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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本文认为，这是顺利跨越“新人口陷阱”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生育率面临较强的内生约束。根据贝克尔有关生育率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经济增长会降低孩子数量给父母带来的效用，但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经济成本通常也会上升，意味着低生育是一国变富的代价，会反过来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们将此称为“新人口陷阱”。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新人口陷阱”的体现。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形势，即在人均GDP还不够高的情况下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面对人口挑战，中国一方面可以尽快采取有力措施改善生育率，例如完善育儿津贴、生育奖励、税收抵免等直接补助制度，以及大力提升普惠托育等间接补助力度，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以创新驱动为主，辅助以适度的资本输出、国际产业链合作等措施来缓解未来二十年劳动短缺问题。

内容概要

► 新人口陷阱：有关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另一种解释。1990年代后，无论是总量GDP还是人均GDP，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都是越拉越大，出现所谓“失去的三十年”，彻底丧失赶超美国经济的可能性。至于成因，美国压力下的“金融战败”可能只是表象，深层次原因可能在于日本未能及时、有效地应对低生育问题，一旦人口红利彻底消失，高速追赶美国经济的阶段也就宣告结束了。

► 按照马尔萨斯的外生人口论，人口增长会抑制人均收入增长，两者是负相关的，这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传统“人口陷阱”。然而，日本1980-1994年的数据表明，伴随着主力劳动人群增量见顶回落，人均GDP增速也出现同步下滑，也就是说威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不是人太多了，可能是人越来越少。这与传统人口陷阱论的看法完全相反，本文将其称之为“新人口陷阱”。

► 生育率内生观：在贝克尔看来，孩子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密集型商品”，生育率是由“成本-收益分析”决定的内生变量。成本主要包括两方面：经济增长带来收入上升，意味着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上升；如果经济增长显著提高了住房与教育等开支，则意味着生育小孩的经济成本也会上升。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通常也会带来更为完善的养老等社会保障机制，弱化婚姻与孩子带给父母的效用。这些因素共同降低了生育意愿。

►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形势，即在人均GDP还不够高的情况下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面对人口挑战，中国可以从两方面探索跨越“新人口陷阱”的可能路径：一方面，着眼于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尽快采取有力措施改善生育率，重点是完善育儿津贴、生育奖励、税收抵免等直接补助制度，以及大力提升普惠托育等间接补助力度；另一方面，为应对未来二十年劳动短缺的局面，大规模资本输出容易加大国际竞争，大规模引入移民容易诱发国内摩擦，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科技进步与加快改革来实现创新驱动，同时辅以适度的资本输出。

正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1]。本文认为，这是顺利跨越“新人口陷阱”的重要举措。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同比降幅18%；2021年出生人口进一步下降至1062万人，同比降幅11.5%，人口出生率为7.52‰，较上一年下降1个千分点（图表1）。新生儿数量大幅下降背后，也有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2]。在人类所经历的流行病事件中，疫情期间新生儿数量下降的现象并不罕见。无论是1918年大流感，还是2003年“非典”疫情、2014年埃博拉疫情、2016年寨卡疫情，主要的疫情流行地区总和生育率[3]在疫情出现后的10个月内均出现了偏离长期趋势的下降。疫情结束后，生育率通常开始恢复，甚至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高出趋势水平，回补此前因为疫情冲击而造成的新生儿数量下降[4]。也就是说，根据历史规律，我们判断新冠疫情结束后我国有可能迎来出生人口回补的小高峰。

图表1: 中国历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注：出生率=当年活产婴儿数/年中人口数。

不过，参考其他外生约束放松后的效果看，疫后人口回补峰值的高度可能有限。以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为例，在启动该项政策之前，原国家卫计委等部门组织了生育意愿调查。该调查做出推断，全国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单独夫妇约有1100万对，预计五年内每年将有200万左右的单独二孩出生。但实际数字却低于预期，2014年全年仅有106.9万对夫妇申请再生育[5]。为此，我国进一步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放开“三孩”政策。通常而言，二孩生育率小于一孩生育率，三孩生育率小于二孩生育率。

总之，放松外生约束后出生率的改善不及预期，说明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制约着生育率回升，也可能会限制疫后新生儿回补的峰值高度。问题是，这些约束因素究竟是什么？如果任其发挥作用，对于经济有什么含义？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约束？这将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具体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①结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提出“新人口陷阱”的命题；②基于贝克尔的生育率内生观探讨新人口陷阱的成因，并指出传统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论及政策含义已过时；③从经济成本、机会成本等维度，对各国生育刺激政策及其效果进行一个梳理，并说明中国需要摆脱以高房价收入比为代表的生育经济成本增进型发展模式；④最后探讨中国跨越“新人口陷阱”的可能路径，提出仅靠放松外生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可以尽快采取有利于改善生育率的一揽子措施，与此同时，还需以创新驱动为主，辅以适度的资本输出，来应对未来二十年劳动短缺的燃眉之急。

一、新人口陷阱：有关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另一种解释

就当前的经济形势而言，急迫的挑战不只有新冠疫情，还有国际竞争。新冠疫情作为自然灾难，很多时候难以预知、难以完全避免，具有一定的不可抗力色彩。大国竞争同样有其必然性，随着两大国经济实力接近，竞争增加难以避免。值得注意的是，上一个被认为有望在经济方面超过美国的国家是日本（图表2）。基于朝鲜战争带来的契机，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实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连续三十年保持对美国经济的追赶势头，以至于1980年代一度出现了日本经济将超过美国经济的乐观看法。

图表2：中国、日本、印度与美国GDP之比的变化（美元计价）[6]

资料来源：Wind，美国CBO[7]

然而，这样一种看似强劲的追赶势头在1990年戛然而止，日本非但没有追平美国的经济，日美人均GDP之比更是在此后三十年出现连续下降，被称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如图表3所示，美国人均GDP的斜率在1990年之后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但日本人均GDP斜率却在此后的三十年明显变得更为平缓，说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主要问题可能出在自己身上，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是日本错误应对了来自于美国的压力。面对来自于日本的竞争，美国在1980年代就日元汇率等问题进行了持续施压。

图表3：日美人均GDP指数（1989年=100）[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日本政府也很担心这些协议可能伤害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尤其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出现大幅升值，随后的1986年经济增速下滑让日本政府下决心将法定贴现利率长期维持在2.5%的低位，结果诱发了泡沫经济，在1989-1990年间又通过大幅加息的方式戳破了泡沫（图表4）。菊地悠二在《日元国际化——进程与展望》一书中的事后分析认为，日本“在泡沫经济发生应当抑制的时候却采取了放松金融规制的措施，而当泡沫经济结束时反而实行了金融紧缩，两次踏错了制动阀与油门”[9]。

图表4：日本贴现率（%）与美元兑日元汇率

资料来源：Wind，中金研究院

问题是，用泡沫破裂解释“失去的十年”也许是合理的，解释“失去的二十年”或许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失去”的时间长达三十年，可能需要关注金融之外的一些因素。而且1995年之后日本贴现率降低到远低于“广场协议”之后的水平，泡沫经济却没有重新回来。这些都意味着日本经济可能存在一些超出金融层面的深层次问题。事实上，日本在1989年见顶的不只有泡沫经济，还有15-64岁的劳动人口增量（图表5）。如图表6所示，1980-1994年间的日本，是典型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速的波动与劳动要素增量的波动高度一致，在泡沫经济见顶的1989年，日本15-64岁的人口增量“恰好”也处于年增70-80万的峰值，此后开始快速下降。

也就是说，流行观点虽然将1989-1990年的日本加息视为刺破经济泡沫、“失去的三十年”的罪魁祸首，但从日本15-64岁人口变动的角度看，即便没有日本央行加息，伴随着1989年后日本15-64岁人口增量的快速下滑，日本此前的要素驱动型高增长模式也难以为继，经济增速大概率也会出现滑坡。更为严重的是，自1996年之后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开始正式进入负增长区间，而且负增长的数量越来越大，日本总人口也在2010年后开始负增长。

图表5：日本15-64岁人口与总人口数量（万人）

资料来源：Wind，中金研究院

图表6：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经济增速与劳动要素增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OECD，中金研究院。注：三个增速指标均为五年移动平均增速。

总之，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没有1980年代乐观预期的那样赶超美国经济，美国压力下的“金融战败”[10]可能只是表象，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日本未及时、有效地应对低生育问题，一旦人口红利渐行渐远，高速追赶美国经济的阶段也就结束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马尔萨斯外生人口论，人口增长会抑制人均收入增长，或者说两者负相关，这也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人口陷阱”。然而，日本1980-1994年的数据表明，伴随着15-64岁人口增量见顶回落，人均GDP增速也出现同步下滑，也就是说威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不是人太多了，而可能是人越来越少。这与传统人口陷阱论的看法完全相反，本文将其称为“新人口陷阱”。这是日本的特例，还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对于本节开头的预期是否能够成立，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反思一下马尔萨斯的外生人口论。

二、过时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一书，核心结论是人口增长会抑制经济增长，这也是20世纪生育政策的重要思想源头。马尔萨斯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干预，人口会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一旦人口超过粮食等生活资料的供给能力，人均粮食供给就会减少，导致生活水平降低、经济落入人口陷阱中。即便出现了更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率一度获得了大幅提升，粮食产量确实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支撑大量的人口增长。然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最终不足以支持更多人的农业活动和生活。结果是人类社会将难免经历饥荒、疾病、战争等社会动荡，人口将因此减少到早期更低的水平，以人均产出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被锁定在比较低的层次上。

站在18世纪末，回顾此前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陷阱论是基本上成立的（图表7）。这样一个似乎被数千年历史所佐证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人类在面对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人口大爆炸时的政策取向。事实上，在1974年的较早些时间，联合国已经召开了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在会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把控制人口增长放在优先地位。虽然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才是最好的避孕措施”[11]，但会议的最终结果依旧是体现了主导国家的意图，拟订了世界人口政策和行动计划。鉴于“There is also the danger that some LDC leaders will see developed country pressures for family planning as a form of economic or racial imperialism” [12]，“基辛格报告”建议：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大力宣传降低人口增速的好处，另一方面美国主动宣布自己的生育率目标不高于人口更替水平。其背后的主要经济逻辑是：快速的人口增长将会减少家庭储蓄，大量资源被用于教育、健康等人口抚养开支，挤占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生产性投资，因此过快的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

图表7：中美人均GDP（2017年国际元）与世界人口（十亿）

资料来源：Bolt, Jutt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2020), Maddison style estimat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 new 2020 update.中金研究院

这个逻辑和传统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论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将人主要看成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都主要是将生育率看成是不受人理性控制的外生变量，而不是体现人的理性决策的内生变量。事实上，即便是在当下，这种生育率的外生观也是存在的。例如，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曾有观点认为，居家隔离、居家办公等防控措施增加了夫妇的相处时间，有利于改善生育率，在孟加拉国等部分低收入国家也确实出现了这种现象[13]。不过，这并不普遍。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外，新冠疫情对2020年欧洲各国的生育意愿和计划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受疫情冲击越严重的地区，取消生育计划的倾向越普遍，在疫情严重的意大利，生育计划取消率高达37%[14]。

有意思的是，从疫情下各国生育率的表现来看，似乎是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受到了一些提振，收入较高国家却大部分受到了抑制。如果超越短期的疫情影响，在更一般性的意义上，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规律，即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应着不同的生育率？事实上，在“基辛格报告”出台的十余年前，贝克尔就已经于1960年代初期出版了划时代的人口经济学专著《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并最终因在人口经济学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于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贝克尔有关生育率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生育率是人类在权衡生育成本、收益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内生理性决策，收入水平上升会造成生育率的下降。这个理论不但否定了生育率的外生观，也为在认知上彻底摆脱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论的误导提供了思想支撑。

如图表8所示，在“基辛格报告”形成前的1971年，美国的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根据生育率的内生观，这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抑制生育率的外生政策干预，由生育率降低导致的老龄化问题将会是一国变富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在收入提升对生育率的内生抑制作用之外，再施加一个外部政策干预来进一步压低生育率，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之前，就会进入到由过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阶段，也即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还不够高的情况下面临老龄化的挑战。

图表8：G20国家生育率3到2.1所历时间[15]

资料来源：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世界银行

总之，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论虽然是非常好地契合了18世纪及之前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但也正是传统“人口陷阱论”提出的18世纪后半叶，人类爆发了工业革命，宣告数千年的农业时代正式结束，随后一百多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16]。作为农业时代经验总结的传统人口陷阱论，刚提出不久就已经过时了。

三、生育率内生观：不容忽视的内生约束

既然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论刚提出不久即已过时，为什么在生产力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的二战后，这种过时思想依旧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生育政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贝克尔的人口经济学理论虽早于“基辛格报告”十余年提出，但这样一个生育率内生观在“人口大爆炸”年代显得有点超前了，没有像过时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那样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实践检验。当下，发达国家普遍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更是在人均GDP不够高的情况下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这些都证明了贝克尔的生育率内生观可能才是更适合现代社会的人口分析框架。因此，要解决过低生育率下的人均GDP较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仅靠放松外生约束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解生育率内生观，并从这个角度探索应对人均GDP较低国家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困局的思路。

（一）逃不过的低生育挑战？

过去几十年，中美日德四国在经历了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生育率也出现了不断下降（图表9）。以1970-2019年间的人均实际GDP为例，全球以及中美日德四国的累积增幅分别是2.2倍以及36.6倍、2.3倍、2.5倍、2.3倍，中国的增幅显著高于全球与美日德；同期，中国生育率降幅在四国中也是最高的，从5.7下降至1.7，全球生育率由4.8下降至2.4，美国由2.5下降至1.7，日本由2.1下降至1.4，德国由2下降至1.5。

图表9：中美日德人均GDP（2015年美元不变价）与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进一步将分析范围扩展至由较大型经济体构成的G20，从横向国别比较数据来看，也呈现出现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的态势（图表10）。只有南非、印尼、沙特、阿根廷、印度五个国家的2019年生育率尚高于更替率水平，韩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四个国家甚至低于1.5的警戒水平[17]。事实上，这样一个收入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的特点，也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图表11，将全球182个经济体的生育率与人均GDP数据进行拟合得到生育率趋势线，中国相应的趋势值大约是2.17，不但远高于1.7的真实值，而且高于更替水平。从这个角度讲，生育率在放松外生约束后出现显著回升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预期。

图表10：2019年G20生育率与购买力平价人均GDP（2017国际元不变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图表11：2019年全球182个经济体的生育率趋势线与购买力平价人均GDP（2017国际元不变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但现实是生育率回升低于预期，有什么措施能够助力生育率回归趋势水平么？日、德的经验也许有一定借鉴意义（图表9），生育率伴随着经济增长而趋势性下降的过程似乎并非不可逆，在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之后，伴随着收入进一步上升生育率会有所回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需要等待人均收入继续提高后，生育率就可以自然改善？如果高收入国家生育率的改善是自发的，为什么美国收入水平高于德国和日本，但美国生育率却是一路向下的（图表9）？为什么同样是有所回升，日本生育率依旧低于趋势线，而德国却略超趋势线（图表10）？在探讨这些有关如何改善生育率的问题之前，需要先讨论清楚为什么收入上升会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这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讨论改善生育率的措施。

（二）来自于生育率内生观的解释

在贝克尔看来，孩子是一种“时间密集型商品”，孩子的数量、质量和其他商品的消费共同决定了父母辈（下文简称“父母”）的效用函数。与此同时，生育子女也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一部分是直接支出的经济成本，如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另一部分是间接付出的机会成本，即父母投入时间精力养育孩子而损失的效用，如牺牲的闲暇时间、收入，以及对工作升迁的负面影响等，其中最重要的机会成本是收入。

这样一个框架将生育抉择从不受人类理性决策控制的外生变量（例如，人口的指数型增长模式），变成了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一个内生变量。在这个框架下，经济增长一方面意味着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也可能带来生育的经济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意味着孩子数量带给父母的效用可能会下降，这些都会导致生育率降低。

1. 经济增长意味着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

对于民众而言，经济增长最直接的福利是收入上升。以美国为例，在1820-1990年间，美国实际工资大约增长了十倍[18]（图表12）。通常而言，对于这个增长红利的分享，是需要付出劳动时间来换取的。由于每个人的时间是一定的，更多的时间用于生育小孩，则用于劳动的时间将会减少，这意味着生育小孩将会付出以收入衡量的机会成本。贝克尔认为，发达经济体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后大多出现了生育率长期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正是经济发展提高了父母的时间价值，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19]。

图表12：过去两百年的美国生育状况与实际工资

资料来源：Greenwood et al.（2005），中金研究院

基于贝克尔的理论，还发现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通常还有受教育程度的上升，更高的受教育程度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图表13），这会进一步提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进而抑制生育率[20]。一项基于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所做的研究[21]，将导致女性不育的原因分解成三个方面，即：生理因素导致的自然不育（natural sterility）；贫困造成的社会性不育（social sterility）；以及机会成本较高造成的不育（opportunity cost driven childlessness）。

图表13：受教育水平通常与收入成正比[22]

资料来源：Philippon & Reshef（2012），中金研究院

教育程度主要对后两个不育因素有显著影响：一方面，更高的教育水平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有利于降低因贫穷导致的“社会性不育”；另一方面，收入提升也意味着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上升，会抑制生育率。综合来看，不育率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U型走势（图表14）。美国1990年的经验大致是，在受教育年限达到十年前，教育程度提升有利于压低不育率，超过十年之后，不育率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上升而上升。

图表14：1990年美国女性不育率归因分析

资料来源：Baudin et al.（2015），中金研究院

受教育程度上升推高生育机会成本，进而抑制生育率的规律，在各个国家普遍存在，而不是只存在于美国。如图表15所示，以1950年至2010年间G20国家的数据为例，伴随着育龄女性（15-49岁）受教育年限的不断提升，人均子女数量普遍是下降的。在1950年代，各国育龄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两年，每个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大约在5到8个孩子；而在60年后2010年，各国女性明显获得了更好教育投入，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年以上的水平，每位育龄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大多低于4个，很多国家甚至低于2个。

图表15：1950-2010年间G20国家育龄女性（15-4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生育子女数变化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注：每个国家只标明了1950年和2010年两个时间点的数据，中间以直线连接。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同等受教育水平的女性而言，结婚的不育率要远小于未结婚的不育率（图表16），因为丈夫可以分担抚养孩子的时间付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女性的机会成本。然而，1990年的美国调查数据表明，相比于同样教育程度的男性，受教育年限超过16年的女性结婚率明显下降[23]（图表17）。与此同时，二战后各国女性受教育年度的增幅大多超过了同期的男性（图表18），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提升可能通过对男、女结婚率的非对称影响，进一步放大了机会成本上升对于生育率的抑制效果。

图表16：1990年受教育程度与美国已婚、未婚女性的不育率

资料来源：Baudin et al.（2015），中金研究院

图表17：1990年美国男、女受教育程度与结婚率

资料来源：Baudin et al.（2015），中金研究院

图表18：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女性/男性）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金研究院

2. 生育的经济成本过高抑制生育意愿

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民众收入不断上升，意味着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由此造成生育率趋势性下降的压力。不过，如图表10、11所示，以人均GDP衡量的机会成本上升并非生育率下降的全部原因，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经济体的生育率，低于由机会成本决定的趋势线水平。外生约束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生育率低于趋势线的原因，但无法解释其他经济体生育率为什么也低于趋势线水平。事实上，除了机会成本渠道外，经济增长模式也会影响生育率，因为小孩不只是“时间密集型商品”，也是需要不断投入经济成本的一种特殊“消费品”。

对于父母而言，从得知怀孕的一刻起，除了难以用经济价值衡量的感情付出外，还有一系列直接的经济成本付出，例如孕期的营养、产检、胎教，产后的奶粉、纸尿裤，婴幼儿期的衣、食、住、行，以及青少年期的教育投入。原国家卫计委于2015年所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占到了74.5%，是民众不愿意生二胎的首要因素[24]。无独有偶，在大国中生育率最低的日本，一项针对未满50岁已婚女性的调查显示，在2002、2005和2010年三年的统计中，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是意愿生育子女数小于理想子女数的首要原因，选择该因素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因素[25]（图表19）。

图表19：日本女性意愿生育子女数小于理想子女数的原因调查

资料来源：Ogawa et al.（2015），中金研究院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研究，在影响生育率的经济成本中，教育和住房成本是尤为重要的两个部分。调查显示，我国生育经济成本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的约50%，其中，教育支出是一个重要负担[26]。对于中国而言，过高的房价收入比可能也是解释为什么真实生育率低于趋势生育率一个重要因素。基于图表11可以计算出各国由人均GDP决定的生育率趋势值，然后用真实生育率减去这个趋势值，剩下的部分（称为真实生育率与趋势生育率之差）做成与房价收入比的散点图，两者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基本上房价收入比越高，实际生育率低于趋势生育率的程度也就越高。

总之，经济增长意味着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会趋势性压低生育率，若此时一国经济增长模式更多依靠过度的住房产业化、过度的教育产业化等增加生育经济成本的方式实现，则会导致真实生育率进一步低于趋势生育率水平，如果此时还有外生的其他约束，则对于生育率而言将会是雪上加霜。

3. 经济增长降低孩子数量带给父母的效用

前述两个部分主要从成本角度，阐述了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但成本并不能解释两者互动的全部内容。例如，在1981-1986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生育率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的（图表9）。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在布隆迪和布基纳法索两个极低收入的非洲经济体，1960-1980年代近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生育率也是持续上升的[27]（图表20）。很明显，这样一些特征事实与前面所讲的机会成本逻辑并不一致。事实上，生育率内生观是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框架上的，在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所构成的成本侧之外，决定生育率的还有收益侧，例如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效用（感情上的慰藉等），以及孩子未来能够为父母提供的货币收入[28]。

图表20：布隆迪、布基纳法索人均GDP（2015年美元不变价）与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如果将孩子看成是父母获取效用的“特殊消费品”，当父母的收入增加时，为了通过生育孩子获取更多的效用，既可以采取更多生育小孩的数量型策略（例如“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观念），也可以采取增加对单个小孩投入的质量型策略（例如“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对于父母而言，“数量-质量权衡”（Quantity-Quality Trade-Off）并非随机的[29]，而是会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收入比较低的经济体，父母收入的边际增长通常无法支撑起对单个孩子的更多投入；与此同时，贫穷经济体医疗条件较差，少年儿童的夭折率也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父母选择更为稳妥的数量型生育策略，来满足对孩子的“消费”需求是更理性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低收入国家，或者一国的低收入阶段，会一度出现经济增长伴随着生育率上升的情况。

从消费的角度看，这是个普遍规律。在收入增长初期，消费者通常先是以量为主、追求“吃饱”。“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伴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消费者通常会产生出更高层次的需求，从“吃饱”转向“吃好”，从追求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对于子女的“消费”需求也不例外，当收入高到一定水平后，父母需要加大对单个子女的投入来满足高质量的子女“消费”。然而，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孩子数量越多，意味着能够对单个孩子所进行的投入就越少，这不利于父母满足自身的高质量消费需要（图表21）。因此，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父母会选择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效用最大化。“数量-质量权衡”视角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外生约束放松后生育率回升低于预期。

图表21：小孩的兄弟姐妹数量与父母的经济、关注度投入[30]

资料来源：张月云、谢宇（2015）。注：横轴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少年儿童拥有的兄弟姐妹个数。

事实上，孩子不只是一种能够给父母带来当期效用的特殊“消费品”，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看，还是一种可以在未来提供收入的特殊“投资品”，因此可以将生育行为看成是父母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保障机制。其中，广为人知的“养儿防老”，即指子女可以在父母年老时提供收入支持，发挥养老保险的作用。不过，这样一个基于家庭的养老保障机制，是高度脆弱且不公平的。因此，在经济日益增长的现代社会，养老等保障职能逐步由家庭转向社会承担，这是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不过，这也会弱化生育在保障机制中扮演的角色，进而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

纵向来看，1920年代欧洲与美国总和生育率基本一致，二战之后欧美都经历了一波婴儿潮，随后欧美生育率也都出现了下降，但欧洲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速度明显更快一些。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几十年间欧美国家生育率降幅的一半，可以由养老金等社会保障规模的扩大所解释，欧美生育率差值变化的约60%，可以由欧美养老金等社会保障规模差值变化所解释（图表22、23）[31]。这一方面说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养儿防老”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现代社会养老等社保机制的完善与生育率的负相关性。事实上，具有保障作用的不只是生育行为，婚姻行为也可以看成一种基于家庭的保障机制。伴随着个人收入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不只是已婚夫妇对孩子的保障需求会降低，个人对婚姻的保障需求也会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未婚率（图表24），进一步加大了生育率下降的压力。

图表22：1997年各国总和生育率与社保收入/GDP

资料来源：Boldrin et al.（2015），中金研究院

图表23：2017年G20部分国家养老金支出占比

资料来源：OECD，中金研究院

图表24：中美日德四国人均GDP和30-39岁女性未婚率[32]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及就业统计年鉴》，联合国经社部统计司，世界银行

四、改善生育率的主要抓手是降低生育的经济成本

如前所述，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率并非马尔萨斯设想的那种外生变量，而是父母在“成本-收益”框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内生结果。经济增长可能从三个方面抑制生育率：①提升父母收入，意味着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这是生育率趋势性降低的根本内生因素；②如果增长模式是生育经济成本增进型的，将会导致生育率进一步低于由机会成本决定的趋势水平；③经济增长通常会带来“数量-质量权衡”问题，父母将会通过缩减生育子女数的方式来获得更高质量的生育“消费”，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将会降低结婚和生育需求。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外部政策干预，伴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低生育率可能是各国普遍都会遇到的挑战，日本所面临的“新人口陷阱”也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未来能否可持续增长的重大威胁。不过，如果仅有这些对生育率的内生约束，低生育、老龄化将会是变富的结果。但我国在人均GDP还不够高的情况下面临比较严峻的老龄化挑战[33]，意味着“新人口陷阱”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挑战不容忽视。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或可尽快采取改善生育率的措施。考虑到中国低生育问题特有的复合成因，仅靠放松外生约束可能无法有效改善生育率，还需要从抑制生育率的内生因素出发探索更多的干预政策。需要强调的是，提高生育率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增进人民福利水平的手段。因此，干预生育率的措施不应损害人民的福利，而是应该通过增进人民福利的方式来实现。从这个有利于增进人民福利的角度看，目前国际上主要有八种促进生育的政策工具（图表25），大致可以划分为降低机会成本和降低经济成本的两类措施。详述如下。

图表25：2015年八种主要的生育刺激政策及不同经济体的采纳比例（%）[34]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一）降低机会成本主要靠托育服务支持，而非过度延长产假

如图表25所示，目前各国主要通过如下两种方式来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一是在不改变生育时间占用数量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假期制度，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欠发达经济体，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建立了针对母亲的产假制度，绝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也建立了以母亲为主的育儿假制度。不过，从有关加拿大、欧洲国家和OECD成员国等经济体的多项实证研究看，增加产假或者育儿假期是否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在统计上没有确定的结论[35]。

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过度延长产假和女性的育儿假，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在岗女性的生育意愿，也可能降低用人单位在未来招聘中录取女性员工的意愿，进而加剧不同性别在就业市场中的不公平竞争地位，实际上会起到促使女性社会角色向传统回归的作用[36]，可能会诱发尚未进入就业岗位的年轻女性进一步推迟生育或者降低生育意愿。为此，瑞典等经济体设立了陪产假和针对男性的育儿假，让父亲帮母亲分担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虽然有助于缓和职场上的性别不公平竞争问题，但从家庭整体的角度来看，无助于改善生育本身对于有子女家庭劳动时间的占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子女家庭竞争劣势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或者过分缩短生、育假期是有利于改善生育率的，而是说适当长度的产假、育儿假和陪产期可能是改善生育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适合作为刺激生育的主要政策来使用。

另一个从机会成本角度提振生育率的措施是建设公共（资助）的托育机构，直接减少育儿对父母时间的占用。有关托育服务的国际比较分析表明，为0-3岁婴幼儿提供公共托育服务对于提升OECD国家女性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和生育率有重要作用[37]，尤其是在生育率较低的老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较高的入托率伴随着较高一些的生育率（如图表26所示）。

图表26：2018年部分G20国家的0-2岁儿童入托率与总和生育率[38]

资料来源：OECD，Tony Bertram and Chris Pascal（2016），杨菊花（2018），中金研究院

在收入相对较低的新兴经济体，大致呈现出生育率越高、入托率较低的态势，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欠发达经济体大多生育率较高，采取人口刺激措施的迫切性较低。但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显得有些例外，较低的生育率伴随着较低的入托率，意味着政策干预的空间较大。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调查数据，2016年我国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39]，而且我国家庭面对的托育服务以非普惠为主[40]，存在私立托育价格高、公立托位难求的问题。

与此同时，OECD国家0-2岁幼儿平均入托率高达36%。如图表27所示，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的分析，OECD国家的托育服务主要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以及混合模式。其中，政府主导模式下托育服务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投入、供给主体主要是公立机构；市场主导模式下供给主要由私立机构提供，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托育券等方式投入大量公共资金；混合模式下供给由公立机构和私立机构共同提供，但政府依然会对私立机构进行财政补贴与监管。也就是说，无论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的托育服务，虽在供给主体所有权性质上有差别，但都存在公共资金的大力支持。从OECD的数据来看，家庭投入大约只占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的约17%，政府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学前教育成本。

也就是说，托育服务降低生育机会成本的关键不在于托育能够节约时间，而在于公共资金的介入，让托育服务能够为广大父母所普遍享受，也就是普惠性。如果托育供给不足，或者托育成本超过了绝大多数家庭的承受能力，也难以起到节约父母时间、降低生育机会成本的效果。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教育组的分析，我国对学前教育（针对0-6岁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公共资金投入有限，0-3岁幼儿早期教育与护理费用主要由家庭承担，以幼儿园学费占幼儿园总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来衡量家庭所负担的学前教育经费，中国家庭投入占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比例远高于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图表27）。

图表27：OECD托育服务模式[41]（上图）以及学前教育投入成本分担结构（下图）

资料来源：OECD，《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9）》，教育部财政司，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更为严重的是，按照机会成本逻辑，中低收入者生育意愿应该高一些。然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托育负担较重，人均收入处于最低20%水平的家庭，其平均入托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42]，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生育潜力的释放。与此同时，2022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所做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期待国家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70%的受访者认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会提升年轻人生育意愿[43]。这意味着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目前的托育服务可能没有起到降低生育机会成本的作用，而是加剧了低生育问题。如何让托育服务发挥降低生育机会成本的应有作用，韩国经验值得参考。

在图表26的高收入经济体中，韩国是比较例外的存在，最高的入托率对应着最低的生育率。这主要是因为相比于英法等老牌发达国家而言，韩国作为新兴高收入国家，目前的低生育率问题虽更严重，但出现的比较晚，韩国着手应对的时间也比较晚（图表28）。韩国大约是在21世纪初期才开始着手改善入托率的，当时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的极低水平。此后，韩国成功大幅提升了入托率。2005年至2016年间，0-2岁儿童的托儿服务入学率从9%上升到53.4%，3-5岁儿童的入学率从 31%上升到93.4%。这背后是财政支持力度的十倍增长，韩国在托育方面的支出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0.1%大幅上升至2016年的1%[44]。

图表28：韩国和法国的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二）降低经济成本是关键，需构建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

从生育率内生观角度看，收入增加意味着生育机会成本上升，这会造成生育率的趋势性下降。但新冠疫情期间民众收入普遍受到影响，机会成本下降并没有改善生育率，反而是进一步抑制生育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冠疫情冲击具有很强的非对称性，虽然民众收入受到影响，但房价、房贷、托育费、课外辅导费等生育经济成本并没有明显降低，这进一步加大了生育小孩的经济压力，抑制了疫情期间夫妇的生育意愿。前述有关降低机会成本的措施分析也表明，相比于没有公共资金介入的延长假期方式，有公共资金介入的普惠托育，对于降低机会成本、促进生育率回升而言可能更有效。

这些特征事实表明，给予经济补贴可能是改善生育率的一个较好方式。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生育小孩需要投入大量经济成本。研究表明：生育的直接经济成本上升是1970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受到抑制的重要原因[45]；在中国，与无子女家庭相比，一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64%-68%[46]。因此，有必要对生育行为进行直接的补助，以降低家庭付出的经济成本。前面所提到的公共托育服务，实际上是一种不直接将资金给予家庭的间接补助，此外还有直接形成家庭收入的直接补助政策，主要包括生育奖励、育儿津贴以及税收抵免等三类（见图表25）。

其中，生育奖励多为一次性支付，主要用于补贴孕、产妇成本支出，包括报销孕、产妇医疗费用等；育儿津贴（儿童津贴）大多直接支付给抚育孩子的家庭，通常是持续按月提供，直至子女受教育阶段结束或者成年，用以弥补家庭为抚育孩子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也是发达经济体最常用的生育刺激政策，与生育奖励通常合并称为现金补贴政策；税收抵免主要用于减轻育儿夫妇的税负，包括免征（与育儿有关的补助性收入不纳入税基）、部分收入免税（从总收入中扣除，不包括在应税收入中）以及税收抵免（从纳税义务中抵扣）等形式。

2017年，用于这三项直接补助政策的公共开支占到了欧盟GDP的1.64%、OCED的1.39%。在G20中，法国在给予民众直接生育补助方面最为慷慨，公共资金支出大约占到了GDP的2.14%，对于法国改善生育率发挥着重要作用[47]，其次是英国2.12%、德国1.92%。日本、韩国作为低生育率的亚洲国家，在发达经济体中给予生育的直接资助力度明显较低，日本大约占GDP的0.85%，韩国则只有0.35%。即便加上托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给予家庭的间接生育补助后，韩国在美国之外的G20发达经济体中也是排名最靠后的，前三名依旧是法国3.6%、英国3.23%、德国3.17%。从图表29来看，除了美国之外，在其他受到低生育问题困扰的G20国家，基本上是呈现出生育补助力度越大、生育率越高的态势。这一点也得到了来自于OECD实证研究的佐证：直接补助政策在1970-1990年间对OECD国家生育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48]；补贴力度越大、托育服务越完善的国家，总和生育率一般也就越高[49]。

图表29：2017年部分G20国家公共资金给予家庭生育补助构成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OECD，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总之，从对生育率的刺激效果来看，有公共资金介入的直接或者间接补助政策，优于没有公共资金介入的产假、育儿假等政策。或者说，与适度的产假、育儿假作为刺激生育率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不同，直接或者间接补助政策可以较好发挥充分条件的作用。这有助于完善对图表26中韩国“异常值”的理解，虽然韩国对托育服务的资助力度基本追平英法德（约为GDP的1%），但直接补助力度远低于传统的发达经济体，导致韩国公共支出对生育的整体支持力度依旧是偏低的，这可能也是韩国生育刺激政策未能显著改善生育率的原因之一。虽然通过托育服务所进行的间接补助，与生育奖励、育儿津贴以及税收抵免在内的直接补助，都可以降低生育的经济成本，但多数发达国家的直接补助力度明显更大一些（图表29），这可能是因为直接补助的财政发力空间更大，也能够给父母带来更好的获得感。

不过，中国在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经济成本方面，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在欧美等房价收入比较低的国家，父母每多生育一个孩子，育儿的边际成本是下降的，尤其是在住房方面的支出节省比较明显[50]，但中国并非如此[51]。由于在育儿边际成本下降的国家中，孩子居住成本边际递减扮演着重要作用，提示我们在分析中国育儿成本累进原因时，可能需要关注中国房价问题。

房价收入比较高可能是造成中国实际生育率低于趋势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房价收入比过高意味着，青年男女组建家庭、购置住房时难以购置较大户型。长期的外生约束下，也意味着大多数夫妇原本的购房预算中并不包含为二胎准备的住房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放松外生约束，对于需生二胎的家庭，通常意味着需要为二孩支出更高的额外居住成本，而无法像低房价收入比的国家那样，可以通过二胎来摊薄已经支出的孩子居住成本。

过高的房价收入比背后，是过度依靠金融周期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图表30）：2008年之前的人口红利阶段[52]，这一时期20-59岁的劳动要素增量逐年上升，中国经济增速也随之长周期向上，一直到2007年新增1400万/年，才达到这一轮人口红利的高峰；2008年到2018年的金融周期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劳动要素增量逐年下降，人口红利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以房价和信用相互促进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周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图表30：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变迁的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Wind，联合国人口司，中金研究院绘制。注：劳动年龄人口为20-59岁。

由于金融周期“有效”推动了信贷扩张，在金融周期上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能也相对比较强，由此付出的中期代价是金融风险累积，长期危害则是抑制生育率。因为金融周期持续上升的必要条件是房价持续上涨，最终会导致过高的房价收入比问题，是一种典型的生育经济成本增进型增长模式。不过，金融周期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之所以会爆发2008年的次贷危机，正是金融周期上行不可持续造成的。同样是金融周期，为什么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却更高一些？

根源可能在于“住房过度商品化 土地过度金融化”。一方面，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初，曾同步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商品房却几乎成了住房供给的绝对主导形式。在房价收入比较高、保障房供给不足的背景下，如果不借助于按揭等金融手段，很少有人可以一次性付清七十年的住房消费开支。

另一方面，土地金融化推动房地产走向过度金融化。2002年之后，“招拍挂”成为土地有偿出让的主要方式，随后“土地财政”模式开始流行。事实上，这并非土地财政，而是土地金融，是将土地资产变现或以土地为抵押品进行加杠杆的金融活动。土地金融化也演变为地方对房地产行业提供的隐性担保，激励着房企过度加杠杆、银行过度向居民发放住房贷款。在土地金融模式下，地价高低直接决定了地方自主财源大小，地价能够涨到多少又取决于房价。土地金融化意味着房地产通过决定地价，事实上“绑定”了地方的资产负债表[53]。土地金融化最终促成了“地价-房价-信贷”相互促进的金融深化循环，导致房价收入比持续上升。

由于我国房价收入比较高，意味着如果仅通过给予生育补助的方式来改善生育率，可能需要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补贴力度，来对冲过高房价收入比对于生育率的抑制效应，这会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更可靠的方式可能是在完善生育补助制度的同时，落实二十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54]，以引导房地产向必需消费品的方向回归，摆脱生育经济成本增进型发展模式。从对生育率的含义看，“租购并举”中买或者租的价格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

以韩国为例，存在一种名为“jeonse”的租房方式，承租人需要一次性支付高额押金（2021年押金与房屋售价之比约为65%[55]），被认为加剧了韩国低生育率问题[56]。需要说明的是，jeonse虽收取高额押金，但租户可无需支付月租金。更重要的是，由于jeonse之外也存在不交高额押金而付月租金的方式，选择jeonse的租房者可以看成是为了获得省月租的好处。因此，如果说jeonse加剧了韩国低生育问题，则根本原因不在于高押金这种付款方式，而在于韩国为什么有能力收取到这么高的押金。

由于买房同时反映购房者投资与消费需求，租房通常才是住房消费需求的更纯粹体现，因此jeonse方式的存在反映的是韩国房地产市场严重的供不应求问题。这对于改善生育率的启示是，探索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应以供给侧改革为重点，尤其是在能够真实反映住房消费需求的租赁市场上，应着重考虑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方面积极增加租赁住房用地供应，广泛引导政策性金融、社会资本等参与租赁住房建设，保障能够满足需求的租赁住房充分、有效供应；另一方面，应在付款方式、租金涨幅、租期设定等方面保护承租人的利益。

（三）移民有助于改善生育率，但不改变长期的下降趋势

在图表26和图表29中，美国也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主要表现在同样是发达国家，却没有欧洲那么严重的低生育问题，也没有欧洲那种完善的托育及生育刺激政策。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与欧亚大多是原住民主导的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引入大量具有高生育倾向的移民，确实可以在不采取较强生育刺激政策的同时，保持较高的生育率。

不过，这只是一个静态观察。根据生育率内生观，移民之所以具有较高生育率，是移民在母国机会成本、经济成本、孩子效用等参数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这意味着，一旦移民来到新的国家，其做出生育决策时所考虑的这些参数都会发生变化，将会面临原住民一样的机会成本上升、经济成本较高或者孩子效用降低的问题，这意味着移民的生育率将会在目的国逐步下降。或者说，与没有移民的情况相比，高生育移民的进入可以提高每一个时点的生育率，但从动态的角度看，无法改变由生育最大化决策决定的长期下降趋势（图表31）。

图表31：美国移民与本土居民的生育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中金研究院

当然，可以通过不断增加新的高生育率移民方式来应对这种情况。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果新移民数量不够多则难以有效提升目的国整体生育率，如果新移民流入的数量过多、过快，则有可能形成抑制本土居民收入上升的压力，加重本土居民生育子女的经济负担，也可能加剧不同族群因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摩擦，提升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进一步地，如果想提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生育水平，同样的效果也可以通过生育政策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如图表32所示，在1976年之前东德和西德的生育率水平和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1976年之后，东德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生育率的综合性经济措施，包括大幅提高生育补助、增加育儿津贴、改善托育服务、延长产假等。此后，东德生育率显著回升，在两德统一前一直持续高于西德[57]。值得注意的是，与当时试图采取限制民众生育权（例如限制堕胎）的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东德所采取的、能够提高人民福利的经济激励措施，在政策刺激效果方面具有更好的可持续性[58]。

图表32：东德和西德的生育率（%）

资料来源：Blanchet、Ekert（1994），中金研究院

五、对中国的启示：跨越“新人口陷阱”的可能路径

综上所述，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获得了巨大进步，再加上市场经济极大释放了人的积极性，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角色从马尔萨斯笔下不利于资本积累的消费者，变成了能够产生大量剩余物资的生产者。现代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因之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硬约束，劳动供给、资本积累乃至技术进步等三大现代生产要素，或取决于劳动的量，或取决于劳动的质，都来自于人的创造。值得注意的是，在迈入到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之前，劳动量的增长是大部分后起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然而，贝克尔的生育率内生观意味着现代社会生育率将会趋势性降低。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很多新兴经济体而言，威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不是人太多了，而是人可能越来越少。这与传统人口陷阱论大相径庭，本文将其称为“新人口陷阱”，也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长期的外生约束、房价收入比过高等因素导致中国生育率远低于趋势生育率，中国要跨越“新人口陷阱”的难度也更大。着眼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未来既需要加大生育补助、摆脱生育经济成本增进型增长模式，促进生育率回升；也要着眼于未来二十年，探讨如何应对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负增长。

（一）如何应对似曾相识的长期挑战？

自1992年正式确立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来，中国的增长模式和1994年之前的日本很类似，无论是GDP总量增速，还是人均GDP增速，其波动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波动都是高度相关的。作为驱动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劳动人群，20-59岁年龄人口增量自2007年达到年增1400万的峰值之后开始趋势性下降，我国经济增速也随之进入到趋势性下降阶段。自2019年开始，20-59岁的主力劳动人群增量开始正式进入到持续负增长阶段，这是自建国以来七十年从未有过的变化，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负增长量持续扩大的势头或将一直持续到2029年，经济增长的劳动约束将越发严峻（图表33）。

图表33：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与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口司。注：2020年之后为联合国人口司预测数据。

如图表33所示联合国人口司数据的预测，如果不现在着手改善生育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未来可能会在2040年左右出现新一轮加速负增长。如果将退休年龄普遍推迟到65岁，可以将这种供给约束持续强化的态势推后几年出现，但并不能避免这种趋势的出现。因此，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有必要尽快着手改善生育率。

如前所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生育率存在着内生约束。这意味着放松外生约束是改善生育率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需针对内生约束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一方面，可考虑改革生育经济成本增进型增长模式。鉴于住房和教育开支在生育经济成本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尤其需考虑大力增加优质公共教育供给，控制过高的房价收入比。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完善产假、育儿假等生育假期制度的同时，着重完善公共资金对生育行为的支持政策，例如：①加大普惠托育的公共资金支持力度；②继续构建、完善包括育儿津贴等在内的现金补贴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生育补助制度应同时具有累退性和累进性特点。所谓的累退性是指，生育补助力度应该伴随着人群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由于高收入群体机会成本更高，生育意愿通常低于低收入群体，这意味着同样的财政投入，补贴给低收入群体会对生育率产生更好的刺激效果。所谓累进性是指，由于中国的生育经济成本是伴随着孩子数量增加而递增的，因此伴随着孩子数目增加，补贴力度也应该加大。

（二）未来二十年：如何缓解劳动供给约束的燃眉之急？

需要强调的是，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即便当下就能通过政策干预来改善生育率，从新生儿成长为生产者也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而且，如果上述政策能够显著改善生育率，夫妇（主要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一定时期内的暂时下降可能是难免的。也就是说，生育率刺激政策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但缓解未来二十年劳动力短缺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措施。从劳动、资本、技术的三要素增长模型来看，缓解劳动短缺对于增长的不利冲击，逻辑上大致有如下三个方式。

1. 资本输出，将本国资本转移到拥有丰富劳动力的国外

劳动供给日益短缺，意味着国内要素禀赋由“劳动丰富、资本稀缺”转向“资本丰富、劳动稀缺”，这将会压低资本回报率，不利于资本积累和增长。可以考虑将本国资本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国外，在海外实现本国资本与国外劳动的结合，以国际产业链合作来应对。事实上，这正是过去四十年老龄化的美日欧走过的路，将过剩的资本转移到当时充满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中国。这个方式有利于改善本国过剩资本的回报，但也意味着产业链转移与产业空心化风险。对中国而言，还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国际竞争风险：一方面，发达国家大多面临着较大的过剩资本输出压力，如果主要靠资本输出来解决问题，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压力将会变大；另一方面，按照生育率内生观，拥有大量过剩劳动力的经济体，通常也是市场机制完善空间较大的低收入经济体，大规模地将资本转移到这些经济体，需要处理好与这些低收入经济体的潜在摩擦风险。

2. 引入移民，在国内实现本国资本与国外劳动的结合

在生育率内生观的逻辑下，美国是个“异常值”，即收入水平高于欧洲、生育补助力度低于欧洲，但生育率却高于欧洲。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形成的国家，移民一直是其人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如前所述，由于生育率是内生的，如果没有生育刺激政策的支持，即便是高生育移民到了新的国家，生育率也会逐步向本土居民靠拢。不过，对于改善当期的劳动供给约束而言，引入移民可以立竿见影。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并非没有代价。资本输出的风险是无法回避国际竞争，移民则是有可能造成国内摩擦。即便是在移民形成的美国，一方面老移民出现越来越多的反移民情绪，另一方面很多新移民可能会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同民族移民社区中，这会减少新移民与其他种族群体的互动机会，增加了新移民暴露于犯罪和贫困的可能性，也使得新移民面临种族隔离的风险[59]。

3. 创新驱动，通过科技进步与加速改革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马尔萨斯传统人口陷阱论过时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爆发后，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巨大发展将人类从消费者为主的角色转变为生产者为主的角色，也是科技进步带领人类脱离了马尔萨斯的传统人口陷阱。如果不靠资本输出或者劳动输入，要在劳动量增长受到抑制同时，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只能依靠进一步提升劳动的质，也就是通过创新驱动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如图表7所示，1994年之后虽然日本劳动要素增量日益减少，但对于经济增速的影响已经不像此前14年那么大了，背后是日本TFP走出与此前14年完全不同的态势，基本上摆脱了人口因素的影响，持续保持正增长（1998年和2008年的两次危机除外），成为日本没有因劳动力负增长程度持续扩大而出现持续衰退的主要动力。

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转型创新驱动，一个重要原因是研发投入强度持续上升（图表34）。在劳动增量达峰前，日本的研发强度低于美国和德国，1994年之后进入持续上升周期，在2018年达到了3.28%，位居七大经济体中的第一位（图表35）。不过，日本在创新驱动方面也存在一个重要短板，对于促进创新尤其是激进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本市场不发达[60]。

图表34：日本研发投入强度与劳动力增量

资料来源：Wind，NSF，中金研究院

图表35：前七大经济体研发投入强度

资料来源：NSF，中金研究院。注：中、印起点为1996年。

作为同样属于银行主导的经济体，如何构建有效支撑创新的资本市场，也是中国需要补足的短板，这涉及到了改革问题。事实上，能够提升TFP的创新不只有生产力创新（科技进步），也有生产关系创新（改革）。市场经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在于自由交易、充分竞争。通过改革来提升TFP，本质上即是要降低交易成本，构建一个有利于促进自由交易、充分竞争的制度环境。

综上，这三个缓解未来二十年劳动供给约束的措施都并非完美。鉴于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以及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应考虑以加快改革和科技进步来实现创新驱动作为根本的应对方式，同时辅以必要的资本输出与国际产业链合作。

资料来源

[1]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

[2] 张翠玲等：《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出生人口变动的影响》，《人口研究》，2021年第45卷第3期。

[3] 总和生育率是指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下文简称为TFR或生育率。

[4] Stone, L. Will the Coronavirus Spike Births?, 2020.11 March.

[5] 马小红、顾宝昌：《单独二孩申请遇冷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4卷第2期。

[6] 2019年之前的数据来自于IMF；2021年的中国实际GDP增速预测来自于中金公司研究部宏观组；2020-2035年美国实际GDP增速预测来自于美国CBO；2022-2035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估算自于《A股十年不涨，未来十年会涨吗？》（谢超等，2019年8月）。

[7] 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著：“第一章 科技创新促进产业链安全与效率”，《创新：不灭的火炬》，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

[8] “日美之比（PPP）”为日本和美国购买力平价人均GDP（2017国际元不变价）。人均GDP指数为根据人均GDP（2015美元不变价）换算的指数，1989年的值标准化为100。

[9] 菊地悠二著，陈建译：《日元国际化——进程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 竹内宏著，彭晋璋译：《日本金融战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11] 布加勒斯特人口大会由联合国人口司出面组织召开，美国是真正的牵头方和领导者，详见Finkle, J. L., & Crane, B. B. (1975). The Politics of Buchares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1), 87-114.

[12] 参见“基辛格报告”第77页，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CAAB500.pdf。

[13]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s. (2021). How will the COVID-19 pandemic affect births?. UNFPA Technical Brief.

[14] Luppi, F., & Rosina, A.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fertility plans in Italy, Germany, France, Spai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Demographic Research, 43. 生育计划取消率的计算，是基于一项由Istituto Giuseppe Toniolo和益普索集团（IPSOS）进行的名为“Rapporto Giovani”的调查，这是第一次关于新冠肺炎对年轻一代生育计划影响的国际调查。该研究于2020年3月27日至31日在意大利和2020年4月2日至7日在其他国家进行。访谈采用网络方式进行，对被调查国的青年人口（18-34岁；总共6000名受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15] 3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生育率水平。2.1通常被称为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可以使总人口在长期内保持零增长，即下一代人的数量对上一代人实现了完全替代。

[1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7] Lutz, W., Skirbekk, V., & Testa, M. R. (2006). 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4, 167-192.

[18] Greenwood, J., Seshadri, A., & Vandenbroucke, G. (2005). The baby boom and baby bu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 183-207.

[19] Becker, G. S. (1981). Altruism in the family and selfishness in the market place. Economica, 48 (189), 1-15.

[20] Aaronson, D., Lange, F., & Mazumder, B. (2014). Fertility transitions along the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1), 3701–3724.

[21] Baudin, T., Croix, D. D. L., & Gobbi, P. E. (2015). Fertility and childles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6), 1852-1882.这篇文章主要聚焦“已婚且配偶仍在”和“从未结婚”两类女性。

[22] Philippon, Reshef,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1909–2006.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教育水平以该行业超过高中学历的员工比例来衡量。相对教育水平是金融和非农业私营部门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工资的计算基于美国的行业账户、Kuznets（1941）和Martin（1939）。相对工资等于金融业工资与非农业私营部门工资的之比。

[23] Baudin, T., Croix, D. D. L., & Gobbi, P. E. (2015). Fertility and childles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6), 1852-1882.这篇文章主要聚焦“已婚且配偶仍在”和“从未结婚”两类女性。

[24]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sb/Document/1541106/1541106.htm。

[25] Ogawa, N., Mason, A., Lee, S. H., Tung, A. C., & Matsukura, R. (2015). Very low fertility and the high costs of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East Asia. In Low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 East Asia (pp. 31-58). Springer, Dordrecht.

[26] 参见原国家卫计委2017年举行全面两孩政策工作进展情况发布会：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sb/Document/1541106/1541106.htm。

[27] 布隆迪和布基纳法索是1960-1980年代非洲收入水平最低的梯队，因而被称为极低收入的非洲经济体。

[28] Barro, R. J., & Becker, G. S. (1989).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481-501.

[29] Li, H., Zhang, J. & Zhu, Y.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of childre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Identification using chinese twins. Demography 45, 223–243 (2008).

[30] 张月云、谢宇：《低生育率背景下儿童的兄弟姐妹数、教育资源获得与学业成绩》，《人口研究》第39卷第4期，2015年7月。该文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10-15岁少年儿童为分析对象。其中，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经济投入的对数平均值为6.05；父母讨论学校事情的指数的平均值为3.08，指数值越高父母对孩子学校的事情讨论的越多。

[31] Boldrin, M., De Nardi, M., & Jones, L. (2015).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Journa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s, 81(3), 261-299.

[32] 30-39岁女性未婚率=30-39岁未婚女性人数（不含离异、丧偶情形，只统计从未结婚的女性）/调查统计的30-39岁女性总人数。

[33] 至于该问题的成因，可以参考蔡昉、王美艳（2006）、王桂新（2012）、周天勇（2016）等研究。

[34] 各项政策英文原文如下。产假：Maternity leave；陪产假：Paternity leave；育儿假：Parental leave；灵活就业支持：Flexible or part-time work hours；托育支持：Publicly subsidized childcare；生育奖励：Baby bonus；育儿津贴：Child or family allowances；税收抵免：Tax credit。

[35] Hoem, J. M. (1993). Public policy as the fuel of fertility. Effects of a policy reform on the pace of childbearing in Sweden in the 1980s. Acta-Sociologica, 36(1)；Hoem, J. M., Prskawetz, A., & Neyer, G. (2001). Autonomy or conservative adjustment? The effect of public policie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third births in Austria.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Rostock, Germany；Raute, A. (2019). Can financial incentives reduce the baby gap? Evidence from a reform in maternity leave benefi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69, 203-222；Hyatt, D. E., & Milne, W. J. (1991). Can public policy affect fertility?. Canadian Public Policy, 17(1)；Kalwij, A. S. (2010).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y expenditure on fertility in Western Europe. Demography, 47(2), 503-519；Baizán, P., Arpino, B., & Delclòs, C. E. (2016). The effect of gender policies on fertil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ducation and normative context.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2(1), 1-30；D’Addio, A. C., & d’Ercole, M. M. (2005).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rates in OECD countries: The role of policie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No.27；Luci-Greulich, A., & Thévenon, O. (2013).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tren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9(4), 387-416.

[36] Gangl, M., Ziefle, A. (2015). The making of a good woman: Extended parental leave entitlements and mothers’ work commitment in Germa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2), 511-563.

[37] Castles, F. G. (2003).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changing preferences and family-friendly public policy in 21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3(3), London.

[38] 法国、意大利为2019年的入托率数据；中国为2016年的0-3岁入托率调查数据和TFR。Bertram, T., & Pascal, C. (2016). Early childhood policies and systems in eight countries: Findings from IE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tudy (p. 194). Springer Nature.

[39] 杨菊花：《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改革思路：中国３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研究》，《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40] 2022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洪秀敏等发表的调研成果显示：通过对6省份19,363个婴幼儿家庭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家庭享有的托育服务以私立非普惠为主。

[41] 依据各国主要管理特征总结提炼，并不代表所有国家都是完全一致的做法；托育中心指在有执照的中心提供的、家庭日托服务以外的所有家庭托育服务。通常被称为托儿所、托育中心、幼儿园、家长团体等；家庭日托服务传统上是在家庭环境中提供的，可以是在儿童看护人的家中，或是有资质的儿童看护人去到儿童家中。中国政府在学前教育投入中的成本分担比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教育经费；中国家庭分担比例=幼儿园学费/幼儿园总教育经费。

[42] 程杰、曲玥、李冰冰：《中国0~3岁托育服务需求与政策体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43] 详见人民网：http://m.people.cn/n4/2022/0310/c34-15475920.html

[44] OECD (2019), Rejuvenating Korea: Policies for a Changing Society, OECD Publishing, Paris.

[45] 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18) 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2018, New York: UNFPA. Rindfuss, R., & Choe. M. (2016). Diverse Paths to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An Overview. In: Rindfuss, R., & Choe. M. (eds.) Low Fertilit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olicies: Variations Across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46] Thévenon, O., & Luci, A. (2012). Reconciling work, family and child outcomes: What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support polici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1(6), 855-882.

[47] Laroque, G., and Salanié, B. (2004), "Fertility and Financial Incentives in France",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50(3) : 423-450.

[48] Gauthier, A. H., & Hatzius, J. (1997), "Family benefits and fertility: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Population Studies, 51.

[49] Sleebos, J. (2003). Low fertility rates in OECD countries: facts and policy responses.

[50] Letablier, M.-T., Greulich, A., Math, A., & Thevenon, O. (2008). The costs of raising childre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porting parenthood polic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A Literature Review", A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www.usda.gov/media/blog/2017/01/13/cost-raising-child

[51] 刘娜、李小瑛、颜璐，2021年，“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基于等价尺度福利比较的测度”，《人口与经济》，1: 50-67。

[52] 彭文生：《渐行渐远的红利》，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53] 谢超、陈健恒、张帅帅、姚泽宇等：《双支柱金融体系与好的社会》，2022年7月11日。

[54] 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

[55] Lee, H. J., & Hwang, Y. S. (2021). Housing Cost Burdens and Parental Support for Young Renters in South Korea. Sustainability, 13(19), 11105

[56] Wilkins, E. (2019). Low fertility: A review of the determinants. UNFPA Working Paper, vol. 2.

[57] Blanchet, D., & Ekert-Jaffé, O. (1994). The demographic impact of family benefits: Evidence from a micro-model and from macro-data. in The family,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in ageing societie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79-103.

[58] Legge, J.S. and Alford, J.R. (1986). Can government regulate fertility? An assessment of pronatalist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9(4), 709–28.

[59] Ornelas, I. J., & Perreira, K. M. (2011). The role of mig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Latino immigrant parents in the US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3, 1169-1177.

[60] 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第十六章 创新金融：并非资本市场的独角戏》，《创新：不灭的火炬》，2022年2月。

文章来源

本文参考：2022年11月24日中金研究院已发布的《跨越“新人口陷阱”的可能路径》，作者信息为：

谢超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080520100001

颜晓畅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080122070232

吴云杰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0801220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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