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八零儿时的记忆（似水流年七零后的童年记忆）

1. 三岁时的托儿所
2. 我的出生是一个错误
3. 我的学前教育
4. 爸爸妈妈的相识
5. 小泥佛
6. 幸福的大西瓜
7. 冬天玩冰车
8. 春天吃槐花
9. 一场秋雨一场寒
10. 疯狂的年代
11. 第一次看电影
12. 学校的露天电影
13. 嘣爆米花
14. 拉风箱
15. 烈属院
16. 公共澡堂
17. 黄金塔
18. 小酥肉
19. 爸爸拣煤的惊险故事
20. 做煤饼
21. 蒸汽火车
22. 踢毽子
23. 捉迷藏
24. 烤红薯
25. 大汽油罐
26. 上小学
27. 木头人
28. 傻子二喜

我们家旁边就是子弟小学，走路去上学只要十来分钟，我从一年级第一天就自己去上学。

我每天去上学之前，总吃一点简陋的早餐：一只热蒸馍里面夹着爸爸所能搜罗出的各种奇怪东西：一小块猪板油，再撒些盐；或者就是一把白糖......早餐从来没有鸡蛋和牛奶。

偶尔境况好些的时候，早上可以喝一碗热腾腾的包谷面糊糊，大部分时候，我只能吃这只或咸或甜的大馍。

如果时间来不及了，我就边走边吃，举着渗出猪板油的馍，走在小城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旧旧的帆布书包里的铅笔盒发出“叭答叭答”的声音。

每当一辆卡车飞奔而过，一大片狼烟似的黄土就扑面而来，我背过身过，用手小心地捂着我的馍，等尘土终于落下去了，再边走边吃。

早上八点钟之前我必须赶到教室，不然，就会被关在大铁门外面，所有迟到的孩子被要求站成一排，像是一捆阳光下晾晒的葱，僵僵地立在那里示众。

在早自习上，我们大声朗读着课文，孩子们都扯着嗓子摇头晃脑地使出浑身力气，那情景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喊书。我完全无法听清自己的声音，它已经被拧在一团模糊的混响里，轰轰地冲击着我。

严厉的班主任张老师每天瞪着吓人的三角眼，背着手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孩子们读书的声音仿佛风声，呼呼地吹一阵后会变得越来越小，变成模糊的哼哼声，此时张老师就大喝一声：“大声读！”一个教室的声音就像突然被拧大的水龙头，哗地喷涌出大流量的水。

正式上课前，我们总要唱歌，文体委员崔晓玲有一副脆生生的金嗓子，她的音挑得高高的一点也不费力。

每次她唱一句起头，决定我们唱什么歌，今天是“小鸟在前面带路.....”明天是"让我们荡起双浆......"她明亮的声音刚一落，一个班的孩子都大声整齐地唱起来。

上一年级已经很久了，我越来越习惯了集体这个东西，习惯了整齐划一地和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每当我和一屋子的孩子大声唱歌的时候，集体那山一样雄浑庞大的力量就会真实地冲击着我，让我小小的心莫名其妙地激动着。

唱完了歌，老师走进教室，班长大喊：“起立！”一片凳子被叮铃咣当推动的声音，我们哗拉哗拉站起来，大声说：“老师好！”老师说：“同学们好！”又是一片杂沓纷乱的凳子声，我们坐下了，终于，可以上课了。

渐渐地，我已经习惯了把手背在后面，持续那么长时间也不会觉得手臂疼了。可是我听一会课就会跑神，看着树枝上的小鸟，天空中悠然飘过的云。

想想一年前，也是这样的大晴天，我正在学样附近的小山上欢跑着捉蚂蚱，我捉了一串肥壮的蚂蚱，躺在草地上打盹。

那时候的风也是今天这样丝绸般的质感，但现在，我却不能跑到山里捉蚂蚱。

我隐隐觉得一旦进了学校，就掉进了大人们精心设计的陷阱里，我再也出不去了，只能从井底无望地看着天空。

我低下头，有点伤心。突然，数学老师抛出的一枚粉笔头精准地砸在我脑门上，真疼！这个总是留着板寸的方头方脑的老师总能准确地发现哪个孩子没有专心听讲，只要这孩子的眼神一跑，他的粉笔头就飞过来，每次砸粉笔那一瞬间他总是紧紧地咬着下嘴唇。

我努力专心听讲，没多久又跑神了，我发现那个住在后公房的傻子又来学校操场晃悠了。后公房一共有两个傻子，一男，一女。女的十六七岁，男的十四五岁。

我们把那个女傻子叫傻大梅，每次她被别人骂“傻大梅”时总是非常气愤，她先用力咬一口右手背，再翻着白眼，迈着老婆婆的外八字步拼命追那个骂她的人。但她永远也追不上，恶作剧的人们就哈哈大笑着不断观赏傻大梅咬手翻白眼外八字奔跑的动作。傻大梅从没上过学，但她就是喜欢来这所小学晃悠，她因此成了小学里的一道风景。

另一个傻子叫二喜，他同时是小儿麻痹患者，他妈妈给他做了一辆带座位的简陋木车，装着四个噪音惊人的滚轮。他天天就困在那辆四轮车里，用唯一健康的脚划拉着地面，把自己从家里挪动到小学里来玩。二喜的脖子永远向右边歪着，脸上总挂着极其满足的笑容，他太激动的时候会突然口吐白沫。

不明白为什么，二喜和傻大梅一样都喜欢学校，喜欢看着无数背着书包的孩子们走过，虽然他和她同样，总被孩子们欺负个没完。

孩子们最喜欢看的是二喜和傻大梅同时出现在小学操场上，天真又残忍的一群小学生轮番捉弄着两个傻子，看着他们或是翻白眼或是口吐白沫，孩子们大笑着，一哄而散。

刚刚被数学老师用粉笔头砸了脑袋的我无聊地从窗子向外望去，发现空荡荡的操场上只有孤零零的二喜，他歪着脖子，脚不停划拉着地面，白亮亮轮子里的滚珠哗拉拉响着，他可能刚刚在课间才被欺负过，但他还是不肯离开学校，他一脸的无聊和伤心，和心不在焉我一样。

2009年9月底，因为要将父亲的骨灰安葬，我、妈妈和哥哥都回到了这座小城。我们把父亲葬在了小城唯一的墓地大同沟，在一个阳光充沛的角落，他可以高高地俯瞰这座他生活了51年的西北小城。

父亲下葬后，我并没有急着赶回深圳，那些日子，我经常在我生活了17年的小城游荡着。那些日子似乎是小城最好的季节，大清早的空气是微微的清寒，几乎可以闻到带着冰面裂纹的干燥；近晌午的时候，路面上涂着淡金的阳光，我穿一件长袖T恤慢慢地走路，非常舒服。

小城已经被老年人塞满了，老头儿成群结队地围在一起，一组一组地打着牌；老太太们坐在不远处戴着老花镜，缝着纯棉鞋垫，两块或者三块钱一双。我路过一个又一个挂起的鸟笼，里面的鸟像那些穿着灰蓝色外套的老先生一样，是土色系的脏。

忽然，我远远看到一辆木头四轮车，那里面静静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正在抽烟，身后不远是一条脏脏的小狗。那男人畸形的左脚悬空。

我总觉得他眼熟，走过他身边再仔细看时，猛然想起这就是我小学时总出现在操场上的那个傻子二喜。

那时，他就坐在四轮车上，用健康的那只脚一划一划着地面，流着长长的口水在操场上挪来挪去，那时，他每天都被调皮的小朋友追赶欺负。

过了这么多年，他还呆在四轮木头车里，那车早已换成更大更经用的。他下巴上已经长出了一根根白胡子，他的眼神依然那么空洞，比之于小时候，只多了些岁月的沧桑。

我真的没想到会无意中碰到二喜，一个一直刻在我记忆中的傻子，过了这么多年，他还好好地活着，和他的小狗在一起，在中午的阳光里抽着烟。这么些年，他是怎么生活的？一直是谁在照顾他？我边走边回头看着他，他当然不可能认出我：一个上小学时同样欺负过他的调皮小姑娘，他对我不停地回头一点反应也没有。

回到家，我问起妈妈这个住在后公房的傻子，妈妈说：“他从小得了脑瘫，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结婚，都是他妈妈在照顾他。他可能都快五十了。”

我问：“他妈妈如果死了谁来照顾他？”

“那就看他的命了。”

（待续）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点击文末"了解更多"：《似水流年——七零后的童年记忆（27）：木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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