系，以遂他游山玩水之愿。

到考试逐一揭晓，世彬不但以特优成绩获得政府奖学金取入新亚中文系，而且也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台大的地质系。因为经济问题，选择了第一条路。他游山玩水之愿和与大自然的亲近，一直至1965年以后两度留学日本时才能实现。

1959年秋，他入新亚主修中国文学。

三

我于1960年入新亚中文系，和世彬第二度同学。开学不久，他便和英文系的谭汝谦和艺术系的冯元植等人筹组新亚古乐会（后改名国乐会）。世彬来怂恿我参加。我因自己曾在高中时和他弄过点弦索，也就答应去凑一份热闹。结果，到我1966年离开新亚为止，我在国乐会都是玩票性质，他的态度却自始至终是认真的。他起先兼学胡琴、古筝和古琴，不久便专心从蔡德允女士学古琴，只偶然弄弄胡琴而已。那时世彬对国乐是兴致勃勃的。除了和谭、冯等人共理会务外（他一度当过会长），他练习古琴没有一日中止过，并且常抽空到沙田去拜访徐文镜先生，请教古琴的结构和制造问题。到1961年秋，他和我第二次合居一室，我对他“学艺”的过程便更清楚了。

我们在九龙北帝街合租了一间尾房，面积较我家的那间稍大。但是依旧是那么两张丁字排的帆布床，各人一架书。比我们在我老家时多了的东西，便是他和我新添的几件乐器。我们中、晚两顿都同吃，大多是我买菜，他下厨。晚饭后，他必练琴，而且总得拉我听他弹一段才让我外出。后来等我的兴趣也来了，他便选了几阙琴箫合奏谱，自己动手翻成简谱来方便我。于是，两个人便一琴一箫，在热闹的北帝街的楼房里练奏，像《山中忆古人》和《阳关三叠》那样的音乐。到他能弹像《高山流水》和《幽兰》等比较深奥的曲子，而我奏洞箫的技术再也追不上他抚琴的技术，我们才放弃那些闹市中的琴箫二重奏，而让他去继续他的古琴独奏。

除了练琴，世彬埋首于钞录琴谱。那时复印机尚未流行，他常常在昏黄的电灯下把借回来的琴谱抄录在自己的本子里，有时一直工作到午夜以后为止。大约是1962年的初夏，他告诉我他正在找“神奇秘谱”。我尚记得那年一个6月的清晨，他把我从梦中叫醒，微笑着对我说：“谁还能说《广陵散》已成绝响？老夫不但抄了广陵散一遍，而且还弹了《广陵散》一遍。”说罢，把他手抄的本子递给我，厚厚一册，里面满是他一笔不苟抄成的音乐符号。就在那一夜里，他练弹了《广陵散》，而我却竟在梦中。《广陵散》全曲很长，后来我只听他弹过片断。如今他逝去了，不知他在香港和日本的弟子中有能弹全《广陵散》的没有？

在大学四年中，除了古琴，世彬的精力便集中在宋词的研究上。事实上，他研究宋词，是与他对中国音乐的兴趣二而一的。那时他已确立了“不懂中国音乐不足以论宋词”的主张。他大学毕业那年，在我手编的《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第一期里发表的两篇论文：《论宋词之四声阴阳》和《论宫调声情》，可说是他朝这个方向走的开端。从他以后陆续写成的一系列论文来看，如《唐宋词声律之研究》《中国传统乐谱之翻译及研究》《论唐宋曲子之源流》《论歌词之韵》《论清代诸家词韵之得失》，可见世彬花了那么多心血在音乐的探求，原只是他研究宋词的一个手段而已。最后这七八年来，他尤其专心研究音乐，除了在中大崇基音乐系任教、著成《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二册外，且曾在东京大学授中国音乐史，并以他的琴技在日本授徒，反而好像是对宋词冷淡了些，这都是后来的发展。但话说回来，若再假世彬以十年或二十年，谁又敢说他不会回头来用他对中国音乐的知识和理论来整理宋词呢？

四

世彬大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师范，当时有人传言说是因为他的思想左倾。我告诉他这些流言时，他只苦笑不答。其实像世彬那种超俗出群的性情，政治上的青红皂白，他怎么会感兴趣呢？可是他终不免有点失望，因为他原打算读一年师范后，便回到他在粉岭的家附近去谋一份中学教职，以遂他早年“求田问舍”的愿望的。我劝他不如进新亚研究所，专心研究他喜爱的宋词和音乐。为长远计，总比他浪费时间在教中学上划得来。

他终于进了新亚研究所，而且是和我同一年（1964）考入的。于是我们便第三度做同学了。我那时已改攻历史，世彬则在文学组，因为治学的路向不同，我们很少谈学术上的问题。但是仍然谈理想、谈人生，偶然也在国乐会里一同弄音乐。他在研究所的收获是丰硕的。他研究宋词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那段时期搜集材料的。

他于1965年春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京都大学攻中国文学。一年后，我也到京大研究历史。那是我和他第四度做同学，也是最末的一次了。

我初到日本时，先在大阪念半年日文。世彬特地约了志诚从京都来看我，三个人在“上六车站”附近吃了一顿颇佳的中华料理。那天，世彬意兴风发得很，喝了点酒，告诉我和志诚他在日本游山玩水的雅遇。后来我才知道他在京大只做研修员，没有念学位，故不必受上课的约束。除了搜集有关宋词和音乐史的资料，他的时间和金钱便大部花在游历上。他那次去日本只留两年，可是他南自九州岛、北至北海道，日本有名或无名的山水大概都给他探遍了；而且，樱花、温泉、白雪、红叶，以至幽谷里的野花，都成了他摄影的题材。往往旅竟归来，便向我们几个滞留在古都的人炫示他的收获。他爱日本，爱日本的山水和花草，也爱日本的少女，后来他便把这份对三岛的情怀写成了《幽玄之美与爱》一书。现在想来，我在京都所见的世彬仍是热爱生命的，仍然是一个“半狂生”。

世彬于1967年春天回到香港，我仍留在日本。1969年我转来美国前回港省亲，他在我们北帝街的旧居处附近请我吃了一顿客家菜。他告诉我，他正在埋首写中国音乐史，而且计划短期内再去日本一趟。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便少了。1970年，他从东京来一信，寥寥数字，只说他在东大的教书和研究两方面都偷快，他不久又回到香港去，在中大崇基音乐系开始做临时讲师。

1976年暑假，我回港探亲，朋友们告诉我说：世彬在教书的事情上颇不适意，而且有些颓唐，劝我找他谈谈。但那时他刚束装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我始终没有在香港和他碰面。

我回到美国，清波来信说世彬在他剑桥的家搭住。我不久便驾车去剑桥。七年没有见面，世彬显得苍老了很多。他依旧是梳一个平装头，但头发则斑白过半了，而且身体消瘦，举步已有点蹒跚。我当时想，他只比我年长两三年，为什么竟衰老到这个地步？难道“岁月催人”只“催”那天赋绝顶的人而又“催”得那么厉害吗？

那天，我在清波家吃饭并留宿。饭前，清波告诉我说，世彬因知道我来，特地下厨为我做了几道拿手菜。吃饭时，我果然看到满桌都是我爱吃的菜，便闹着要大家陪我喝酒。世彬连忙说他近年患上了风湿和高血压，晚上也常失眠，酒是久不沾唇了。饭后，他拿了一册他的《幽玄之美与爱》送给我。我看见书上用的竟是一个他的新笔名：“云上人。”我当时心里有点黯然，因为我知道世彬从不胡乱给自己起名字，而像“云上人”那样的名字，至少应是五十开外的人用的。我好几次想问他为什么不用“半狂生”，始终没有开口。及后清波闹着要他也送他的《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他立即朗声说：“老夫即使送，你们两位也是看不懂的，又何必多此一举？”说罢，他笑了，我们都笑了。从他那爽朗的笑声中，我仿佛又看见了我熟识的“半狂生”。

世彬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和那里的卞赵如兰教授一同整理音乐史的材料。那一年，我去了剑桥七八趟，大都住在清波的家，得以和世彬见面。但那时他已养成早睡的习惯，而我则仍是夜眠晏起，所以谈的机会也不多。我只记得他比从前沉默了许多，而且也不比从前好动。我曾邀他和我一道到新英伦一带走走，始终没能成行。他后来去了一趟绮色佳。他在那边住了十多天，据说也很少出外，只是每天和梅祖麟教授下围棋。他不喜欢美国，尤其厌恶波士顿的繁嚣，和他在日本京都时的意兴风发，简直判若两人。我当时便想，世彬是一个喜欢东方农村生活的人，美国对他是不适合的。

世彬于1977年5月便离开美国，比原定计划略早了一些。临别时，他开玩笑说：他回香港前要经日本一趟，去看看在那边曾从他习古琴的一班女弟子。我知道他要看的大概还有那边的山水和花草，当时也就只笑笑，没有给他说穿。我只告诉他：我计划于1978年暑假回香港，到时可见面。

没想到那一别以后，我和世彬便永不能再见了。

1959年香港柏雨中学高中毕业典礼中之“烛光交接礼”。张世彬（图右）代表彪社交烛，贾长亭（图左）代表杰社接烛 （资料图/图）

五

世彬终生没有结婚，也从没听过他谈恋爱的事。但他却常爱谈他的审美观，也不讳言他对日本少女有特别的喜爱。他对“美”和“爱”曾作过这样的解释：

真是真理，即自然规律。自伏羲画八卦，以至人类登月球，都可说是自然规律的发现与利用。自然规律是不能违反的。

有了这基础，还要通过“善”的一关，即是道德标准的判断。大学说“止于至善”。能到达至善之境，那才是真正的、绝对的“美”的境界。

另一个是“爱”字。下乘的说法是：爱有两原则：第一，不可使对方增加麻烦与苦恼；第二，必须完全脱离利害关系。而上乘的说法则可总归一句，就是：真正能够为对方的幸福设想的才是爱，如果只为自己的幸福设想，那不过是一种私欲罢了。（《幽玄之美与爱》，第201-202页）

世彬在中国音乐和宋词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自有学术界的行内人来定论。我所见到世彬治学的态度，可说是和他对“美”和“爱”的追求是一致的。他的理想高超，勇猛精进，却从不把学术来作名利的敲门砖，来满足他的私欲。他律己极严，宽和待人，但也嫉俗如仇。听说他在死前曾一度寄迹僧舍，托身空门，希望能从此长伴黄卷青灯。不料僧舍里也有他看不惯的俗事，于是只得重回尘世。从这一点看来，世彬是寂寞的。

今夜，爱荷华的平野正如世彬生前常吟咏的“露似珍珠月似弓”，虫鸣声和萧萧的落叶声混成一片。我在想：世彬定会陶醉在这样的一个秋夜里。灯下，我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他和我合奏的《山中忆故人》的录音带。随手捡出愁予赠我的一本诗选集，看到这样一首诗：

云游了三千岁月

终将云履脱在最西的峰上

而门掩着兽环有指音错落

是谁归来在前阶

是谁沿着每颗星托钵归来

乃闻一腔苍古的男声

在引罄的丁零中响起

反正已还山门且迟些个进去

且念一些渡一些饮一些啄

且返身再观照那六乘以七的世界

（啊钟鼓四十二字妙陀罗）

首日的晚课在拈香中开始

随木鱼游出舌底的莲花

我的灵魂

不即不离

——《梵音·郑愁予诗选集》

愁予写这首诗是1957年，正是我和世彬开始深交的时候。我把诗朗声读了几遍。我想：世彬一定会很喜欢这首诗吧。

美国格林奈尔学院历史系教授 谢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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