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喜欢西方科技（康熙皇帝喜欢西方自然科学）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皇帝对西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也是中国皇帝中最具有科学头脑的皇帝，那就是康熙皇帝。

这个可能和康熙皇帝年幼的经历有关。

这需要提到一位西方传教士。康熙皇帝的父亲顺治皇帝一直把汤若望视为一位德高望重、富有经验的国家老臣，亲切地用满语称他为“玛法”(即爷爷)。并赐与汤若望“通玄教师”的称号。

学者陈垣认为汤若望对顺治皇帝的影响很大，认为顺治皇帝和汤若望的关系可以与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很类似。

于是，当顺治皇帝对立皇嗣犹豫不决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的这位睿智的“玛法”，于是派人过去咨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对清朝立嗣问题也非常慎重，经过仔细认真的思考，他建议三皇子爱新觉罗·玄烨为清朝皇位的继承者，而不是更年长的二皇子。

汤若望提出的这个理由很朴实也很能说服人，年龄更小的三皇子出过天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按照古代封建思想，三皇子玄烨是天选之人，受到天地的庇佑，而且在现实中也不会再受到天花这种恶疾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二皇子，尚未曾出过天花，时时刻刻都得小心着这种恐怖且拥有烈性传染性的病，于是顺治皇帝欣然接受了汤若望的建议，在遗诏中立三皇子玄烨为皇太子。

玄烨最后能登基为帝，汤若望的建议至关重要，为此康熙皇帝一直对西方传教士有好感。

而且汤若望含冤死于狱中，虽然当时是康熙年幼、鳌拜掌权的时候，但是毕竟是康熙下达的旨意，后来康熙亲政之后，给汤若望平反，却依然对汤若望有愧疚之感，加上康熙皇帝也得过疟疾，被西洋教士带的药治好，导致康熙皇帝对西方传教士的好感进一步增强。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来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他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写道：“康熙皇帝天天都让我们这群人进宫去给他讲课。皇帝听课非常认真，而且他自己动手做数学题，画几何图，并向我们提问，解除他的一些迷惑。皇帝为了记住数学、几何学科的定理的相关推理步骤，经常花大功夫学习和推理数学、几何定理。在半年的时间内，皇帝已经大致掌握了数学和几何学，数学功底特别强。皇帝现在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各种科学，为了腾出时间学习，他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早早地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等待我们的到来。”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皇帝开始放开西方传教的限制。

为此苏霖神父喜极而泣的说道：“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康熙三十一年，西方教自由诏令终被公布，...那一天，对所有的传教士来说，都是最大的快乐与永远的幸福。”然而，仅仅过去一年，也就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法国一位主教在他所管辖的福建地区内，发布了著名的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传统礼仪的禁令，使得康熙皇帝大怒。

康熙皇帝对西方教的确有研究的兴趣，但是决无真正将西方教推行全国的想法，更无皈依西方教的意思。

但是，他对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教的兴趣却被西方传教士们刻意的结合起来，认为康熙皇帝喜好西方自然科学必然会皈依西方教。

其实康熙皇帝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热爱仅限于其个人爱好，他并没有将这种私人爱好转化为像沙俄彼得大帝那样的整体改革和开放贸易的政策。

因此，康熙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痴迷与痴迷于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并没有本质区别。

不能夸大康熙学习西方文化的社会价值或历史价值。

康熙皇帝并没有意愿在全国范围推行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比如康熙皇帝让巴明多将法国人皮里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和汉文。但是，康熙皇帝一直将这套书藏于深宫，自己浏览研习，而不敢出版，因为他认为西方近代医学会对中国礼教构成巨大冲击。

而在同时，康熙皇帝却大力推广儒家礼教的核心——义理经学、宋明理学，重新勘定《性理大全》和《朱子全书》等儒家典籍，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儒家思想特别是朱子理学思想视为国家安稳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朱子全书》

康熙皇帝之所以不在中国推广西方自然科学的主要原因是他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科技，而是另有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康熙皇帝想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成就自己这位一代英主的无所不能，增强自身的统治魅力，以获得天下的统治认同。

晚明时期，西方自然科学大规模涌入，但是到了康熙皇帝统治期间，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的影响已经仅限于天文和历法，其他已经被清朝政府牢牢控制。

但是到了康熙皇帝晚年，连公开地讨论天文和历法的民间和官方研究都被明令禁止，因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天文和历法与一个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有关，康熙皇帝需要了解这些来应对清朝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而到康熙后期，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已经牢牢的建立起来，康熙皇帝不再需要这种危害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自然科学内容。

于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皇帝在科举考试中禁止出有关天文、乐律或计算方法的策问试题。

并且清朝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以及康熙雇用西方教士搞的自然科学项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不仅仅是汉人，还包括旗人。

自然科学知识被牢牢地禁锢在清朝宫廷内部。康熙皇帝控制西方自然科学在宫廷内部的主要目的是：

• 一、证明自己的能力，在大臣王公尤其是在汉臣面前取得优越感。（这一点恰恰说明康熙皇帝对自己身份的敏感和自卑）。

• 二、证明自己能够柔远怀人，说明西方人臣服自己。

可见康熙皇帝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和他的世界观的开明关系不大，和他对知识的渴求关系不大，而是出于对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

康熙皇帝在炫耀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时并不在乎王公大臣们懂不懂，在他炫耀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的时候，喜欢把满汉大臣们问得张口结舌为乐事。而那些大臣们刚好可以表现对康熙皇帝的赞美和臣服。这也就是所谓“聪明天纵，观文察理，诚非臣愚等所能仰窥也。”其实康熙皇帝隐隐约约感到了西方的强大，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却消极封闭。这都是源于清王朝统治的需要。

第二个原因是康熙皇帝对旗人“骑射”旧俗的眷恋，而这种眷恋即是为了加强自己满洲女真身份的构建需要，也是为了抵消对汉人掌握先进火炮技术的恐惧。

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上，康熙皇帝除了对历法、天文等少数几个领域之外，对其他领域都是不感兴趣，和彼得大帝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采矿、冶金、机械的刻意忽视。

他一边要求旗人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强大的武力威慑汉人，自己又刻苦研习西方自然科学，用科学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

这说明因女真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一直对自己身份非常敏感，并因此最终影响中国以后几百年的发展。

在收复台湾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和加强统治，康熙皇帝开始了限制新式火器的发展的措施。除此此外，康熙皇帝还规定与制炮有关的各项科学工程技术不能传入民间，比如南怀仁撰写的《神威图说》原希望自己的书籍能出版，不想被康熙皇帝 “留览”后便再无下文，不仅没有出版，而且连原稿都最后不知所踪了，而后来更加杯弓蛇影，连百年前的明代研究火器的兵书如《武备志》等书籍，也都列为禁书，不准流传、出版。

由于康熙皇帝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刻意忽视，到了雍正时期，西方传教士已经沦为了宫廷画师或工匠，整天为皇帝制作各类稀奇古怪的玩赏品，其中以乾隆皇帝的御用画师郎世宁为代表。

郎世宁的画像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当东方学者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出《几何原本》的前半部分的时候，徐光启感叹道：“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

不料，一语成谶。

《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咸丰六年（1856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才翻译出来，而这时候，时光已经穿梭了整整250年，这部《几何原本》翻译本正好说明了清朝与世界隔离的闭关锁国的不幸历史。

徐光启与利玛窦

这个250年就是中国失去的250年。

当清王朝统治合法性问题高于一切的时候，中国就已经丧失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巨大机遇，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清朝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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