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坚守自我的人物（口述历史文昭明）

人物小传

文昭明，1930年1月出生于四川成都，著名变态反应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教授。1948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1954年毕业后分配至西藏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工作，1956年调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1980年，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工作。1994年赴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和南佛罗里达James A. Haley退伍军人医院免疫和过敏反应科学习。

文昭明教授在国内较早开展婴幼儿变态反应的临床诊治工作。1982年建立了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的特殊实验诊断方法，在国内首次诊断该病，先后建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免疫印迹技术（IB）检测特异IgE和IgG抗体的方法，使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的诊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编著《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诊治:从婴儿到成人》《呼吸系统变态反应疾病诊断治疗学》《解读过敏》并参与编写《实用变态反应学》《临床变态反应学》《变态反应学》等多本专业著作。2011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访谈节选

在抗战烽火中成长

李苑菁（以下简称“李”）：文老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和您的家庭。

文昭明（以下简称“文”）：我叫文昭明，是四川成都人。我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长大的，爷爷奶奶以下有十几二十口人。我没有见过父亲，他外出求学后没有回家，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长辈们对我和其他的堂姊妹同样对待，出去玩都带我们一块去。

文昭明（正中幼儿）与家人合影。

我家里很重视教育，无论男孩女孩都念书。我的上一辈都是大学生，其中有两位是医生，姑姑是妇产科大夫，叔叔解放后还担任过四川省防疫站站长。小时候我得胃病，就是姑姑为我治疗，精心照顾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我的胃病就好了。所以我后来学医，也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李：请谈谈您的成长和求学经历。

文：我的启蒙小学是成都益州女中附小。但我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日机不断地来轰炸，我记得那时有好几种警报：预行警报，是敌机要来了；空袭警报，是快要到上空了；紧急警报，是已经到头顶，马上要轰炸了。因为频繁的轰炸，城里面的很多人都疏散到乡下，我们也疏散到乡下。所以我读了好几个小学，北城小学、玉局庵小学等等。

我能唱很多抗日的歌曲。“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退出了沈阳城”，这是在讽刺当时的军队不抵抗。“打仗不怕鬼子狠，吃辣不怕吃老姜。鬼子虽狠怕拼命，只有那汉奸没心肠，大汉奸抓来全家杀，小汉奸抓来喂狗狼，出卖自己还是小，出卖了民族没天良”，这是骂汉奸的。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成都县立女子中学[1]念的。考上了成县女中以后我就住校了，在离市区很远的一个叫雍家渡的地方，在那里一直待到1945年日本投降。

1948年，我考上了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学的儿科。原来的学制是7年，解放后改为6年，1954年我就毕业了 。

1949年，文昭明(四排右一)与大学同学合影。

李：您从小到大成绩都比较优异吗？

文：我是在4年级以后学习才变好的。高小[2]一年级，大概是因为我学习得了第一名，老师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能摆在桌子上的牌子。这个牌子上写了几个字，我终身难忘：“学问之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后来我考入成都县立女子中学，成绩都是在前十名，最好是第二名，最差大概是第七名，还可以。

在华西协合大学，有一次生物期中考试让看显微镜，我在前几个就答错了，把3号显微镜的内容写成了4号的，4号的写成了5号的，一直错下去。最后得了多少分呢？八分半。我还以为自己考得很好，但是老师把我叫去，说我只考了八分半。生物是主要科目，不及格就要留级。我跟老师说我写错了，他说：“对，你错了，但我们看出来你不是一点不知道。”最后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期末考试好好考。我就好好学习，几乎快倒背如流。期末算总分，老师给了我一个刚及格的分数，不用留级，我高兴了好几天。但这也是我做医生得到的第一个教训：一定不要粗心，必须避免这种错误。

大学时期的文昭明。

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去西藏

李：您是怎么去西藏工作的？

文：国家分配，我就去了。我大学毕业是1954年8月，那时分配是保密的，就给你一个红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条子，写着你去的地方，不能跟别的同学说。

我和另外两名男同学被分配到了西藏，组织给了我们一周时间准备，然后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在修路，只能等它修好一段，我们再乘车前行一段，直到1954年的12月，我们才到拉萨。在拉萨时，我们参加了“两路”通车典礼，两路就是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那时内地去的文工团很多，白天、晚上都表演节目，热闹非凡。

20世纪50年代，文昭明在拉萨。

我在拉萨呆了五十多天后，被分配到日喀则。从拉萨到日喀则没有公路，只能骑马，要骑十几天。这十几天，我们都住在藏民家里，他们很欢迎我们。我还写过一首诗——“马儿带着我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漫步在雪山羊湖畔。晓行夜宿，十几天过去了，人乏马倦。一天，当晚霞映红了天边，领队在高喊：看呀，前面那白点，就是我们的家，日喀则人民医院。大家睁大了眼睛，望着前方，兴奋得红了脸。嗖，嗖，快马加鞭，草原上扬起的尘土久不散！”

1955年，文昭明在前往日喀则途中。

李：您到日喀则人民医院时，那里的医疗工作是什么状况？

文：日喀则人民医院的医生都是汉族人，主要是给藏民看病。我去的时候，医院已经有儿科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大夫，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余德钫。他与我亦师亦友，后来牺牲在了西藏，我很怀念他。

李：您在当地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文：到日喀则后，组织要求我们不能用汉语看病了。因为日喀则是“后藏”，那里的藏民听不懂汉语，我们要用藏语看病。我学过一段时间藏语，但后来没有好好学，记不起来了。现在我只记得一句，“你头疼吗”藏语是“gu la gei du gei（音）”。

当时病人不多，没有病房，只有门诊，我就看门诊。

20世纪50年代的日喀则人民医院。

李：在高原工作，生活还适应吗？

文：我觉得还可以，没有什么困难。那时医院照顾我们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同的饮食习惯，做饭都是用两个蒸屉，一层是馒头，一层是米饭。如果要吃鸡蛋，就用蛋粉调出来，要吃肉，就开罐头。那时候没有脱水蔬菜，想吃蔬菜，我们就自己种。

李：您后来又怎么去了新疆工作？

文：我离开西藏是1956年的6月。那是很突然的一个晚上，我都上床快睡觉了，我们负责人余德钫找我，说拉萨来了加急电报，让我第二天一早到拉萨，也没说是什么事。我考虑到可能是巡回医疗，只带了一本书，几件衣服和一个马背套[3]，就离开了日喀则，结果再也没有回去。

到了拉萨，组织要我护送一批孩子回内地。因为内地的孩子在高原很难健康成长，会得高原性心脏病，要赶快送回内地，地势降低了病情才会慢慢好转。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准备离开，负责的同志叫住了我：“回来，回来，给你开介绍信，事情结束后到新疆去。”为什么是新疆？因为我现在的老伴、当时的男朋友在那里！

大学毕业分配时，我有两个决心：第一，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去西藏；第二，坚决和我深爱的人好到底。我去了西藏，可我深爱的人在新疆。我并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组织却早已考虑到了我的情况。就这样，我把这批孩子送到成都，见完了母亲，几天后就去新疆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干了23年。

扎根新疆边干边学23年

李：请您谈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工作经历。

文：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工作，繁忙、多彩。那时我们床位有120张，最多的时候达到140张。乌鲁木齐的汉族人比较多，我们的医生有汉族的，也有维吾尔、柯尔克孜、俄罗斯族的，大家融洽共处，共商科室大事。我们以业务为重，工作很忙，我在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主任杜文慧[4]，对我帮助很大，后来还提拔我当科室副主任，协助她工作。因为我毕业直接去了西藏，那里没有多少病人，我的业务不算太精进，她就送我到北京儿童医院进修。我参加了一个为期半年的学习班，听了邓金鍌[5]、胡亚美[6]、江载芳[7]等很多儿科专家讲课，我对邓金鍌提到的水电平衡紊乱的纠正很感兴趣，之后在这方面还做了一些工作。

20世纪60年代，文昭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李：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工作时，有印象深刻的病例吗？

文：因为气候的原因，新疆的小孩冬天容易患肺炎，夏天易腹泻。每逢这两个季节，科里都要成立专门的抢救小组，任务很重。

一次夜里，我值二线班，值一线班的住院大夫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个6岁的腹泻患儿，输液后心跳加快，问我是考虑心肌炎还是补液不足。我说，我得来看一看再告诉你，电话里我不知道如何答复。到病房后，为了先确定是不是补液不足，我把孩子的被子掀开，轻轻揉他的肚子。哗啦一声，孩子拉了一床水便。原来大孩子和小婴儿不一样，婴儿拉的次数多，但量不一定多；大孩子拉的次数少，但量多。这下我就确定了，是补液不足，得赶快补液，果然补液之后孩子就好了。所以说呀，临床观察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帮助我们明确诊断，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观察中学到东西。

还有一个因中毒性痢疾入院的2岁孩子，因为他有一次异常呼吸，大夫给他打了呼吸兴奋剂洛贝林。但是，孩子异常呼吸越来越多，连一次正常呼吸都没有了，甚至5分钟推一次洛贝林也无济于事。正在这时，食堂送来了婴儿饭。我把孩子摇醒，慢慢喂他，他竟然把一碗饭吃光了。他能吃光一碗婴儿饭，说明病并不重啊，不应该合并这么重的呼吸衰竭。于是我做主，把洛贝林停了，严密观察。后来，孩子的异常呼吸慢慢减少，到凌晨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这是由于洛贝林引起的呼吸异常，停掉洛贝林就好了。

我还诊断过一例肺炎合并低钠综合征，患者是一个6个月大的孩子，他肺炎很严重，但是我不死心，我还想救他。有一天我工作完又去病房听他的肺部，我觉得他的肺炎已经在好转了，可为什么又陷入昏迷、病情越来越重呢？我请急诊赶紧查生化，结果发现他的血钠很低。我算了算，要纠正过来，应该给他静脉输入3%的氯化钠液84毫升。那时没有心电监护仪，我就从棉花棍上撕下来一条棉花丝，贴到他的鼻子上，他一呼吸，棉花丝就会轻轻地动。我请护士尽可能慢地推液，我用听诊器听他的心脏，眼睛盯着棉花丝，一直到静脉推液结束，孩子好着呢！2小时以后，孩子打哈欠了；4个小时后，他睁眼了；12小时后，我们喂了他牛奶30毫升；24小时后，孩子大声哭了，要喝母乳。慢慢地，这个小孩就好了！

1974年，文昭明（前排左二）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进修医生合影。

李：您在新疆时参加过巡回医疗队吗？

文：我们的巡回医疗还是很频繁的，每年都有，一个队大概十来个人，去各地的公社给大家看病，我记得我去过伊车嘎善公社[8]。

有一次，在巡回医疗期间，我们遇见了一个出血的孕妇。妇产科大夫说需要输血，我是队长，血型也匹配，就带头输了200ml血，一个18岁小伙子也跟着我献了200ml血，孕妇后来就抢救过来了。不过，那个小伙子的父亲却有点不理解，来找我们吵架。大家把我叫出去，他看我的年龄也不小了，但也输了血，不说话就走了。

其实除了巡回医疗，还有很多紧急任务，都得随叫随到。一天，我正准备送我爱人回内地出差，因为我从来没有送过他，那天准备送他到汽车站的。可是刚走到大门口，同事就在喊：“快快，快回来，奇台[9]有个小孩抽风不止，需要紧急出差，汽车都准备好了。”我只得跟爱人道歉，赶紧坐上汽车赶到奇台。经过检查，其实小孩是缺钙，注射葡萄糖酸钙就好了。

李：您在新疆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文：我在新疆，主要就是在医院里看病人，发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到处都能学到东西，知识像浩瀚辽阔的海洋，学无止境，要一生虚心。所以我边干边学，算是在工作中锻炼成长吧 。

从儿科医生到变态反应科医生

李：您后来调入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契机是什么？当时科里情况怎么样？

文：1980年，我跟随家人调到北京工作。一开始是安排我在协和医务处工作，后来张庆松教授[10]将我要去了变态反应科，我就开始从事变态反应工作。

那时已经建科一段时间了，但还算是一个小科室，科里大概也就十人左右。张庆松教授请李美琏大夫带了我两周，我边干边学，学脱敏治疗、皮肤试验等，后来才成为了变态反应科医生，开始独立看病。

1987年，文昭明在北京协和医院。

李：您在国内首次诊断了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能聊聊确诊这一疾病的过程吗？

文：我来变态反应科不久，发现有的“哮喘”跟一般的哮喘不一样。一般的哮喘病人肺部没有阴影，但我发现有一位“哮喘”病人不但肺部有阴影，嗜酸性粒细胞和血清总IgE也特别高。是哮喘合并感染，还是其他病呢？通过不断查资料，我发现了一种病叫ABPA（allergic bronchopulmonary aspergillosis），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名字虽然长，但把这个病说得很清楚：病因是变态反应性的，侵犯的部位是支气管和肺，病原是曲霉菌，主要是曲霉菌中的烟曲霉。

我请技术员小王帮忙查沉淀线[11]，果真在患者的血清中查出了抗烟曲霉的沉淀抗体。后来，我们科实验室的负责人乔秉善老师在患者的痰中发现了分生孢子梗，这就说明曲霉菌在患者的支气管里生长繁殖，确诊了，就是ABPA。这项研究后来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还获得了198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成果奖。

文昭明接诊的我国首例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患者病案记录。

李：您到变态反应科工作后，还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文：对于变态反应科的患者，病因诊断尤其重要，我是遇见什么问题就努力解决什么问题。

有位女病人，看病的时候是被丈夫和单位同事扶着来的。她说自己吃了谷维素就头疼，吃另一种药就胃疼。我一想，药物过敏最容易引起的症状是皮疹、药疹啊，可她描述的症状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相信她不是装病，可能是由于心理因素引起的心因性“过敏”，需要解除她的心理障碍。

我给她开了谷维素片，她拿回来之后，我又请她去验个血，在她去验血的过程中，我悄悄把她放在桌上的谷维素换成了绝不会引起过敏的面糊片。第二天她来找我，说吃了昨天开的谷维素后还是头疼。我说我给你的不是谷维素，是面糊片，她“啊”的一声，惊讶了。后来，我和她一天试一个药，直到她的思想顾虑完全解除。她回家后给我来信，说自己的病全好了，我们都很高兴。

还有一个病人，多次休克但找不到原因，靠每月注射一次长效皮质激素缓解症状。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忧心忡忡地找到了我。我了解到三点：第一，他每次休克都发生在饭后半小时内；第二，他每餐必喝牛奶，但不是每次喝牛奶都犯病；第三，他有对青霉素高度敏感的病史，但已经很久没有用过青霉素。

为了找到病人发病的原因，我找到药剂科主任李大魁教授，他热心地主动陪我去了远郊的奶牛研究所。这一调查就清楚了，原来奶牛最常犯的病是乳房炎，治疗是靠打青霉素。这打了青霉素的奶牛的奶，如果混到一般的牛奶里出售，青霉素过敏的人喝了，就会受影响。一般的牛奶厂因为奶量大，稀释后问题还不大。但个体户如果只有两三头奶牛，可稀释的牛奶少，那么售出的牛奶中青霉素的浓度就比较高了。我们调查了解后告诉病人，请他和供应牛奶的个体户签订合同，规定打了青霉素的奶牛三天内产的奶，绝不能供应给他。个体户做到了，这个病人就不再犯病了。

所以说，变态反应科的工作，找原因很重要，找不到你就想办法找。皮试是找原因，外出了解情况也是找原因。

变态反应科四位老专家合影，左起：张宏誉、叶世泰、顾瑞金、文昭明。

李：协和变态反应科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呢？

文：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举办全国性的变态反应大会，影响力就扩大了。变态反应事业也兴旺起来，到处都开始成立变态反应科，可以说是在全国遍地开花。

我们还举办进修班，给进修医生讲课，每个进修班人都不少。因为我是儿科毕业，在新疆也做了很多年儿科工作，科里主要让我讲婴幼儿变态反应。

文昭明在协和小礼堂授课。

年过半百也要学出成绩

李：听说您后来去美国学习了一段时间，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

文：1993年的一天，医院外事处突然通知我，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要资助我出国访问学习，让我自己找地方。我联系上了南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那里学习了9个月。那时我已经60多岁了，仍然决心在外学出成绩来。

我主要是在他们的变态反应科学习，看他们出门诊，参观实验室。科里的大老板叫Lockey[12]，工作很辛苦，我很佩服他。还有一个Ledford[13]医生，他每个周末都和爱人一起去为穷人免费看病，坚持了7年。我回国后还写了一篇文章《幸遇Ledford医生》，我在里面说，不是每个美国人都看重金钱，他们也有为人民服务的医生。

李：您在访学期间主要进行了哪些工作？

文：我在国内发现了ABPA病例，到了国外，我也在尽量了解相应的内容。Lockey给了我三本书，分别是1947年、1951年、1957年的，虽然都是老书，但提供了很多信息。我发现ABPA可追溯的最早的病例，应该是1938年的一个6岁孩子。于是我就和Lockey一起写文章，在国外发表了，我还记得其中一篇是ABPA的综述[14]。

科里每天早上都有专门的学习会议，有一天他们请我讲ABPA的内容，我讲完以后他们很高兴，还说“excellent”“extremely good”。我本来只在美国待半年，他们主动提出为我增加3个月的访问时间，并接纳我为美国科学促进会[15]的国际会员，这为我了解学科最新进展提供了方便。他们还问我需要多少生活费，我不想让对方觉得中国人贪财，说得很少。后来他们按每个月600美元的标准给我发了生活费，帮我延长了访问时间，所以我一共学习了9个月。

1994年，文昭明在南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实验室。

李：这段访学经历对您回国开展工作有什么影响？

文：回来后，因为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变态反应，最好让老百姓也知道，我开始写医学科普书。

我写了《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诊治:从婴儿到成人》《呼吸系统变态反应疾病诊断治疗学》，还有《解读过敏》《协和从医札记：关爱病人 学会分析》等，加起来有上百万字。我没有其他的嗜好，就是喜欢坐在电脑旁，写我想写的东西。虽然现在退休了，我也还在不断地写。

医生和患者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

李：回顾人生的各个阶段，有哪些人对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文：大学毕业后，我先后被分配到西藏、新疆和北京协和的三个不同岗位上，是西藏的余德钫、新疆的杜文慧和协和的叶世泰三位老师帮助了我。他们将我扶上马，再送一程，这种师谊，我终生不忘。

全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周华康[16]教授是我的恩师。1958年我还在新疆时就见过他，他指导过我一个月。后来我到北京后，他还经常为我改投稿文章，教我英语。前两天我还找到了珍藏多年的他写给我的寄语，他的鼓励和教诲让我非常感动。

我周围的人，我的老师、同事、家人都对我很好。我这一生，平淡而愉快。

1998年，周华康写给文昭明的信。

李：对成长中的年轻医生，您有什么嘱咐？

文：要向病友学习，累积经验。每看过一个病人，我都会做记录。以前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可以通过电脑查询信息，只能靠自己手写记录本。我先后写了9本，记录了约9000例次病例，这对我积累经验很有帮助。

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共同对抗谁？对抗病魔！要爱病人，关心病人，不要把病魔和病人当成一回事。作为一个医生，一生就应该不为名、不为利，用毕生的精力去济世救人。

李：协和即将迎来建院百年，面对一百岁的协和，您有什么想表达的？

文：协和对我帮助很大，也有很多我尊敬的老师。大家是一个整体，都是在为了病人奉献自己。“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院训很重要，希望所有协和人都能做到，也希望协和越来越好，成为济世救人的顶尖医院！

注释

[1] 成都县立女子中学创办于1930年，1950年并入成都县立中学校，今成都市第七中学的前身。

[2] 旧制小学一至四年级为初小，五至六年级为高小。

[3] 马背套，俗称“马褡子”，一种搭在马背上的口袋，下垂的两头可以装东西。

[4] 杜文慧，1951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学系（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筹建了新疆第一个儿科病房。

[5] 邓金鍌（1908—1973），广东开平人，著名儿科学专家。193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住院医师、助教。1942年，因协和关停，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三人创立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今北京儿童医院的前身。

[6] 胡亚美（1924—2019），北京人，著名儿童医学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

[7] 江载芳，安徽旌德人，著名儿科专家，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8] 今伊车嘎善锡伯民族乡，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东南部。

[9] 奇台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是新疆昌吉州的边境县。

[10] 张庆松（1908—1982），安徽滁县人，耳鼻喉科学专家、变态反应学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变态反应科创始人。

[11] 在琼脂扩散试验中，相应的抗原、抗体以最适的比例相遇时，会形成白色沉淀线。

[12] Richard F. Lockey，国际著名变态反应学专家，曾任美国变态反应、哮喘和临床免疫专业学会(AAAAI)主席。

[13] Dennis K. Ledford，国际著名变态反应学专家，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教授。

[14] Zhaoming W, Lockey RF. A review of allergic bronchopulmonary aspergillosis. J Investig Allergol Clin Immunol, 1996, 6(3):144-151.

[15] 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成立于184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工程学协会的联合体，是《科学》杂志的主办者及出版者。

[16]周华康（1914—2011），安徽休宁人，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先驱和开拓者，北京协和医院儿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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