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侨之乡的真实故事（在日华人侨领追忆同于蓝阿姨交往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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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华舆讯 据日本关西华文报道在中国近现代电影史上，于蓝一个响亮名字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曾经成就了百年银幕的经典，世纪光影的传奇。她演的影片曾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致力于的儿童电影曾贴近了亿万孩子的心。在许多人眼里于蓝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但在我心目中她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阿姨。

于蓝阿姨在21世纪

我家同于蓝阿姨一家曾断断续续交往和生活过很多年，最早要追溯到我党秘密领导下的东北电影公司（1945.10.1建立，简称“东影公司”）、东北电影制片厂（1946秋、简称“东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时期，南下进京后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时代以及后来的许久，曾是多年邻居。因此我有幸从出生起就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于蓝阿姨，尤其是在那动荡、坎坷的岁月里。

1945年冬至1946年春，袁牧之、田方、陈波儿、钱筱章、于蓝、侯波等来自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秘密来到了长春，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团结和争取更多的电影人士，尤其是科班出身并对革命抱有热情的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我父亲——1939年从影的原“满映”摄影二期出身的、当年“东影公司”里仅有的几位中国人摄影师之一。在“8·15”抗战胜利时，他以摄影机和俄语为武器，同苏军远东摄影队合作的《粉碎暴日》、《解放了的长春》（1945）纪录片曾受到苏联统帅部好评；而他拍摄的《欢迎苏联红军进长春》（1945）、《李兆麟将军被害》（1946）等多部纪录片引发了延安电影人的关注。

《东影女干部们和她们的子女》前排左2-母亲抱着我（）二排左1-于蓝、前排右1-侯波抱着儿子）

袁牧之、田方曾找到父亲谈到了新中国的未来；而他翻译给母亲后都十分激动，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中国革命却还从没有人跟他们平等地谈论过什么国家大事。1946年春末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春而紧急撤离时许多家属被迫留了下来，而我们家却是由东北民主联军（“东野”前身）一个班的战士护送转移的；临行前，于蓝、侯波等人专程到家里来做工作，为了让老人安心撤离就连患有严重精神病奶奶的那些破烂都统统装上了车。全家人激动不已并从此认识了青春靓丽的于蓝。

真诚与感激往往会跨越民族与血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一生。1946年春，苏军远东摄影队在撤离长春前也曾试图动员当年“东影公司”中唯一精通汉、日、俄语摄影师的我父亲举家去苏联发展，并答应医治好奶奶菲妮娅的精神病。但是有着一半俄罗斯血统以及“君子勿党两手清风”传统观念的父亲同母亲和爷爷商量后坚定地留下来了；而作为中国新闻纪录片摄影的拓荒者与实践者，他执着求索默默前行，一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本文作者同父母合影

1946年秋，在合江煤矿小镇兴山（现黑龙江鹤岗市）组建了“东影”——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时考虑到父亲作为战地摄影师兼三队负责人经常出差而有病的奶奶需要照顾，组织上将我家先后安置在厂长袁牧之和书记陈波儿夫妇家以及秘书长田方和于蓝夫妇家为邻居。

1947年父亲又奔赴前线去了，留守的母亲却遭遇到了患有严重神经病的奶奶怕她参加工作而将她锁在家里那段不幸的日子。延安的同志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碍于这个家庭太特殊了。而就在我出生因脐带没剪好而高烧不止的危难时刻，是钱筱章等老干部们轮流背着跑了几十里医院拼死抢救过来了。而于蓝、陈波儿、侯波利用这个机会来到家里苦口婆心地说服了奶奶解救了母亲，亲切称呼她“静贞同志”。于蓝阿姨后来说那是第一次看到襁褓中的我，可爱却极其虚弱。

那天，爷爷感动地落下了眼泪，而抱着懵懂的民主思想和淳朴的感恩意识的母亲（当时她的日本人身份还未解密）暗暗发誓要跟着这支穿着破棉袄的队伍走下去，她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这一走就是整整七十年。

《小白与新新》北影托儿所时代

1947年底，于蓝和田方的宝宝出生了，母亲特地送去了亲手缝制的小棉布连衣裤。田方伯伯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叫“新新”，寓意新的生命、祖国命运与人们生活新的开始，从此邻居新新（学名田新新）和我也就成了“东影保育院”里的小伙伴了。

1948年秋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了号召更多的母亲走出家庭，让更多的孩子茁壮成长，“东影”拍摄了纪录片《东影保育院》（成荫导演），记录了战斗在一线“东影人”的孩子们在后方学习生活的情境，其中就有于蓝阿姨和我母亲紧张工作的画面，接送新新以及我在玩耍的镜头。不久还拍摄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东影女干部和她们的孩子”，其中最重要那张就有于蓝、张建珍，侯波和她的儿子以及母亲抱着我的画面。当天有些害羞的母亲被推到了镜头的中央，而于蓝阿姨却退到后面甘当了绿叶。

1949年春，父亲去拍摄影片《人民新旅大》（陈波儿编剧、王家乙导演）。有一阵子深夜我听到了母亲在偷偷呻吟，还发现了她腿上有青紫色伤痕，后来才知道是精神病发作的奶奶因为见不到出差的父亲总在欺负她。据母亲晚年回忆，每每看到奶奶欺负她时我总会用小棍子拼命地敲打着墙壁大声喊道，“谁欺负妈妈就打倒谁！”结果超喜欢我的奶奶收敛了许多；母亲激动地搂着我哭了，“孩子的出生并渐渐地懂事让她有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后来于蓝、侯波阿姨闻讯曾专门跑到家里紧紧地搂着我说，“你可帮了组织的大忙了。”因为奶奶毕竟是病人又是个外国人，充其量算是个棘手的“人民内部矛盾”。

《小白与新新》照片背面的于蓝签名

1950年南下，我家搬进了北京新街口宝禅寺胡同的电影局宿舍，一座典型的四进院落的四合院，有着传统景观的石狮、影背、假山和长廊，还种有老北京常见的枣树、爬山虎、美人蕉和指甲草。院里当时住的大多是“东影”时期的老领导、老邻居，最里院住着共和国首任中央电影局长袁牧之和陈波儿夫妇，后院住着“北影”首任厂长田方和于蓝夫妇，中院的东厢房里住着的是后来“新影”厂长的钱筱璋和张建珍夫妇，西厢房住着我们一家……

当时于蓝阿姨的长子新新和我都是北影托儿所中班“周托”的孩子。为了接送方便，周一早晨大都由田奶奶带着新新和我乘着双人黄包车到托儿所去，一路上两个小孩拼命地数着路边经过的电线杆子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周六下午又多是爷爷把我俩用车接回来，同样还是数着电线杆……，偶尔也有过于蓝阿姨或母亲接送的时候。

小时候，我记忆中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最里院的陈波儿阿姨的不幸逝世。在1951年底追悼会上邓颖超同志宣读悼词，于蓝、侯波、张建珍以及母亲等八位女干部作为人民艺术家陈波儿的生前好友守护灵柩。母亲哭的很伤心，也许是曾经的革命引路人和老邻居，也许是守灵者中的七位来自于抗战年代只有她出身于解放战争而尤为激动和伤感吧，我也戴着黒箍跟着哭了。于蓝阿姨曾为此安慰沉浸在悲哀中的母亲和小小的我，许许多多的同志为了新中国而鞠躬尽瘁却没能看到了最终胜利，而这也就是搞革命所需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吧……

作者的父母同于蓝阿姨合影

记得当时人们还来不及擦干眼泪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了。我太小了并不了解父辈们的感受，认为大人的哭泣就和孩子的伤心一样，长大了以后才真切地感悟到悲痛不只是感情的宣泄也是一种力量一只号角，它可以呼唤起更多人去努力奋进、追寻光明。

母亲晚年曾感慨地说过，她最早接触革命的大多是穿着简陋军装操着浓重乡音的军人，他们视死如归；而后来接触到了陈波儿、于蓝、侯波等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后，炯炯有神的目光，温文尔雅的谈吐、神采飘逸的潇洒、乐观向上的激情、甚至袁牧之、田方他们在朝霞中披着大衣的剪影都曾让母亲有了不一样的兴奋与感动，懂得了革命不仅有武装斗争的勇敢更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她从此坚定地走进了队伍，和同志们有了共同的信仰以及说不完的心里话。

我小时候曾有过三个名字，刚出生时的“长佰”，“东影保育院”时的“长白”，到北京后的“小白”。王小白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学名，而我的两次改名居然又同于蓝阿姨有关系了。

我家的经历有着少为人知的奇特且坎坷，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故事。我爷爷家境贫寒目不识丁，年纪轻轻就被骗到俄国做华工直到十七年后才回到了祖国，苦难与命运把他同敖德萨的俄国姑娘菲妮亚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而爷爷有过俄国十月革命红军的短暂经历以及奶奶又是俄罗斯人，曾在哈尔滨被北洋政府以“赤俄间谍”下过狱，后来流落到长春奶奶又被日本宪警毒打致疯，好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结婚的儿媳妇（指母亲）又是个不大会讲汉语的“中国人”？我的出生对于这个颠沛流离惨淡经营的家来说意味着命根子。爷爷特地打了个“长命锁”，求来了“王长佰”的名字，祈求长命佰岁吉祥安康。

本文作者同于蓝阿姨合影

兴山的组织生活会上有人说我的名字有封建色彩，但母亲吃不准汉语只好求助时任训练班指导员的于蓝和照相股长的侯波。她俩索性偷梁换柱地把“长佰”改成了字音相似的“长白”而骗过了固执的爷爷，从此“东影保育院”里我的名字就变成了王长白了。

1950年南下北京进了电影局托儿所，阿姨们都说我还是个孩子但名字太老气了，汉语已经不错了的母亲很不好意思。热心的邻居于蓝阿姨讲，田方在兴山时就总说我像个皮肤白白的洋娃娃，最后大家合计着觉得叫“小白”挺合适，从此直到小学毕业我就叫王小白了。其实爷爷对当初的改名极不愿意，但也只好随行就市了。

在宝禅寺的那几年里也许因为有于蓝阿姨、好友新新以及田方伯伯，曾让我留下了许多童年的美好记忆，印象最深的算是过春节了。

除夕夜讨压岁钱——每每除夕夜钟声到来之际，我和新新为首的孩子们各自抱着空饼干桶凑成参差不齐队伍走进各家去作揖讨贺。那时于蓝阿姨总会在红纸袋里多放一点钱给我，还把五光十色的糖果塞满了我的饼干桶，母亲也会同样回报给新新。压岁钱交给了家里保管，装满了糖果的饼干桶藏进了假山的洞穴里，可以吃上一个春天了。

正月初一拜大年——新年早上袁牧之、田方、钱筱璋代表中央电影局、“北影”同大家团拜，给年长的田奶奶和我爷爷送来祝福和寿桃；于蓝阿姨会领着新新和我在后院里放礼花。岁月已过去了许久，但当年那寿桃上淡淡的粉色和夜空里腾起的火焰还有着依稀记忆。

春节期间逛庙会——每年春节，爷爷总是要带着我、新新以及院里的小朋友们跑到马路对面的护国寺逛庙会，临行前于蓝阿姨还客气地塞给爷爷一点零钱，也许是老人没有收入吧。绚丽多彩的演出，美味可口的小吃；我们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用稚嫩的眼睛、耳朵、嘴巴以及童心去阅读着春节——中华文明关于“年”的教科书。

于蓝阿姨同全家合影

1953年秋，平静的童年生活激起了涟漪，那天从托儿所回来看到院子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后来才知道钱筱璋夫妇以及父亲已被调到刚组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工作，人们是来帮忙搬家的。记得那天，父亲还在东北出差，袁牧之伯伯、田方伯伯以及院里的人们出来送行，于蓝阿姨特地搀扶着怀有身孕的母亲走出门口，新新难过地躲在远远的地方。车缓缓地移动了，大家彼此招手道别，依依不舍的我却还在赌气，“新影”“北影”分家也就算了，凭什么还要连累孩子呢？想着想着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了……

1954年，我以第一名成绩录取了北京市重点学校的北师二附小，于蓝阿姨打来电话表示了祝；后来新新也考进来了，我们又成了“二附小”的校友。但是一入小学我就开始了住校而去宝禅寺的机会少了，偶尔陪着母亲开家长会时遇到了于蓝阿姨，两个人就像分手多年志趣相投的朋友那样聊得津津有味，令人好生羡慕。

1957年，北影着手中法合拍的第一部奇幻儿童故事片《风筝》（导演王家乙、罗吉•比果），讲述了法国男孩比埃罗通过一只漂洋过海的风筝与中国小朋友结下了友谊的故事。在中方主要儿童演员备选时，于蓝阿姨以及副导演欧阳也曾推荐过我而且还在北海公园试镜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飘荡绿树红墙……可能是因为我的外形按谢添先生的话“你是演中国孩子还是法国孩子？” 最终与影片擦肩而过了，但我内心里还是非常感谢于蓝阿姨了，至少算是“试电”了。

1960年考中学，我差几分没有考上第一志愿“清华附中”而被区重点的北京十三中（原“辅仁男中”）录取了。当时北京流传一首男中名校顺口溜“八中的分、六中的会，四中的眼镜、十三中的军乐队。”意思是十三中有着辅仁的音乐传统和北京中学里最好的乐队，而我当时已经是北京西城少年之家铜管乐队最年轻的次中音号手了。

记得我曾专程去宝禅寺向关心自己中考的于蓝阿姨和田方伯伯报告，检讨自己功亏一篑努力不够，但万万没有想到田方伯伯没有责怪反而拍手叫好，我一下子就糊涂了。后来于蓝阿姨微笑地解释道，“田方就出身于辅仁大学，这下好了你们成了间接的'校友'了。”还宽慰我说“考学只要是尽力和喜欢，是不是第一志愿并没有那么重要。”从宝禅寺出来我心里平衡了许多，于蓝阿姨并没有像许多家长那样苛求孩子而是充满温馨与体贴，包括新新和壮壮的成长。

本文作者照片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纲举目张，文艺界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人们变得小心谨慎了。记得初三毕业时我想去看望于蓝阿姨，但母亲神色严肃地说还是不去为好，两家的走动也几乎没有了。以至于1965年于蓝阿姨的小儿子壮壮考进了我们学校，有缘成了校友我竟一无所知。1966年高三时，我被内定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保送生”（隶属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国家储备计划）并且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考试，但痛苦的是有了喜悦却不能与最亲近的人们彼此分享；我曾为此嗔怪过母亲却看到她似乎一脸的委屈。

后来“文革”初期我才知道，母亲当年曾因为外事工作中的大意而付出了“代价”，她被叫停了党委监委、党内级别报告并要求协助调查；父亲也被莫名其妙地安排去遵义搞“四清”，回到北京后被变相停止了13级以上的党内报告。此事母亲从未说过对外无人知晓也几乎没有影响到我，但她不想给任何要好的朋友和同志再找麻烦了。

而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于蓝阿姨的演艺生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她对于每一个饰演角色哪怕是小人物都倾注了心血与激情。那些年她相继饰演了影片《林家铺子》（1959）的劳动妇女张寡妇，《革命家庭》（1960）的伟大母亲周莲，尤其是《烈火中永生》（1965）的革命志士江姐，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的银幕形象，植入了东方女性的坚毅、儒雅与知性的特有魅力。

1966年6月爆发了“文革”，文艺界陷入了重灾；田方伯伯和于蓝阿姨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父亲也被批判为拍摄“封、资、修”毒草片的反动技术权威（《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早春》、《辽阔的伏尔加河》等），母亲更是在所难免。尽管当时我侥幸地被推选为学校里革委会及红卫兵的头头负责宣传，但也内心忐忑如履薄冰。

于蓝在《烈火中永生》电影剧照

记得一天，学校里初一的壮壮找到我说要参加红卫兵而班里认为他父亲已经被批判了。我找到核心组成员谈了，壮壮的父母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也是我父母参加革命的引路人……，问题很快解决了，可能还包括钱涛涛（“北影”著名摄影师钱江之子，钱壮飞烈士的孙子）？事后我给北京四十一中的新新打了电话，讲了壮壮的事情以及对他父母的问候。据新新讲，于蓝阿姨知道了后很感谢也很欣慰。

1968年初，母亲承认了自己是日本人。她的真实名字叫勝間靖子，1925年出生在中国大连市一个地道的日本商人家庭，祖籍神户；1944年大连昭和女高毕业后曾担任过大连日本人小学的老师，后被征入哈尔滨野战医院担任护士。1945年“8·15”日本战败流落长春走投无路时，她被好心的中国女义士——早年留日的邵淑荣大夫救助并且隐籍更名为中国人刘静贞，而为了躲避随时将至的灾难与凌辱又把她介绍给了当时革命队伍里记录片摄影师的我父亲结婚了，年仅二十岁。邵大夫给了母亲一个中国的家却隐瞒了她一段不为人知的身世。而后来母亲随着队伍转战南北，参加了中国的解放战争与电影事业的建设，周围的同志们把她看成是自己人，时代呼唤和革命激情也让她从没有把自己当成日本人而融入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了。

“文革”中母亲被定为“特嫌”、“里通外国”要案而遭受到了造反派和公安部门的隔离审查、劳动监管、甚至毒打和侮辱，因为没有人相信那么倔强且知性的她会是日本人，而全家人也被无辜株连了。我也经历了1968年夏从北海舰队被强制退役到内蒙插队，1971年秋又从扎鲁特旗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被迫离职转业；一次次地交出了帽徽、领章甚至配枪而成了那个时代最不被看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前总怕长辈问题株连子女，但当时连我们这代人都得“屏蔽”自己了，在内蒙的五年中我曾三次回京路过熟悉的宝禅寺门前而不入，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不希望自己连同家里问题再去影响深陷劫难的于蓝阿姨一家了。

1973年初，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母亲的中国籍证书并回复党籍后，我终于有机会参加了当年夏天文革中唯一的那次高考并名列前茅。然而张铁生的“白卷”闹剧导致了原定的考试入学改为了推荐入学，尽管所在的扎鲁特旗鼎力推荐自己，但毕竟渴望上学的知青太多了，这也许是我们那批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吧。

那年8月，我曾回京陪着母亲去看望了于蓝阿姨一家，这是她当年“出事”后时隔十年以来的第一次拜访，她太渴望能同好朋友说说心里话了，而那时能成为知己的人却少之又少了。记得当时田方伯伯因为极其压抑与忧虑而卧病在床，于蓝阿姨也在承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和磨难，但他们还是鼓励和安慰仍被视为“内控对象”的母亲以及坎坷中的父亲和我。聊天之中也谈及到了我所面临着入学的困惑，毕竟母亲曾经的问题会导致推荐的“风险”，于蓝阿姨望着我许久轻轻地说了声，试试看，咱们一起努力吧。

赠作者的《于蓝与田方》丛书-扉页上的签名

1973年8月底，在当地领导以及好心人们的帮助下我被东北师范大学化学系录取了，而就在离开扎鲁特的前夕我收到了一封辗转迟来的信，是刚从监狱中解放出来的全总女工部长乌兰写给我和已经“靠边站”了的旗委书记僧格仁钦的，“从于蓝阿姨那里了解到了刘静贞同志（指我母亲）和你的情况后我落泪了，文革中我们都曾经历了苦难与考验，也许帮不上忙但愿意推荐你上学……”，还写道，“你家里的情况比较特殊，今后要走的路还会苦还更长……”僧格仁钦书记遗憾地说信收到得太晚了，但读着那感人至深的文字我还是哽咽了，家里出事后一些曾经熟悉的人选择了回避或远离，然而童年时代的邻居于蓝阿姨、素不相识的老干部乌兰同志以及许多善良的人们却勇敢地站出来了，不论其结局如何至少让我在那个荒蛮无奈的年代里看到了阴霾里那一缕阳光，品尝到了苦难中那一丝甘甜。

1974年暑假，我从长春赶回北京曾一个人悄悄地去了于蓝阿姨家，但令我惊诧的是房间里田方伯伯相片竟然镶嵌在黑色镜框里，患了癌症而医治无效的他在那凄风苦雨中刚刚走了，留下了的是心力交瘁的于蓝阿姨和孩子们。我能够体会到田方伯伯在她心里的分量，他们在延安结婚时就曾誓言相爱相伴到永远……那天我留下了带去的东北山参悄悄地走了，于蓝阿姨不想多说一句话，只希望一个人在那里静静地坐着、守候着。

1978年初，全家人四人四地分割十年后团聚在北京了，母亲哭得好伤心，感慨自己是浩劫中的“幸存者”终于看到了光明而许多熟悉的人却并非那么幸运。其中包括敬重的老领导田方，曾因“母亲问题”病死无辜的爷爷，也还有那位已失联了几十年却惨遭诬陷“包庇日本女特务”被活活打死了的救命恩人——沈阳人民医院邵淑荣大夫……

本文作者在北海舰队时代（1964年8月）

而后我们家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亲落实政策调到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期间曾多次到中南海担任国家领导人观摩影片时的日语翻译，每每落幕人尽时她总是汗流浃背满目泪花而不愿离去。她后来曾同于蓝阿姨聊过，那时不只是翻译工作中的忐忑不安，也还有信任重归后的百感交集，毕竟曾让她付出了太多也等待了太久太久了。

后来母亲找到了失散了三十六年的亲人，1980年离休后回到了日本。她一边照顾着病重的老人，一边从事着汉语教学以及日中友好活动，还曾担任过胡耀邦等多位中国领导人的接待翻译；人民日报及数十家媒体曾报道了她的事迹与传奇。父亲离休后也来到了日本，我们也相继留学工作在日本了，而同于蓝阿姨的联系却有些渐行渐远了。

2006年春末，母亲癌症手术尚未痊愈又回到国内参加“希望工程” 的捐助活动了。5月23日那天她专程拜访了分别许久了的于蓝，八十多岁的两位老人相拥而泣，当年同是青春飒爽如今已白发尽染而让她们有了太多的感慨，而六十年来的岁月友情又使她们有着说不完的知心话。母亲发自内心地称赞于蓝阿姨的淡薄乐观，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耕耘在中国的电影事业上，而于蓝阿姨说她始终在关注着母亲的报道并为她的义举善行而感到骄傲。

当天母亲还转达了父亲及我的问候，当于蓝阿姨听说我从事着汽车机能高分子材料设计以及应用，并担任着驻华公司的技术付总时连声称道，小白是好样的！她还说，其实田方一直就很喜欢小白，那年听说了进了东北师大后真为他高兴，只是走得太早了。说到这里阿姨有些伤感了，而母亲的眼圈也湿润了。

那天分手时母亲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日本人偶和礼品送给了于蓝，而她回送给母亲了新茶以及赠给我的有着她题词签名的画册和照片。

《于蓝与田方》（社会科学文献1997），扉页上写着“送给王海峰同志 小白小友留念——于蓝并田方2006年夏日”；

照片1、托儿所时代的小白和新新——后面留言，“小白：看到了你妈妈！谢谢你的嘱托！你在我心中仍然是照片中的样子！不过现在你已过半百吧？祝你事业有成。请看画册P45里边我们全家合影（十年前的）”于蓝2006.5月。

照片2、于蓝与田方——后面留言,“小白留念，1961年在莫斯科参加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时红场前照片”于蓝2006.5.23。

照片3、于蓝在香山——后面留言，“小白留念，90年代末我在香山留影”于蓝2006.5.23。

这些画册和照片我珍藏至今，它倾注着于蓝阿姨的嘱托以及田方伯伯那遥远的呼唤。我知道于蓝阿姨是极少会同已逝去多年的田方伯伯联名的，正是因为我们同父辈们同样经历了那场“文革”的浩劫却没有出卖灵魂划清界限，而是忍辱负重坎坷前行，才有了同上一代人之间的信任与友情，不是我们出色而是我们幸运！

本来，我早就应该去看望于蓝阿姨却好事多磨。2003年春突发的“非典”被中止了，后来则是阿姨曾拜托我在日本帮忙处理一件小事却因为时间仓促力不能及，尽管她表示了理解和感谢，但我不能原谅自己而无颜面对。2008年我和父母同于蓝阿姨好不容易见成面了，说好一起吃饭，但长春马自达涂装线突然出了问题而被紧急召回了……

2011年初冬，父母和我应《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简称“口述历史”）主編陈墨先生以及梨煜博士的邀请，分别从日本和長春来北京录制访谈。于蓝阿姨闻讯后说机会难得，约好到家里坐坐，11月27日午后，我陪着父母去了她位于海淀花园路的家。

敲开房门，于蓝阿姨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客厅，家里的陈设布置出奇的简约与平淡；卧室墙壁上田方伯伯的遗照眼神深邃且略显忧郁。而那天于蓝阿姨穿着随意面带微笑，备水倒茶热情周到，那普通朴素得像一位邻家老人，让人很难同《烈火中永生》的江姐那光彩唯美的银幕形象和曾经的“人大代表”称号连接在一起。

本文作者在内蒙古插队的时期

聊天中于蓝阿姨听到父亲仍纠结于国内刊物对他的不实不适文字时，曾宽慰地说，拍了那么多好纪录片、培养了那么多助理、精通好几门外语又曾是“新影”当年的艺委会副主任，大家心中自有公论不要太拘泥他人评价了。看来淡泊名利已是老一辈都要直面的课题。

她还问道在“口述历史”中如何看待父母曾经的影响？我说已同他们对话多次，无论曾经有过何种过节及误会但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在面临着同黑暗势力还在殊死搏斗的年代里选择了革命与奉献；尤其是母亲——一个参加了中国革命曾受到了许多非难却义无反顾的日本女人，我会心存敬意感恩他们一辈子的。于蓝阿姨会心地笑了。

那天我们聊得很开心并合了影。

晚上我们在土城河边的饭店里吃饭，我偷偷付了钱却被于蓝阿姨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你们远道而来我必须要尽地主之谊，还批评了饭店收钱的草率，我万万没有想到阿姨竟为了这点小事儿会大动肝火。最后她叫车执意送我们一直到了宾馆，生怕司机慢待了客人。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久久未能入睡，回忆起同于蓝阿姨交集的一些往事。于蓝阿姨说过，不是我对谁都这样，只有要好的朋友或值得尊重的人。据说“文革”中造反派也曾问及于蓝有关我母亲的过去，她坦率地回答道，我不清楚她的身世但我了解她的为人。要知道在那个荒诞无稽的年代里“我了解她”是需要勇气，甚至可能付出代价啊！

2013年秋，我结束了反聘回到了日本，步入老龄的我开始全力以赴地照顾已是耄耋之年的父亲母亲了，也许经历了那场坎坷与动荡之后让我明白了那一代人的不容易以及他们那患难与共的真诚与友情，于蓝阿姨、田方伯伯、还有许许多多的好人，也包括我的父母。

后记

2014年初秋、2016年初夏我父母相继过世了，而就在几天前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阿姨也已静静地走了，九十九岁的高龄带着她的坚毅、追寻，大爱远行了。九年前最后一次见到于蓝阿姨时，已期颐之年的她抚摸着我的手轻轻地说，“在兴山和宝禅寺时你还是个洋娃娃……”，我知道已经六十好几的自己在她的眼里仍还是个孩子，然而那已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老人却永远是我值得尊敬的于蓝阿姨。

世界从来就不那么完美，要前行就总还会失去些什么，而这就是人生……

2020.7.10（日本京都）

作者简介：

王海峯曾用名王小白，旅日华人；原北京66级高中老三届；曾同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及其一家生活、交往过许多年。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无限追思——影人亲属访谈录》（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受访者之一。

1983年旅日读研，1987年就职日本公司，2013年退休，现旅居日本。（原标题：在日华人侨领独家专稿：追忆同于蓝阿姨交往的点点滴滴）

来源： 日本关西华文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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