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背景的铁十字（铁十字）

1943年1月21日，肯尼亚蒙巴萨的盟军护航指挥司令部里，盟军非洲战区最高长官、美国陆军中将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满脸愁容地听取各方面综合情况的汇报，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白背景的铁十字?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白背景的铁十字

1943年1月21日，肯尼亚蒙巴萨的盟军护航指挥司令部里，盟军非洲战区最高长官、美国陆军中将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满脸愁容地听取各方面综合情况的汇报。

火炬行动毫无疑问是彻底失败了，比去年8月已被公认为很惨的迪耶普登陆战役损失大十倍都不止，虽然这个结局和他的指挥基本没关系，但依然让他感到无比沉痛：几十艘军舰、100余架飞机、200余艘中大型运输舰、1万多名海军官兵、4万余陆军部队、整整4个师的装备，甚至连一个德国人都没看到就被送进了海底或成了敌人的战利品。当一封又一封阵亡通知书从打字机上源源不断出来时，他的整颗心似乎都要碎了。

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美国所遭遇的最惨重失败，即便震动全美的巴丹战役，美军士兵伤亡也只有1万余、被俘1.5万余（虽然这些战俘后来大都也死了）。再加上前不久南所罗门海战役中近2万名海军官兵的损失（舰队和瓜岛守军），短短3个月，联合舰队居然造本方成7万余人的伤亡，在他心中俨然已成为美国最凶恶的敌人。

他知道国内有很大呼声要求罗斯福总统改变“先欧后亚”的方针，虽然在理性上认可总统的观点，但在面对如此血淋淋的现状，他在情感上更愿与普通士兵和民众保持相同立场——将士们的心情很容易理解，一是愤怒，二是沮丧，战争绝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容易。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美国加入世界大战已13个月了，但除了巨大的潜力和充足的物资，军队特别是陆军还根本没做好全球战争的准备。现在能拉出来打的都是战前训练、培养的基干队伍，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是合众国为数不多、仅有的优秀部队。国内军队虽然已一口气扩张到了300多万，但很多都还处于手忙脚乱训练新兵阶段，里面的老兵比例不到10%，军官也是没多少实践经验的菜鸟，丢了这些基干部队之后——他实在不敢想象将新设部队拉出来打仗会有什么后果。

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点损失放英国、德国、苏联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值得一提，哪个没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损失？英国人光北非战役就丢了30万人马，中东战场上那10万人马估计也保不住，俄国人丢的队伍估计没700万也有600万，7-8万人对斯大林来说就是一周的损失而已。就是一直高歌猛进的德国人照样有莫斯科战役的失败？他估计德国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损失了100万——实际上自苏德战争开始后，德国在各条战线上的伤亡已突破了120万。

但英国人、德国人、苏联人可以毫不在意地承受这些损失，美国却承受不起——有经验的士兵和军官实在太少了。怕什么偏偏来什么，美国单场战役的伤亡从几千上升到1万2万，突然现在一口气变成5万。而他们现在的对手却是从波兰战役开始就享誉世界的名将——古德里安、隆美尔、凯塞林，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

如果可以选择，艾森豪威尔现在很想把这些部队重新拉回美国或英国去，再不济也要退回南非，而不是这样畏畏缩缩地躲在肯尼亚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在机动舰队逮住并消灭莫桑比克海峡空船返回的舰队后，大家已对海上运输不报任何希望，因为谁也不知道该死的日本舰队会从哪里冒出来，没有舰队提供的帮助，他去哪里找足够的物资和支援来构筑东非防线？他可不认为按一战方式的战壕挖掘可以挡住德国装甲部队——更可悲的是，现在连铁丝网和地雷都不够！

“长官，今天有一条船进港——他是偷偷摸摸沿海岸线从马达加斯加开过来的，路上没碰到日本鬼子。”

“真是些勇敢的人。”艾森豪威尔叹了口气，“船上面有什么？”

“一些面粉、朗姆酒、橄榄油、羊毛外套……哦，还有一点汽油——大约1000桶，他说是马达加斯加守军托他带给我们的。”

“很好，很好。”他高兴极了，“统统买下来，可以多给一点钱。”

“这个……”后勤军官为难地说，“我们没这方面预算，再说除了汽油，其他东西也不是特别缺。”

“我们需要物资，所有东西都不能放过，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航行。”他耐心解释道，“汽油是我们最急需的物资——就冲他们冒着风险帮忙运汽油的份上，都应给予合理报酬。”

他不是矫情，这是切切实实的需要。军人首先要服从命令，火炬计划失败了，战争却还在继续，非洲战区司令官的名头听上去很响亮，但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给他的指示很明确，想尽一切办法在东非构筑一道可靠防线，保住盟军反攻的希望，他仔细考虑了两天又和部下反复沟通开会了好几次，大家都觉得这任务很难完成。

十几万保王党军队终于与已经几乎兵力相等了的法军在蒂耶里堡对峙。估计，只等漫漫长夜一过，惨烈的决战便会开始。他能闻到战场上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和即将弥漫好几天的血腥味。第二天黎明的时候，12万法军与14万保王党军队便已经开始了对峙。他们中间，隔着一条河。在视野中，河面上有两座桥，而在十几公里外，还有一座可以过河的桥。拿破仑站在中军帐的沙盘前，法军所有的军官全部到齐了，帐篷里人满为患。站在第一排的将军，无不是各个兵种最杰出的人才。除了狄舍之外，还有凯勒曼、拉纳、苏尔特、贝西埃尔和内伊。如果有人能够穿越时间，一定会发现凯勒曼、拉纳、苏尔特、贝西埃尔和内伊这五个人，竟然都是后来的帝国元帅。特别是这其中还有作战勇猛完全不逊色于缪拉的骑兵将领内伊。拿破仑站在沙盘前，皱着眉看着沙盘上的兵力布局。虽然他心中已经有了所有详细的计划，甚至所有战斗中的可能，都在脑海中被完全回放了一遍，拿破仑仍然有些紧张。对面就是十四万保王党军队，多出法军几万的兵力。这场战争他输不起了。身后就是巴黎，如果他输了整个政权就会完全崩毁，法国将退回到1790年的状态，路易十八会登上法国王位，波旁王朝复辟。如果他赢了呢？他可以重创路易十八，让他在今后的近十年内，不会再有实力进犯法国。而英国人自然也不会登陆。如果意大利战场同样赢了，那么法国的政权在接下来几年，就会完全稳定下来。显然，拿破仑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他没有感受到，身后那场巨大的阴谋。他注定是一个业余的政治家，在这个时候，仍然恍然不觉可能的危险。他最大的败笔，就是相信了战争的力量。他将战争看做了一种处理方式，而不是处理方式中，备用的一个手段。拿破仑没有感受到，来自巴黎的冰冷气息，和危险临近时，若有若无的脚步。军官们带着法军士兵呐喊着，鼓舞着士气。这样看似无用的举动在生死关头却是决定性的。对面的路易十八军队却一片寂静，拿破仑看到对面不少士兵都在发抖。一直到下午二时，对面响起了波旁王朝的国歌。婉转神秘的国歌在河的两岸回荡着，而波旁王朝的军队，也终于开始了移动。路易十八估计着，普鲁士人应该很快就会赶到了。他们没有想到普鲁士人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又多走了一个小时的路。他们率先出发的，是骑兵。三千骑兵后面跟着的就是两个师的步兵。路易十八要现在对面站稳脚跟，然后再打阵地战。

　　“拿破仑执政，你不觉得今天，狄舍将军的反应有些奇怪吗？”

　　“布吕纳，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下不知，难道执政大人早就知道了吗？”

　　拿破仑压低了声音，在枪炮声中用只有他们两个人听得见的声音，低声道：“他是个替身，真正的狄舍，在意大利帮斯特拉斯堡公爵与卡尔大公作战。”

　　法国步兵吼叫着，他们举着枪从山坡上冲下来，在冲锋的过程中向前方的敌军扣动了扳机。子弹嗖嗖嗖嗖的穿越空气，穿透了一个又一个骑兵的身体。它们在空中炸出一片又一片的血雾，洒在身后的人脸上，让那人吓得到处乱跑。

　　骑兵的马刀沉重的劈砍在法军士兵的身躯上，劈砍出了无数纷飞的血花，拿破仑完全是在指挥着步兵与骑兵在这样的情况下硬碰硬。

　　对方陆陆续续的开始有步兵过河，他们手中精良的英国火枪，不断的打出一片片细碎的弹幕。

　　风似乎在轻轻唱着，一首悲伤黯淡的挽歌。

　　似是有风笛，在远离战场的地方，轻轻吹走。夏日闷热的风，在炽热的火焰中，被烤得焦黑。滚烫的浓烟像是每个傍晚，村庄的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炊烟，它们翻滚着升上天际，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黑色的通天柱。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在纸上描写出战争的残酷与华丽。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坠入了一块巨大的凝固了的胶质物，缓慢的挪动着，在每一秒都随手撕裂吞噬几条生命。

　　时间之轮在金色的阳光下，反射着一道道锐利的棱光。这些光，飞快的填充着一个又一个堆满尸体的黑色大洞。

　　或许穿过云层，万米高空上死神提着镰刀的巨大虚影，正兴奋的笑着。

　　刀刃上还滴着人血，他长啸一声，手中的镰刀再次挥了下去。

　　而在意大利，一个叫马伦哥的小镇郊外，一场规模宏大的会战，也如期而至。

更要命的是，非洲战区还要负责挽救那些从前方败退下来的将士，他们包括在非洲之角抢滩登陆的英美官兵，包括从开罗、阿斯旺方向退下来的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官兵，包括从苏丹、厄立特里亚等各处退下来的残兵败将，更糟的是，他们没有坚强的组织，没有足够的后勤，甚至都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车辆，这样的军队数目最开始是2万，后来是4万，最后各方面累加起来发现已突破了6万。

理论上这些部队都归盟军非洲战区指挥部管制，可除了能在地图上大致摸清他们的方位，能通过电报联络上他们，对他们其他所有行为他都无能为力。

如果这些都是坚强而有力的部队，都拥有战斗意志和充分的作战物资，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率领自己手中其他3个师一起赶上去发起反攻——可惜，这6万多人已被打掉了斗志、丢弃了辎重，是一个气喘吁吁、急需挽救的危重病人。他现在要做的不是反攻，而是要绞尽脑汁把这些部队尽快救下来。经过痛苦思考，艾森豪威尔决定让这些部队全部撤退到肯尼亚来——力争在这里挡住德军，苏丹也好、埃塞俄比亚也好、索马里也好都只能统统放弃。

对这样的布置，丘吉尔啰啰嗦嗦讲了一大通不同意的理由，但罗斯福总统毫不犹豫就同意了，马歇尔暗示他可以行使非洲战区最高长官的职权，一贯的“老好人艾克”立即心领神会，果断下达了命令，所有部队都表示拥护和服从，只希望蒙巴萨方面给予帮助，伦敦最后也捏着鼻子同意了。

与此同时，德军的进展很快，在补足后勤物资、安顿好后方、收集到足够的列车之后，古德里安率3个装甲师和2个埃及步兵师浩浩荡荡地南下，当初拉姆斯登退兵时与德国之间有10天不准进攻的协定，这协定当然是遵守了的，但拉姆斯登也不敢完全将希望寄托在德军守信上，更不会傻乎乎再呆在阿斯旺，澳新联军找到了阿斯旺所有能收集到的船舶、汽车，不顾一切地向南撤退。

虽然亚历山大上将的行为让人觉得特别无耻，但不得不说，提前撤退的决定真是非常英明，他手下那万余部队很轻松地抢到了足够的船只沿尼罗河南下，而拉姆斯登做同样的事却费时费力，当最后一个新西兰士兵登上船只离开阿斯旺时，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距离阿斯旺机场只有不到15公里了。

皇家空军的特德将军虽然没像亚历山大一样被免职，但遭到了伦敦毫不留情的训斥，迫使他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对付现在的局面，阿斯旺方向的飞机有多少算多少，他都准备搜刮到汽油后向咯士穆飞去，可最后的结果很头疼，不但飞机数量多油料少，而且飞行距离超过了900公里，最后那些短腿的喷火、飓风等短程战斗机只能无奈放弃——把油料让给更需要的飞机。

由于澳、新师只有随身携带的一点步兵武器，现在落魄到连手榴弹和迫击炮都算是高端火力了，向埃及人交涉对方又不理——埃及废除一切英埃协定之后，埃军理论上是可以动武的，但大英帝国多年积攒的底蕴还在，埃及指挥官不愿将事情闹大，只当视而不见。

由十八艘英国主力舰(包括装备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丽莎白女王号”)、四艘法国战列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15年2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的入口处。在炮火把外炮台打哑之后，突击部队巡游这个地区，把土耳其遗弃的大炮火门塞住。气候不良使进攻推迟了五天，然后协约国恢复了对入口处其余炮台的零星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退却。但是当入侵者向海峡上面攀登时，他们发现土耳其军有坚强的防御阵地隐蔽在悬崖后面。3月3目协约国的登陆被击退了。因为英国计划人员没有把飞机定位包括在内，他们只能向土耳其阵地盲目射击，充其量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战果。

　　开始的时候，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

登陆前的炮火准备

　　在向炮台射击途中，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地驶过这个危险地方。由于水上飞机定位的支援，协约国在午后不久，就打哑了大部分岸炮。在法国舰只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扫雷。突然战列舰“布韦号”抖动了一下，裂开了，从甲板上喷出高的烟柱和火焰。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六百三十九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数浮起来的幸存者被救了上来。附近船上的有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所击中；其他人则认为，它撞上了一颗水雷。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未几，未经警告，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倒和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大战结束，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战役态势图

　　汉密尔顿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战役却得不到帮助。他急急忙忙不带后方勤务人员就赶往东地中海，所确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挥一支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和消灭敌人而已。汉密尔顿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知识，来自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

　　由于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汉密尔顿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筒、汽油听、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象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买来，总比没有好些。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场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为部队的勇猛所弥补了。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土耳其的宿敌希腊，志愿出兵三个师入侵加利波利和从西进攻君主坦丁堡，但沙皇政权激烈反对。俄国宁愿丧失一切，也不愿冒让希腊染指土耳其领土的些微风险。

登陆

　　在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赞德尔斯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他得到指挥另一支军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的支援。在备战中一位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即战后世界众所周知的基马尔·阿塔蒂尔克，他是现代土耳其之父。时间是赞德尔斯的最宝贵资产，而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四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国舰队的阿希瓦瓦高原进发。从加韦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场。

土军炮兵阵地

　　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二千名士兵。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过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趟水。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第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藉。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那末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预料的有一英里的海滩，事实上长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三，宽在一百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塞。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除非攻占更多土地，有秩序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夺取更多土地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两英里长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宽的海滩区域。

　　在得知登陆消息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八个营和三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确实实在对着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发现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两千之数，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

　　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药品供应已经动身来岸，他们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比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土耳其军的不断炮击，有时阻扰但没有终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赞德尔斯将军都不发动他的主力进攻，宁愿看看协约国如何部署。在协约国企图组织他们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他的反攻阵地。

　　赞德尔斯于5月5日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迅即被得到两个新来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企图在5月6日进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流血很多。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不好些。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当炎夏于5月来到加利波利时，疟疾和痢疾开始使死亡增加。最激烈的一仗于5月末告终，小小战场布满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协约国死者的坟墩，使空气中充塞了恶臭。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时疫，伯德伍德将军在其医务工作人员敦促之下，要求和土耳其军实行安葬休战。5月24日，扯了一面白旗，暂停战斗九小时，那时教士、医生和安葬队一起来消除这一威胁。

　　简短的停战差不多是超现实主义的。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胸墙之上。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去枪机，但这个不严谨的协定双方都大方地没有执行。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会晤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于前线。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传说基马尔穿了中士制服，在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

　　在下午三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在5月底前，敌人的海军舰只击沉了三艘英国战列舰。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以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惊慌起来，特别是英国。他们担心“伊丽莎白王后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随着装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够行驶而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的到达，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处境改善了。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两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它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来。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在四万人以上。

土军

　　9月，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二十四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二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倾盆大雨使沟壑和溪谷成为咆哮的奔流，冲下了以吨计的泥浆、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驮畜。

　　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堑壕里。其他人冻死了。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就逾五千人。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即使没有俄国人，英军仍然决心进行这一入侵。老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七十四岁时复役。1915年1月初，丘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但军事计划人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发展——他们对加利波利的杂乱的和无意义的进攻，最后将推动土耳其军在德国的支援和物质帮助下，加强他们的防御。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

可怜的英国人碰壁之后甚至找不到足够的炸药来摧毁这些飞机，用汽油爆炸也舍不得，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令人啼笑皆非——在当地市政官员的牵线搭桥下，埃及方面偷偷摸摸提供了几条船和十几辆卡车给拉姆斯登，而英军则做出匆匆忙忙撤退的样子，让埃及人顺利接收了机场及滞留下来的20多架喷火与飓风——双方都认为自己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将领当然并非全都卓尔不凡，但至少绝大多数是称职的，所以他们自然也关心堑壕战中士兵的伤亡。但堑壕战本身就是因为技术上一时的不平衡而产生的一种宜守不宜攻的战斗形态，这也是为什么将领们千方百计地用预备炮击、毒气和坦克等武器来试图打破种僵局的原因。而直到1918年，他们的努力才具备了收获的条件也许，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一种误读， 就是经历过此战的人们一譬如作家 H.G.威尔斯一认为他们见证的是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 。

当德军侦查部队冲进机场时，一边是欢呼雀跃的埃及士兵，一边是头顶离去不久的英国沙漠空军——只剩下不到100架飞机了。有人向古德里安报告了埃及人与英国人之间的猫腻，他立即明白了过来，但他并不认为拉姆斯登可以跑掉，面对地图迅速找到了应对办法：一边派遣部队迅速接管城防并让空军进驻机场，一边指示各部队分头展开追击。

进攻在令人瞠目结舌的状态中展开，3个装甲师快速向南挺进，几乎与撤退的英军一路同行——无非英国人走的是水路，德国人走的是陆地。

很快，拉姆斯登就尝到了被追杀的痛苦。

1月17日，古德里安主力部队抵达阿斯旺，下午时分第一波飞机从阿斯旺出发，攻击尼罗河里的英国撤退部队，特德将军的沙漠空军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军单方面进攻本方部队，这一天英国人损失了2条船，900多人毙命；

1月18日，非洲集团军迅速向南开拔，尼罗河里的英军损失了3条船，1200多人毙命，除此之外，德军飞机还误击了部分埃及、苏丹之间的正常货轮，尼罗河全线停航，只有英国撤退船队仍在夺路而逃；

1月19日，非洲军先头部队跨过埃及与苏丹分界线，在英军聚集的瓦迪哈勒法——这是英军脱离尼罗河水道并登上苏丹火车向南继续逃窜的必由之路，仅仅一个营、只有装甲车没有一辆坦克的德军侦查部队对近1万人的英军部队发起猛烈进攻，打得对方尸横遍野、满目疮痍，所有英军只想夺路而逃，没人愿意留下来阻击一下德军进攻，直到只有随身轻武器的澳、新联军赶到，用简陋的机枪、步枪和为数不多的迫击炮才堪堪抵挡住了德军，付出的伤亡代价高达近2000。

1月20日，德军主力部队赶到，由于燃油和后勤供应一直供应不上，大军困顿于瓦迪哈勒法，但收获依然不小——澳新联军后卫部队被抓到了2000余人，英军撤退火车被炸毁了2列，伤亡又达3000余人，甚至包括2个上校。

短短几天，从阿斯旺陆续逃跑的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军损失近万，从出发时的3万余人直接掉到了2万多人，无论是澳新还是英军，其士气均跌落到了谷底，而他们此刻距离苏丹首都喀士穆还有整整900公里。在后世，这一段从阿斯旺撤退到喀士穆的路程被称为血路，在德军一路追杀之下，成功撤退、无病无伤的盟军官兵最终没超过2000人，绝大多数人都倒在黎明之前。

艾森豪威尔曾以为非洲军会因补给和燃油制约困顿于苏丹边境，但德国人用内河运输的办法完美地解决了困境：满载着补给、燃油和埃及步兵师的船队从亚历山大和开罗浩浩荡荡南下，无论是船只还是燃油、补给都是英国人遗留在有亚历山大港的战利品，凭借这些物资的帮助，到1月21日，非洲军就得到了继续前进的补给，他们的下一步思路十分清晰——沿着尼罗河两岸一直向南推进并直扑喀士穆。

在另一个方向，巴顿率领的美国第2装甲师和英国第78步兵师比英国人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他们在索马里登陆后遇见了当地驻守的英国部队，获得了急需的后勤接济，且没遭遇任何敌机、敌军阻击，但飞行堡垒装甲旅在苏丹港登陆并进攻厄立特里亚的消息让巴顿敏锐地感到了危机——摩加迪沙太靠近沿海了，只要轴心组织一次登陆，不用太多部队，只要有一个装甲团和相应步兵，完全能够吃掉自己手里的这点实力。因此，他一边收拢部队向内陆撤退，一边拼命呼叫蒙巴萨希望得到支援。

在飞机数量极其有限的前提下，面对救援拉姆斯登还是救援巴顿的困难抉择，艾森豪威尔只用了半分钟就做出了决定——该决定宣告了西路英、澳、新部队的死刑。

按最初的想法，巴顿应当率领相关部队去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准备在那里积蓄力量并进行休整，但距离埃塞俄比亚最近的国境线也超过600公里，而他的部队除了两条腿，根本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而且在巴顿看来去亚的斯亚贝巴也是一条死路，德军南下的装甲部队很明显会把后续进攻目标放在那里，在他的建议之下，非洲战区最后同意他率部队去1000多公里之外的肯尼亚并直接退往蒙巴萨。

巴顿和其余2万多人一样，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索马里大地上——部队里全部车辆加起来最多只能搭载4000人，根本不足以让所有人撤退，但这难不倒物流能力拔尖的美国人，他们很快想出了好办法：整支部队每天前进10小时，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场，包括巴顿在内所有具备行动能力的官兵必须服从统一安排——每个半场中每人乘坐汽车1小时，步行3小时，休息1小时。巴顿将士兵们分为5波，每次卡车运走最后一波人员，通过让汽车来回开5趟的方式不断向肯尼亚境内滚动前进。

心急如焚的艾森豪威尔搜集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车辆前去接应。比起纯粹步行来说，这样的行程安排更快一点，几乎每天能向前运动120公里左右，很多士兵抱怨，从生下来之后就没走过这么长的路。在这一点上，美国士兵天生存在不足，无论苏军、德军都有大量徒步士兵，只有美军官兵超过5公里以上都必须依靠车辆，这段行军近乎要了他们的老命。

给巴顿的军队输送物资，艾森豪威尔又回到了自己早年最熟悉的参谋军官角色上，调集所有非洲战区可使用的轰炸机和运输机，甚至连停泊在蒙巴萨的“暴怒”号航母上的TBM舰载机也被拿来承担运输责任，即便这样，要靠空投满足一支远在1600多公里之外部队的补给依然非常困难，其挑战难度几乎不亚于远东的驼峰航线，所幸索马里没有喜马拉雅山这样的恶劣地形与天气，才使蒙巴萨运输集群保持了较高的出动率。随着巴顿的队伍越来越往南，空投补给的距离越来越短，也有更多的飞机能投入空投之中。

空投补给的壮举和巴顿率部队徒步行军向南进发的无畏成为美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故事，虽然因战时保密的缘故不能对外披露具体细节，但巴顿拄着拐杖、斗志昂扬地带领手下步行在索马里大地上的硬汉形象却被随行记者永远定格在相片里。无论是蒙巴萨的艾森豪威尔还是华盛顿的罗斯福与马歇尔等人，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射到了遥远的东非——这片他们根本不熟悉的土地之上，每天罗斯福起来要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巴顿的队伍走到那里了，他像个初学地理的小学生一样，一点一点把巴顿行军经过的地点和路线标注在地图上，并亲自计算还要过多久才能抵达蒙巴萨。

“长官，前方发来电报，第一批运输车辆已与巴顿将军接洽上了。”

“太好了！”艾森豪威尔欣喜若狂地站了起来，“情况怎么样？部队精神面貌怎么样？”

“总体情况还可以，精神面貌也不错，但他们的身体很虚弱，随行医生抽查了部分官兵的身体状况，他们的体重平均轻了10-15磅……一路走来因各种原因减员的人数在300人左右。”

“很好，很好，尽快把他们拉回来休整……”正在他庆幸救援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时，忽然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声，他皱起眉头问道，“怎么回事？”

参谋们面面相觑，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电话已打了过来，一个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道：“长官，我们的雷达站发现不明机群，距离我们恐怕只有不到100公里了……”

“什么？”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是日本人？有多大规模？”

“目前判断不出来，机群数量在100架以上，已通知战斗机部队起飞迎敌……”

“好，我知道了，你们按预案进行防空。”他随手放下电话，和周围的一圈军官说，“来，我们继续……”

“长官，您是不是先去防空掩体躲避一下？”

“这应该用不着吧？”

“您应该去，这是为您的安全考虑……”副参谋长怀特上校连拉带拽地招呼卫兵带走了艾森豪威尔，因为他对蒙巴萨的情况非常了解，虽然明面上有50多架战斗机担任防御任务，但其中大部分是比较落后飓风和战斧式，先进一些的喷火只有9架，而暴怒号航母虽然还搭载着一个中队舰载战斗机，但总数也不过是区区14架F4F。

美军的估计相当准确，前来空袭的赫然就是从日本航母上起飞的德、意海航飞机，为此次作战，轴心三国组成了联合舰队，由日本联合舰队堀悌吉海军大将出任总指挥，轴心联合舰队的主要战术核心是机动舰队的4艘航母：翔鹤、隼鹰、瑞凤与龙凤。在冢原二四三率第一游击支队完成莫桑比克海峡追击后，又回索科特拉岛进行了补给与编队重组——翔鹤、瑞鹤大部分舰载机编队停留在岛上接收新飞机并进行针对性演练，而受伤的瑞鹤则在一队重巡洋舰和驱逐舰保护下通过苏伊士运河赶赴意大利维修。

在舰队重组时，航母搭载的飞行力量也临时进行了变更：前期已完成训练、磨合任务的日本海航飞行员驾驶新飞机主要屯驻于隼鹰、瑞凤和龙凤，而在前期训练中精心挑选出来、最先适应上舰的德国海航飞行员则全部分配到了甲板更加宽大、起降更为容易一些的翔鹤上，为尽可能多地搭载飞机让飞行员们拥有实战机会，里希特霍芬还让飞机在翔鹤上临时进行甲板系留——整整多了9架战斗机，翔鹤承载的飞机数量从72架上升到了81架。

这个决定在日本海军内部引起了高度关注，日本航母甲板上一直以来都是干干净净，而美国航母却进行了大量系留——不是日本海军不知道多带飞机的好处，但现实中确实又有很难克服的困难——比如日本没有弹射器，所以必须留较多、较长的飞行甲板，又比如日本飞机相对娇嫩和昂贵，露天系留很容易造成飞机故障。但在新的舰载机投入使用后，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Bf-219比零战马力更强，可以用更短的甲板跑道起飞；德国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十分可靠，不但不会出现日本飞机常见的漏油，连日晒雨淋之后的故障率也非常小，安全系留毫无压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本这次会借瑞鹤维修的机会为其安装弹射器，而经德国改良的三款飞机在结构强度上已大大超过日本水平，完全可承受弹射起飞的冲击力——这就意味着系留更多飞机成为可能。

“长官，我计算过了，如果不考虑弹射器因素，只采用大规模系留策略，机动舰队5艘航母至少可多搭载27架零战改（Bf-219被日本称为零战改，与之相提并论的还有彗星改、天山改），如果再考虑弹射器因素，总体上可多搭载47-51架飞机，相当于整整多出一条中型航母来。”草鹿龙之介兴奋地说，“这是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计算，而且多搭载的飞机是经过合理编制的，如果只考虑系留战斗机，则系留数量可突破60架。”

但冢原二四三随后的言语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在整个过程中，为保障巴顿部队的行动物资供应，美国和英国的航空队真是拼尽了全力，所有航程足够的飞机无论是B-17轰炸机还是C-47运输机，都从南非起飞，先到马达加斯加岛上降落补充油料，然后再从马达加斯加转场到蒙巴萨，最后从蒙巴萨装载各类物资去索马里方向空投，油料、补给、医药，源源不断的物资通过空中走廊输送到这支庞大的军队头上……

1943年1月21日，肯尼亚蒙巴萨的盟军护航指挥司令部里，盟军非洲战区最高长官、美国陆军中将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满脸愁容地听取各方面综合情况的汇报。

火炬行动毫无疑问是彻底失败了，比去年8月已被公认为很惨的迪耶普登陆战役损失大十倍都不止，虽然这个结局和他的指挥基本没关系，但依然让他感到无比沉痛：几十艘军舰、100余架飞机、200余艘中大型运输舰、1万多名海军官兵、4万余陆军部队、整整4个师的装备，甚至连一个德国人都没看到就被送进了海底或成了敌人的战利品。当一封又一封阵亡通知书从打字机上源源不断出来时，他的整颗心似乎都要碎了。

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美国所遭遇的最惨重失败，即便震动全美的巴丹战役，美军士兵伤亡也只有1万余、被俘1.5万余（虽然这些战俘后来大都也死了）。再加上前不久南所罗门海战役中近2万名海军官兵的损失（舰队和瓜岛守军），短短3个月，联合舰队居然造本方成7万余人的伤亡，在他心中俨然已成为美国最凶恶的敌人。

他知道国内有很大呼声要求罗斯福总统改变“先欧后亚”的方针，虽然在理性上认可总统的观点，但在面对如此血淋淋的现状，他在情感上更愿与普通士兵和民众保持相同立场——将士们的心情很容易理解，一是愤怒，二是沮丧，战争绝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容易。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美国加入世界大战已13个月了，但除了巨大的潜力和充足的物资，军队特别是陆军还根本没做好全球战争的准备。现在能拉出来打的都是战前训练、培养的基干队伍，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是合众国为数不多、仅有的优秀部队。国内军队虽然已一口气扩张到了300多万，但很多都还处于手忙脚乱训练新兵阶段，里面的老兵比例不到10%，军官也是没多少实践经验的菜鸟，丢了这些基干部队之后——他实在不敢想象将新设部队拉出来打仗会有什么后果。

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点损失放英国、德国、苏联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值得一提，哪个没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损失？英国人光北非战役就丢了30万人马，中东战场上那10万人马估计也保不住，俄国人丢的队伍估计没700万也有600万，7-8万人对斯大林来说就是一周的损失而已。就是一直高歌猛进的德国人照样有莫斯科战役的失败？他估计德国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损失了100万——实际上自苏德战争开始后，德国在各条战线上的伤亡已突破了120万。

但英国人、德国人、苏联人可以毫不在意地承受这些损失，美国却承受不起——有经验的士兵和军官实在太少了。怕什么偏偏来什么，美国单场战役的伤亡从几千上升到1万2万，突然现在一口气变成5万。而他们现在的对手却是从波兰战役开始就享誉世界的名将——古德里安、隆美尔、凯塞林，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

如果可以选择，艾森豪威尔现在很想把这些部队重新拉回美国或英国去，再不济也要退回南非，而不是这样畏畏缩缩地躲在肯尼亚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在机动舰队逮住并消灭莫桑比克海峡空船返回的舰队后，大家已对海上运输不报任何希望，因为谁也不知道该死的日本舰队会从哪里冒出来，没有舰队提供的帮助，他去哪里找足够的物资和支援来构筑东非防线？他可不认为按一战方式的战壕挖掘可以挡住德国装甲部队——更可悲的是，现在连铁丝网和地雷都不够！

“长官，今天有一条船进港——他是偷偷摸摸沿海岸线从马达加斯加开过来的，路上没碰到日本鬼子。”

“真是些勇敢的人。”艾森豪威尔叹了口气，“船上面有什么？”

“一些面粉、朗姆酒、橄榄油、羊毛外套……哦，还有一点汽油——大约1000桶，他说是马达加斯加守军托他带给我们的。”

“很好，很好。”他高兴极了，“统统买下来，可以多给一点钱。”

“这个……”后勤军官为难地说，“我们没这方面预算，再说除了汽油，其他东西也不是特别缺。”

“我们需要物资，所有东西都不能放过，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航行。”他耐心解释道，“汽油是我们最急需的物资——就冲他们冒着风险帮忙运汽油的份上，都应给予合理报酬。”

他不是矫情，这是切切实实的需要。军人首先要服从命令，火炬计划失败了，战争却还在继续，非洲战区司令官的名头听上去很响亮，但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给他的指示很明确，想尽一切办法在东非构筑一道可靠防线，保住盟军反攻的希望，他仔细考虑了两天又和部下反复沟通开会了好几次，大家都觉得这任务很难完成。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开始从各个角度神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又以英国的表现最为浮夸。究其原因，大概因为英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里损失最严重的一个，其在这期间的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损失。几乎所有协约国的人都认为他们打的是-一场伸张正义的战争，譬如英国1918年颁发的胜利勋章上就篆刻着“一场文明的大战”字样，而停火的日子最初也尽是志同道合的欢欣鼓舞，丝毫没有对逝者的纪念。

更要命的是，非洲战区还要负责挽救那些从前方败退下来的将士，他们包括在非洲之角抢滩登陆的英美官兵，包括从开罗、阿斯旺方向退下来的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官兵，包括从苏丹、厄立特里亚等各处退下来的残兵败将，更糟的是，他们没有坚强的组织，没有足够的后勤，甚至都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车辆，这样的军队数目最开始是2万，后来是4万，最后各方面累加起来发现已突破了6万。

理论上这些部队都归盟军非洲战区指挥部管制，可除了能在地图上大致摸清他们的方位，能通过电报联络上他们，对他们其他所有行为他都无能为力。

如果这些都是坚强而有力的部队，都拥有战斗意志和充分的作战物资，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率领自己手中其他3个师一起赶上去发起反攻——可惜，这6万多人已被打掉了斗志、丢弃了辎重，是一个气喘吁吁、急需挽救的危重病人。他现在要做的不是反攻，而是要绞尽脑汁把这些部队尽快救下来。经过痛苦思考，艾森豪威尔决定让这些部队全部撤退到肯尼亚来——力争在这里挡住德军，苏丹也好、埃塞俄比亚也好、索马里也好都只能统统放弃。

对这样的布置，丘吉尔啰啰嗦嗦讲了一大通不同意的理由，但罗斯福总统毫不犹豫就同意了，马歇尔暗示他可以行使非洲战区最高长官的职权，一贯的“老好人艾克”立即心领神会，果断下达了命令，所有部队都表示拥护和服从，只希望蒙巴萨方面给予帮助，伦敦最后也捏着鼻子同意了。

与此同时，德军的进展很快，在补足后勤物资、安顿好后方、收集到足够的列车之后，古德里安率3个装甲师和2个埃及步兵师浩浩荡荡地南下，当初拉姆斯登退兵时与德国之间有10天不准进攻的协定，这协定当然是遵守了的，但拉姆斯登也不敢完全将希望寄托在德军守信上，更不会傻乎乎再呆在阿斯旺，澳新联军找到了阿斯旺所有能收集到的船舶、汽车，不顾一切地向南撤退。

虽然亚历山大上将的行为让人觉得特别无耻，但不得不说，提前撤退的决定真是非常英明，他手下那万余部队很轻松地抢到了足够的船只沿尼罗河南下，而拉姆斯登做同样的事却费时费力，当最后一个新西兰士兵登上船只离开阿斯旺时，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距离阿斯旺机场只有不到15公里了。

皇家空军的特德将军虽然没像亚历山大一样被免职，但遭到了伦敦毫不留情的训斥，迫使他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对付现在的局面，阿斯旺方向的飞机有多少算多少，他都准备搜刮到汽油后向咯士穆飞去，可最后的结果很头疼，不但飞机数量多油料少，而且飞行距离超过了900公里，最后那些短腿的喷火、飓风等短程战斗机只能无奈放弃——把油料让给更需要的飞机。

由于澳、新师只有随身携带的一点步兵武器，现在落魄到连手榴弹和迫击炮都算是高端火力了，向埃及人交涉对方又不理——埃及废除一切英埃协定之后，埃军理论上是可以动武的，但大英帝国多年积攒的底蕴还在，埃及指挥官不愿将事情闹大，只当视而不见。

可怜的英国人碰壁之后甚至找不到足够的炸药来摧毁这些飞机，用汽油爆炸也舍不得，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令人啼笑皆非——在当地市政官员的牵线搭桥下，埃及方面偷偷摸摸提供了几条船和十几辆卡车给拉姆斯登，而英军则做出匆匆忙忙撤退的样子，让埃及人顺利接收了机场及滞留下来的20多架喷火与飓风——双方都认为自己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

当德军侦查部队冲进机场时，一边是欢呼雀跃的埃及士兵，一边是头顶离去不久的英国沙漠空军——只剩下不到100架飞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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