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权利大但为什么不称帝（慈禧太后站在权力巅峰）

《光绪之死》

徐琳玲 著 / 岳麓书社出版

2020年11月 / 58.00元

ISBN：978-7-5538-1304-2

失败的母亲

身为政治家的叶赫那拉氏，身后毁誉如山，但没有人能否认她是一个高明、老辣的权力玩家。而在母亲这一重身份角色上，无论对亲儿子同治帝还是养子光绪帝，她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近代史学者杨国强曾评价慈禧，说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母爱的女人”。

同治帝载淳自小在情感上就一直更亲近性格温厚的嫡母——东太后慈安。等到步入青春期，他越来越强烈地想摆脱生母对他的控制。17岁时，在选立皇后的问题上，同治帝与慈禧太后发生了第一次激烈对抗。他没有选择慈禧中意的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而是立了与慈安太后有姑表关系的阿鲁特氏为后，即清史中的嘉顺皇后。

阿鲁特氏出身旗人中少有的科举世家，其父崇绮是清王朝两百多年里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旗人状元公，其母则是郑亲王端华的嫡女。也就是说，阿鲁特氏是端华的亲外孙女。而端华则是慈禧在“辛酉政变”中的政治敌手，咸丰帝在热河行宫驾崩前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之一。政变后，他被赐在宗人府空屋里自尽。

同治帝和皇后夫妻感情很不错，两人相敬如宾，但慈禧太后很不喜欢这位皇后，而阿鲁特氏也是外柔内刚的性格，故婆媳之间一直不和。

强势的婆婆于是强行插手儿子和儿媳间的事，以皇后需要多学宫中规矩为由，强令同治帝少去皇后寝宫，而要他多去陪自己偏爱的、已被封为慧妃的富察氏。夹在母亲和妻子中间的同治帝不堪其扰，干脆一个人搬到乾清宫住，后在近侍、太监的引诱下，跑出宫去“冶游”。据说因为担心在高档风月场所出入会撞到朝臣，他于是流连于京城最下等的娼寮，由此染上了性病。

按清宫档案的说法，同治帝死于天花，实则更大可能是死于梅毒，或是同时感染上了两种绝症。

帝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录下同治帝病重时的情况：“御医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比昨稍稠）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

同治帝驾崩后，醇亲王之子载湉成了皇室宗亲里和慈禧在血缘关系上最近的一个。慈禧既是光绪帝的伯母，又是他的姨母，如今又成为他的养母。

在庚子“西狩”中进入军机处的官员瞿鸿禨在《圣德纪略》中，记录下慈禧亲口对大臣讲述自己对幼年光绪“调护教诲，耗尽心力”的恩德：

外间疑我母子不如初乎？试思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

这是一个内在异常复杂，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的女人。

一方面，身为清朝实际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家的媳妇，慈禧太后用心栽培着这位天子，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当小载湉正式开始读书后，她定期召见负责书房的师傅，查问小皇帝的功课进展和性情，有时还会当场垂泪说担心自己对不住祖宗之语。

后来，她还要求师傅们立功课簿记录每日上课内容，以方便掌握小皇帝的具体学业进展。随功课簿一并呈览的，还有小皇帝每日所作的诗、史论及对子等，慈禧宛如一位今日高标准、严要求的北京海淀区家长。

叶赫那拉氏对小载湉学业上的严格要求，部分源于她从教养亲儿子同治帝的失败中汲取的教训。在清朝历代帝王中，同治皇帝是出了名的顽劣、不爱读书，“亲政”之后一味贪玩、怠于政事，甚至给清廷中枢机构的正常运转造成不小的困扰。

另一方面，她又在小光绪身上贯彻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她命光绪叫她“亲爸爸”。在叶赫那拉氏的心里，此生最大的遗憾大概是不能像一个男儿那样名正言顺地闯荡天下，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

满人入关后，效法汉人的儒家治术，标榜以“仁孝”治天下，从康熙、乾隆到道光都是以孝道为天下表率的帝王。慈禧更是为光绪帝立下了各种严格的规矩，如“每日必至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跪”。每当慈禧乘舆出行时，光绪必“随扈”，即便“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

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一日，5岁的光绪帝在毓庆宫正式开蒙读书。慈禧为他安排了曾教授过同治帝的两位师傅——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二人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小皇帝读书，夏同善主要教他写仿格（写字）。另有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

除翁、夏两位外，慈禧太后为光绪帝先后安排过的授课老师还有孙家鼐、张家骧、孙诒经、陆润庠。他们都是当时有名望的饱学之士，其中翁同龢、孙家鼐分别为咸丰六年（1856）、咸丰九年（1859）的状元，陆润庠为同治十三年（1874）的状元，其他几位进士出身的老师亦是各有所长、学问精深的名儒。

在这些师傅中，翁同龢和孙家鼐教授光绪帝时间最长，和光绪帝的私人感情也最深。“首席”师傅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记里详细地记下载湉每次上课的内容、学习状态、情绪，甚至身体状况，出现最多的评语是“甚好”“尚好”“极好”。

和喜爱冶游、性格顽劣的堂兄同治帝不同，载湉从小就很用功读书。连一向严苛的慈禧太后也夸赞他非常爱好学习，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诵诗书。在师傅们的精心栽培下，光绪帝小小年纪已很有“天召”意识，他是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的。

中国传统“典学”的开蒙和教育，是以背诵和反复诵读为主。和每个幼龄儿童一样，小载湉也有坐不住、闹脾气的时候。翁师傅有时用激励，有时用谏言，刚柔并用。当小皇帝实在耐不住性子时，就允许他看有图画内容的书，张弛有度地引导他的向学之心。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小皇帝的读书情况：

辰初来，三刻入，上读书极好，指书内财字曰吾不爱此，又曰吾爱俭字，此真天下之福矣。

生书一本，读甚铿锵，忽于将完时龃龉（非龃龉，直是嬉戏啼呼耳）。

熟书背一号，忽欲哭，百方鼓舞，终不肯读，竟无知如何。生书涩，熟书亦未顺，勉强迁就，口吃甚，忽不乐，不可解也。

一次小载湉读生书时磕磕巴巴，翁师傅于是改让他先写字，因为“点画浓厚有力”，就连着表扬了几句，小皇帝立刻“阳气溢于大宅”，开始高声朗读。翁同龢随后领悟到自己“数日未免太抑之故”，于是大用鼓励之法，果然很有效——之后读竟《大学》《中庸》等熟书，“声亦高矣”。“以方寸纸书数字，请以朱笔圈之，竟欣然也，并令告随侍等读甚好。”

翁同龢由此判断，这是因为皇上“性高明，不喜人敦迫，然好谀之病亦当深凛，他时记取臣言”。

入值毓庆宫的师傅们所教授的功课内容，是以传统的儒家典籍及各种经典史书诗文为重心，即“典学”。到载湉长到十一二岁，他的功课里又增加了批读奏折的内容。

近代史学者马勇总结说：“在清朝所有皇帝里，光绪所受的教育是最好的。”但对一个孩子成长最最重要的母爱、温暖和呵护，小载湉是极度匮乏的。

叶赫那拉氏自己从来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也没有和孩子相处的意愿和耐心。连自己的亲儿子同治帝也是一出生就由别人带大的，跟她从来就不亲近。

载湉当初被抱入宫时，随他进宫的有原醇王府一直照顾他的奶妈，但很快被太后下令赶了出去，因为她认为醇王府的奶妈来自民间、坏毛病多。据宫中太监回忆，慈禧太后不准奶妈抱着才三四岁大的小载湉入睡，后来就把他交给一个姓范的太监来带，因为他有“婆子气”。

小载湉原本身体就羸弱多病，经常头痛、腹泻、发烧、着凉，或是“胃气上逆，呕吐食滞”。慈禧差派照顾他的太监、奶妈都怕担责任，对他看管很紧，不敢给他东西吃，小皇帝常常因此饿得直哭。10岁左右的时候，他经常跑到太监房翻吃食。一次他拿起一个馍就跑，等太监追上，跪地哀求，他已把半个馍吞进肚子了。

清皇室退位后，英国人庄士敦曾进紫禁城担任溥仪的外籍老师数年，教授他英语、数学、地理等学科。他曾不止一次为自己这位学生感到难过。在他看来，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合适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

他这样写道：“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可以被称为监狱的宫殿，那就是北京的紫禁城。在那里，顺治皇帝渴望自由，在那里，他的倒数第二个继承者光绪皇帝，于大约十二年前终结了他忧郁凄凉的生活。那些不祥的高大建筑群是二百六十多年前一个皇帝的监狱，而且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另一个皇帝的监狱。”

同样被剥夺了骨肉亲情的，还有一位悲伤的母亲。自载湉被抱入宫的第一天，醇亲王福晋就一直牵挂着宫里的儿子，常常为他担惊受怕，加上之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又先后夭折，越发郁郁寡欢，这也影响了她和醇亲王这对原本恩爱夫妻之间的感情。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她最终抑郁而亡。在她临终前，光绪帝曾奉慈禧太后之命到醇王府探望数次。当看到心心念念却又很陌生的儿子，叶赫那拉·婉贞心情极为复杂，不久一言不发地撒手而去。

慈禧后来恩准醇亲王奕譞在毓庆宫照料小皇帝读书。亲父子中间隔着“君臣之礼”，谨小慎微的醇亲王从不敢逾越“界限”一步。

据翁同龢的日记，醇亲王为小载湉的学业可谓殚精竭虑，他经常找师傅们商量光绪帝的功课问题，以及管教督促之法。在书房里，小载湉对父亲有着天然的“畏敬”，每当他上课闹情绪不肯配合读书，师傅们又束手无策时，醇亲王会出来“正色诫勉”乃至“词色俱厉”，唬得小皇帝不敢胡闹，乖乖念书。

也有例外的情形。有一次，小皇帝本来课上得非常好，忽然醇亲王来到书房，当时6岁大的小光绪“又欲嗷然”，发出怪叫，开始捣蛋。师傅们不得不“多方鼓动”，才把课堂秩序勉强维持下去。其实，稍微懂一点儿童心理学，就知道这是小孩子为了博关注而撒娇的举动。

这是万万不能有之事。自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帝的当日起，朝中一直有“继统”“继嗣”之争，到光绪五年（1879）又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吴可读尸谏事件。这让如履薄冰的醇亲王必须更加干净、利落地切断父子之情，父子间只剩下冰冷的君臣名分。

只有翁师傅每次上课时，会摸摸他的小手心是热是凉，看看他的脸色和精神状态。有一次听到小皇帝鼻音浓重，翁同龢询问之后，才知道他未进早膳，而宫中太监则敷衍了事地写下吃饭“两碗”。

光绪三年（1877），翁同龢告假回老家常熟探亲。为了避免父子单独相处招致猜忌和嫌疑，醇亲王随后小半年没有出现在书房。直到翁同龢回京销假后，才又回到书房督责小皇帝的功课。

没有师傅和父亲“坐镇”书房，小皇帝倒也开开心心逍遥了数月，和太监们玩耍胡闹。等翁同龢销假回来，小皇帝一见他，开口就是“吾思汝久矣”。这让翁同龢既感动又惶恐。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授课读书中，光绪帝和陪伴他最久的翁同龢建立起如同父子的感情。他喜欢捋老师的胡子，上课时若听到打雷，就会吓得往翁同龢怀里钻。

有一年，翁同龢要回老家常熟虞山扫墓，小皇帝说什么都不肯让他走，不得已才给了一个月的假，还和他约定说：“下月今日，朕与师傅相见于此矣。”

在相当长时间里，翁同龢是影响光绪帝最深的人。

等到他成年“亲政”后，翁师傅自然成为少年天子寻求对国政大事看法和建议的首要对象。而翁也通过在书房进言、议论时事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影响朝政。他在政治上的企图心也逐渐膨胀，门下聚拢了文廷式、沈曾植、志锐、张謇等一帮门生弟子，他们后来被视作“帝党”，而翁师傅则是“帝党”的首席大佬。

但翁同龢实为一旧式学者。青年科场夺魁后，他常年在京中为官，外放也多为学政一类的差事，缺乏处理实际问题的经验，对晚清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知也是一片茫然。他和曾国藩、李鸿章这样早年虽为京城翰林，却是以立战功、办洋务、做地方督抚的“经世派”有着明显不同。

光绪二十年（1894）的朝鲜事变和之后的甲午战争，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几乎左右了少年天子对时局的认知和判断，以及对日战争政策的制定。

翁同龢晚年被慈禧太后罢黜回籍。在为自己修订年谱时，他曾追忆和少年天子的“书房独对”。光绪帝常常在早朝召见枢臣之前，先让太监提着灯笼召见翁同龢，和他单独商量国政大事，“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

这种“书房独对”的政治生态，也确实引起朝中同僚们的极度不满。当时主管清廷军事的荣禄就在给山西巡抚鹿传霖的一封密函里大发牢骚，说翁同龢竟然相信一个德国军火商汉纳根的鬼话，向皇帝建议委托汉纳根练军十万，岁费饷银三千万两，“所有中国练军均可裁撤”。两王（礼亲王、庆亲王）和李鸿藻均反对，但也没有办法，自己和翁同龢为之争到“几至不堪”的地步，才做罢议。谁知第二天早朝，光绪帝说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并下谕不准荣禄掣肘云云，原因是“午间书房已有先入之言矣”。

翁同龢对光绪帝的这种特殊影响力，自然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惕。

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下令撤去上书房。翁同龢曾对此力争，光绪帝也很不情愿，并命甲午战败后再次被起用的六皇叔——恭亲王奕䜣在太后面前代为说项。慈禧最后同意只撤销满文功课和英文功课，保留汉书房。

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十三日，她在离宫返回颐和园的当天，突然下懿旨，强行撤去皇帝的汉书房。这一次，她没有给这一对师徒和任何说客留下商榷的余地。

《光绪之死》，岳麓书社出版

本文节选自岳麓书社《光绪之死》，作者徐琳玲。

《光绪之死》

作 者：徐琳玲 著

定 价：￥58.00

本书以破案的方式揭秘光绪之死，并以此为起点，全面探究晚清政局中的诸多“疑案”：为何光绪帝遗骸中检测出巨量“砒霜”？光绪比慈禧早死一天，是历史巧合，还是另有玄机？慈禧是如何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操控政局的？……作品从新颖的角度，立体而真实地展现了光绪帝复杂多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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