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麒麟是现代长颈鹿（永乐年间的麒麟外交）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最先提出“丝绸之路”概念，这一“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英国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语）其实在千余年的世界历史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至今日。191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将“丝绸之路”的内涵拓展至茫茫大海。“一带一路”，更将这一曲“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响乐推向华彩乐章。

4月11日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的“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邀约柬埔寨、日本、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蒙古、阿曼、波兰、韩国、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等十二国的国家级博物馆加盟，它们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各自馆藏里选出共计234件（套）文物，携手绘制一幅“一带一路”文物全景图……

很多人认为，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凿空”。两度出使，两度被擒，两度复命，张骞虽未实现汉武帝联合大月氏以对抗匈奴的本意，但却成为了“广博瞻望”西域的先行者。自他之后，“博望侯”甚至成为派往西域使节的代称。

展厅一角

张骞逝后，归葬家乡，即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望乡。1938年，因抗战而后撤至城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提出了研究张骞墓等当地遗迹的计划书——“表彰我历史上之民族英雄汉博望侯张骞起见”，对张骞墓进行发掘与增修。日后的著名红学家、当时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讲师吴世昌先生曾如此记述他们初访时的张骞墓：“吾校历史系同人以侯墓近在咫尺，足式仰止，而东侧土层扰动，墓道凌乱，陵前石兽，长埋榛莽。若不加以修理，妥为保护，行见先贤名迹，日就陵夷。”

如今，吴先生所书《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还矗立在张骞墓左侧，将张骞的不朽功名篆刻在字里行间：“旷观我国史乘所记，以一介行人，而能跋涉万里，扬威域外，重致九译，荒服蛮夷者，得二人焉，曰博望张侯，定远班侯……未若博望，犯方张之虏焰，假危道以远袭，凿空之功，震烁古今。”

博望侯封泥

在对张骞墓墓道的清理中，出土的一方博望侯封泥尤为珍贵，其上书“博望□（空缺）铭”四字，将该墓与博望侯的关系一锤定音。而今，这位中国古代外交家或许也在翘首以盼他“凿空”出的丝绸之路，谱写新的壮怀篇章。

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丁丑（七日），今孟加拉国一带的榜葛剌国派来使臣，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向明朝皇帝朱棣进贡奇珍异宝——麒麟与名马。戊寅（八日），礼部上表请贺，虽然朱棣口上说“其免贺”，但翰林院修撰沈度还是写作了一篇《瑞应麒麟颂》，另有宫廷画师画下麒麟图像，并将《瑞应麒麟颂》抄写于画上。然而，今人看到《榜葛剌进麒麟图》，不免大吃一惊：这岂是传说中的神兽麒麟，这不就是长颈鹿么？

《榜葛剌进麒麟图》

长颈鹿本是产于今东非埃塞俄比亚的热带动物。早在宋代，中国人可能就已听闻了长颈鹿，南宋李石所著《续博物志》称有一种动物“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项长九尺，身高一丈余。”作为埃及马姆鲁克王朝苏丹馈赠榜葛剌国王赛弗丁的礼物，长颈鹿经阿拉伯人之手来到亚洲。此后，长颈鹿又经上述契机，首次以实物进入中国。只是对西方世界充满好奇与懵懂的中国人，误以为眼前这一“怪兽”便是传说中的“麒麟”。一段中国人跨越大洲求取“麒麟”的传奇故事，自此开启。

展厅一隅

转眼到了永乐十三年，又有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贡献“麒麟”。永乐皇帝作“淡定”状：“麒麟有无，何所损益？”但群臣晓得其中真意，大臣夏原吉撰《麒麟赋》曰：“今两岁之间而兹瑞载至，则盛德之隆，天眷之至，实前古未之有也。”接下来，中国皇帝对“麒麟”的喜爱或许得到了异域的主动响应，《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与《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都记载，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途中，又有“阿丹国（今也门亚丁）进麒麟”。再之后，郑和船队更开始主动在途中“采购麒麟”，一次是借第六次下西洋之机于阿丹购买，一次则是第七次下西洋时于西域带回。虽然不大确定这种珍稀动物最终是否都到达了中国，但“长颈鹿外交”还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凝聚于“麒麟”身上的历史，不仅携带着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文化误会，更蕴含着几个世纪前的中国向大千世界投以的质朴好奇。

18、19世纪的欧洲，一股中国热席卷了上流社会。从珍品器用到书籍文化，欧洲人对中国的各种无不趋之若鹜。例如中国青花等瓷器品类，一度成为欧洲人争相购置的装饰品，以其广受欢迎的繁缛图案装点贵族宅邸。就连中亚地区的陶瓷生产者，也开始模仿生产中国瓷器。虽然其产品质量不及中国原产，但在中国因战乱而无法出口瓷器至欧洲的窗口期，波斯等地的陶瓷生产者便有机会将他们的产品送去抢占欧洲市场。

珐琅彩瓷碗

同时，中国南方的一些瓷器窑口也因势利导，在外销瓷上大胆融入西方元素，出现在本次展览中的拉脱维亚国家艺术博物馆里加美术馆藏克拉克瓷，以青花釉色绘郁金香，即是样例。

对中国的向往，来自于启蒙运动中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乐观想象：那里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兴盛，甚至政治昌明。大哲人伏尔泰就因倾慕中国传统的“赵氏孤儿”故事，亲自将其做成“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的五幕剧”。正如在所有文化传播中经常出现的那样，“误读”在所难免。

维拉诺夫公园里的“中式凉亭”

而这些“误读”至今还有一些留存在欧洲人对中国的图像描绘中，此次参展的波兰国家博物馆藏《中式凉亭设计图》可谓其中典型：二层的所谓“中式凉亭”只有攒尖顶得中式建筑的大概，至于翘角上悬挂的灯笼，二层平台边缘安装的铁质围栏，便应是出自欧洲人的臆想了。这种“不中不洋”的另类中国风格楼阁，广泛出现在了18、19世纪很多波兰王公贵族居所周围的欧洲园林中。

但现在想想，曾经东西两个世界的“误读”，不也泛着可爱？大抵仿佛那句大热歌词：“一眼千年，相隔千年，宛如初见”。

来源:北京日报副刊

作者:奚牧凉

监制:尹文胜

编辑:陈涛 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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