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北宋是什么地位（还地于西夏的司马光）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变法暂时宣告失败，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重新回到朝廷，然而他们很快就做了件极具争议性的事情，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司马光在北宋是什么地位?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司马光在北宋是什么地位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变法暂时宣告失败，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重新回到朝廷，然而他们很快就做了件极具争议性的事情。

司马光力主将新党在战争中夺取的土地还于西夏，《续资治通鉴》记载道：

“除省地（朝廷直接管辖地区）外，元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其定西及兰州，虽非原属西夏，俟其再请，或留或与，徐议其宜。”

这件事长期被解读为司马光不顾大局，为泄私愤不惜出卖国家利益。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旧党这么做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

一、保守与激进

上一篇曾经讲过西夏的地缘，西夏全国90%以上被沙漠覆盖，宜耕宜牧区域仅有定难五州、灵州与河西走廊，由于沙漠在古代难以跨越，所以战争时只需防守少数战略要地即可。

西夏关乎存亡的战略要地共有三处，与北宋交界的横山，与辽国交界的贺兰山，以及与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交界的祁连山。

其中唃厮啰政权占据河湟地区，与北宋西部接壤，长期受北宋支持威胁西夏后方，正如《宋史·吐蕃传》中所述：

“自元昊梗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

然而到了宋神宗继位初期，随着西夏的频频挑衅，朝廷决定启用王安石等新党，扫除积弊，变法图强彻底解决边患。

在此基础上，北宋的战略方针变得非常激进，既然青唐吐蕃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为什么不直接占领此地以图消灭西夏？

恰好此时青唐吐蕃内部出现变乱，势力急剧衰落，名将王韶认为绝不能放任西夏吞并此地，他在《平戎策》中明确指出：

“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

这样的策略本身并没有错，无论是汉、唐、明都能将其贯彻执行，但北宋兵弱，这点连坚定的主战派王安石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在《省兵》中曾写道：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在此情况下，新党认为需要变法强兵，发动战争来恢复汉唐雄风。旧党则比较保守，认为兵弱则重在防守，反对擅开边衅。

在宋神宗继位当年西夏发生内乱，大将嵬名山叛乱，北宋主战派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应该立刻出兵夺取西夏重要城池绥州，但司马光强烈反对。《宋史》记载：

“光上书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西夏国君）。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并非无能迂腐之辈，他们也有着与西夏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宋史》中曾记录了仁宗时期西夏蚕食河东地区，司马光上书提出的建议：

“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从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

简单来说就是修建堡垒、移民实边、开垦军屯。这样的策略相当有效，即便是王安石得势后也大量采取类似战术步步压缩西夏的战略空间。

司马光对北宋对外策略也进行过强烈的抨击，他反对绥靖政策。《宋史》中明确记录了司马光的一封上书，其严厉批评了朝廷对内强横，对外妥协的作风，他说道：

“国家当戎夷归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极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故边臣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

所以从本质上讲新党是激进派，旧党是保守派，在未来尚未确定时双方都有道理，也都没错，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存在所谓的忠臣与奸臣。

二、变法

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宋神宗年间的党争结果，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进行了变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北宋兵弱的局面。

随着实力的增强，宋军开始对西夏发起攻击，这就是后世著名的“熙河开边”，宋军在名将王韶的带领下扩地两千余里，形成了对西夏的战略优势。

“熙和开边”后设立陇右都护府

但“熙河开边”的成功不能掩盖宋军兵弱这一根本性问题，其主要问题在于王安石没有触及到宋军的体系，变法内容主要有五点：

青苗法，即朝廷放贷给农民。

免疫法，即富人交税免除差役。

农田水利法，即兴修水利促生产。

方田均税法，即清查豪强土地。

保甲法，即组建预备役。

可以看出，变法的内容有四项是增加朝廷税收，有一项是强化军事力量，但是都没有触及到宋军的文官带兵的管理体系。《宋会要》中对这一制度有详细描述：

“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于枢密院；凡统制、训练、番守、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

这才是宋军兵弱的根本原因，而文官带兵制度的问题也在随后的“五路伐夏”战役中体现了出来。

“五路伐夏”主要路线及占领区域

公元1081年西夏内乱，宋神宗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西北边患。宋军从五路进军，前期非常顺利，但随后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宋史》记载：

“帝闻禧（伐夏将领）等死，涕泣悲愤，为之不食。自是之后，帝始知边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

五路伐夏的惨败让数十万大军覆灭，王安石多年积累的精锐和钱财十去八九，变法几乎立刻宣告失败，而宋神宗也深受打击，很快去世。

但这并非是说这场战争就毫无意义，宋军在前期的战斗中拿下了包括兰州在内的大量战略要地，西夏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然而当皇帝去世，司马光重新主政，他却力主将夺得的土地还给西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从史料上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朝廷面临多线作战的危险局面。

事实上在取得对西夏军事优势的同时，北宋在另外两个方向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首先是交趾地区，自熙宁七年开始，交趾开始大规模入侵。

交趾占领区域

至熙宁九年，交趾军队先后攻陷钦州（今广西灵山）、廉州（今合浦）、邕州（今南宁），北宋军民数十万被杀。

随后宋神宗派兵反击，取得胜利，并重新逼迫交趾称臣，但最终的结果是北宋赢了面子丢了里子。《续资治通鉴》中详细记录了宋神宗的态度：

“今顺州荒远，瘴疠之地。岂可自驱戍兵投之瘴土。况使十损之五六耶？”

由此可见，在对交趾的战争中宋军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割让顺州（今越南高平）以求和平。

北方边境同样不平静，从熙宁六年至熙宁十年，在辽国的恐吓下北宋被迫割地700里。《续资治通鉴》记载：

“熙宁七年，辽主洪基遣泛使萧禧来言河东地界未决。八年再来，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岭为界。”

最后的结果是：

“凡东西失地七百余里。”

北宋的心腹大患始终在北方，而西夏不过是肘腋之忧，这就是司马光急于在西北边境求得和平的原因。

二是还地西夏不等于放弃战略要地。

早期司马光的计划是将河湟非朝廷直接管辖的区域还给西夏，至于定西、兰州等地再议，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给。

但是朝廷里反对的声音非常大，《宋史》记载，当时的重臣孙路拿着地图去找司马光，强调：

“兰州弃，则熙州危，熙河弃，则关中动摇。”

司马光的反应是十分震惊，说到：

“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

最后的结果是北宋只放弃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个堡垒。可见司马光并非听不进不同意见，从面积上讲，他放弃的土地甚至比王安石更少。

三、经济

除了在军事上出现了严重的颓势，由于常年战争加之王安石变法中的些许不当之处，北宋在经济上同样每况愈下。

《宋史》记录了司马光对王安石执政时期财政状况的评价：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筹措军费的手法和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如出一辙，虽然很有效果，但是严重损害了民众的利益。

著名官员郑侠上呈“流民图”反对青苗法

从百姓的反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宋史》同样记载，司马光执政后民众欢呼雀跃：

“苏轼自登州召唤，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后自爱以活我。”

司马光去世后，百姓中的穷人甚至卖掉衣服去祭奠他：

“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

外交方面，司马光主政时期，西夏和辽国同样忌惮于他的才能不敢发动战争，《宋史》记载：

“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赦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其实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是很有才能的国士，他们间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理念不同。富国强兵，开疆拓土没错，审时度势，保国安民也没错，但是党争错了。

王安石、司马光私交甚好

司马光死后他所主导的和平理念迅速被抛弃，宋夏间战火再起，早先作为诚意还于西夏的四个堡垒反而成了资敌行为。

《明朝那些事》中对朱元璋的哲学概括的很到位，“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新旧党争引起的对外政策摇摆不定对北宋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五路伐夏”后北宋经济虽然困难，但远远好于汉武帝中后期，尚可支撑很久，继续进攻很可能彻底消灭西夏。

如要追求和平也并非不可，按照司马光的构想修养生息数十年，积累财富，保国安民。

最忌讳的是摇摆不定，也就是所谓的“党争误国”。如果要追根究底，这种现象本质上还是北宋文官治国的体系缺乏强有力的统治核心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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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宋史》

《宋会要》

《续资治通鉴》

《平戎策》

《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