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印象合肥（品读重返蜀山用地域人文支撑空间场）

文/申红梅

张生全的小说机智漂亮，很吸引人。一部《重返蜀山》，洋洋洒洒，读完深陷于其中众多的人物、生动的细节和积极昂扬的主题中，使人很难走出作者的“猜谜”式的写作陷阱。

《重返蜀山》人物繁多，场景刻画精妙，而能做到有条不紊，是因为作者对人物的刻意安排以形成多声部合唱的框架，尽可能全面立体地呈现生活。

官员声部，辛辣真实。有以唐朗为代表的乡村干部，有以赵书记为代表的城市干部，有以李秉为代表的退休干部，这些“官员们”呈现出共同的精神状态是急切。乡村干部急切想回城解决家庭难题，城市干部急切想用政绩得到提升，退休干部急切想发挥余力做实事。不同的“急切”对比之后，居然是退休干部才能真正“初心不改”。

农民声部，光怪陆离。以贾队长、黄昌婆为代表的老农，以觉英、李师公、贾有德、马月英为代表的中年一代，以喜旺、喜龙、邓娟、喜欢、涂三姑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年龄的差距是时代的差距。老年一代敬畏土地，爱护珍惜土地，男耕女织的观念根深蒂固。比如贾队长面对山体滑坡，为他的玉米流泪，黄昌婆摘桑叶，有很多虔诚的仪式。中年一代受城市化影响较大，在时代的发展中迷失，疏离土地，既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也失去了辛勤耕耘的耐心，大多数人生活陷入困境。觉英代表农村流氓，李师公代表乡村骗子，严庄代表村霸，贾有德代表打工者，马月英代表留守妇女。年轻一代重新审视土地的作用，在艰难挣扎中寻找出路，但却多次陷入被动。喜旺是“希望“的代名词，想通过考学转变思维和格局，却被残酷的现实打回农村；喜龙坚守土地研究野果“鸡眼睛”，却因孤军奋战始终未成功；邓娟通过畸形婚姻，换来女企业家的风光，但是最终还是被打回原形。

外来人口声部，理想主义。以李秉和施西西为代表的外来人口，以旁观者的角度震撼于蜀山之美。他们大声疾呼，奔走相告，保护蜀山，弘扬传承文化，梦想着个人理想的自由实现。

三个声部按照自己的意志不停向前推进，在“发展”这同一个主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人物的群像以强大的力量裹挟了青年一代的成长。作者隐晦地向我们传达了他的价值观——领导、政策的指引很重要，但是地区发展的内驱力更重要。外来力量的融合很重要，但是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特色更重要。个人的意志很重要，但是集体的力量，不可小觑。

在众多的声部中，张生全的小说显得热气腾腾，味道层次丰富。很多作家容易推送给读者一碗热气腾腾的食物，但要做到味道有层次感又营养丰富的，却是困难的。

作者写了这么多声音和力量的角逐，但他笔下更值得关注的，却是众多的女性形象。孜孜不倦养蚕、笃信蚕丛王菩萨的黄昌婆；独自养育孙子的陈盛婆、袁幺娘；洁身自好、赡养老人、养育儿子的马月英；一心为女的牛金秀……这些女性虽然没有男性有见识，但作为母亲，却都将自己的无奈、隐忍和坚持细化到生活中的一草一木。生活的艰辛和痛苦损坏了她们的形体，却从未磨灭她们骨子里的善良与美好。这些女性形象正好印证了蜀山母亲的形象：宽容、无奈、承受、负重。这些女性形象，舒缓了小说喧腾的情节。

黄昌婆冒雨喂蚕，蚕儿吃桑叶声似春雨轻柔，却又和大雨的暴虐不期而遇，其间饱含了一个七十多岁婆婆的挣扎和坚守。她的沉默和呼吸，全都在那些哮喘的鸡鸣声中，由自己独自承担。一旦放出声来，其中传递出来的无奈，震撼了贾队长；传递出来的韧性，震撼了白局长；传递出来的坚持，震撼了喜旺。她用喧闹中的安静感动人，指引人去反思。她用卑微和谦逊悦纳别人，却忽略了自己。为了孙儿婚姻，她甚至放弃坚持一生的养蚕生活。正是对众多这样的女性的刻画，蜀山的“地母”精神，才能在小说众多声音中不断萦绕，回环婉转。

正如阿来所说，“张生全有一种诚实的品格”，作者确实在诚实表达上，体现了真诚和勇气。比如对官场运作的描摹，对农村真相的书写，对新闻喉舌报道失真的揭露，都很大胆。这种大胆是作者对现实的个性处理。李健吾先生说:“我们接近一切凡俗, 凡俗却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但是怎样做到“凡俗不俗，庸常不庸”，却没有任何人告诉作者行之有效的方法。

表达真实和现实，是一个技术活。用真实表达现实，是张生全书中重要的营养成分。为了表达好真实，《重返蜀山》企图弱化时间场，用浓烈的地域人文特色支撑空间叙事。

首先，用故事情节弱化时间场。整部小说花在时间上叙述的笔墨少之又少，非常简略，甚至有意淡化、架空。时间的推移基本上靠的是事件的推动。书中人物，只是被动地在事件中不断向前发展。

当然了，这或许是一把双刃剑。一个个的故事要流畅地向前推进，不用时间累积，而让人相信这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不容反推的事情，真是很难做到。《重返蜀山》通过分声部合唱的方式，一方面用俭省的笔墨，强调蜀地文明历史悠久；一方面又架空整个小说社会生活发生的时间，使书中时间引起的变迁，在悠久的蜀地文明中一闪而过。

其次，用浓烈的地域特色支撑空间场。小说用事件推动可能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一见难忘。但是正如铁凝对小说的理解：“当我看到短篇小说时, 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景象；当我看到中篇小说时, 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故事；当我看到长篇小说时, 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命运。”所以，情节动人的长篇小说，最害怕的，就是仅仅只呈送给了别人一个故事。

《重返蜀山》很聪明，作者加入了让人更难忘的地域特色。这本书的地域特色表现在山歌调、方言调与对集体无意识的质疑等方面，这是这部小说营养配方表的重要成分。

山歌让小说轻盈而韵味十足。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会出现诗词，不仅可以增加文学性，还可以推动、暗示情节，塑造人物，给人以美的享受。《重返蜀山》借鉴了这一写法，但是并没有照搬，而是根据小说类型，创造性地将诗词换成了山歌，让本来紧张激烈的情节，有了喘息的机会和轻盈的舒缓。

文中贾队长在不同场景和困境中唱出山歌：对喜旺“出菩萨”骗群众，他唱“人世沧桑有代谢，往来岁月成古今”来提醒。目睹儿媳被逼债，他唱“人有三灾八难不到老，年有四季轮回又是春”来安慰。喜旺处理村中事务不顺，他唱“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来感叹。看到喜旺的成长，他唱“不是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碰鼻香”来鼓励……作者笔下，贾队长沧桑的山歌，好像要把生活的苦与难开成枝头的花，带着书中人物和读者去释怀，去飞扬。

除此之外，作者利用山歌可以相互唱和的特点，特意安排孙辈喜旺在个人成长中，学着爷爷唱山歌。喜旺先后两次唱“好看不过锦上花，好耍不过养蚕宝”。他的歌声从生涩艰难到流畅沉稳，使得战胜困难、深入生活和尊重“地母”的精神，从爷辈传承给了孙辈，赋予了孙辈保护蜀山的义务和力量。几代人之间的交流、理解和共进退，通过山歌，爷孙精神传承，形成一个圆形的轮回。这种轮回中有作者希冀的团结、奋进和持久发展的热情。

书中山歌可以灵活穿透生活的每个罅隙，从而有力地表现蜀山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困境。作者将理性的现实，用感性的歌声表现出来，传达出了作者对蜀山、对人生的价值态度，带来了一个富有节奏的诗意世界。

方言调让小说有了别致的俏皮。书中多次写到场面，场面中的人物多用四川方言，符合蜀山气质。特有的腔调承载着独有的文化信息，活泼生动、真实可信。文中出现了“名堂”“长声吆吆”“老汉儿”“出菩萨“等一系列独具四川特色的词汇，让人倍感亲切。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方言上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作者方言使用不是随意为之，而是经过选择和淬炼的。正如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的：“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在描写伍老大认为老婆和觉英有染，用棍棒追打觉英的场景。连用四个“还有哪个”。不同人对同一件事的追问，既把追打场景表现得丰富多彩，又非常隐晦地讨论了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做事的尴尬处境，还令欺男霸女的幕后人物呼之欲出。无数个集中展示观点的方言描写，将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得真实有力，成为“活人”并且“意味深长”。

对集体无意识的质疑，是作者对回归乡村的矛盾和质疑。荣格将集体无意识解释为“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渺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循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采用的或不准使用的行为和幻想的表现方式。”

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是《重返蜀山》中集体无意识的重要表现。具体体现为人们对宗教的辨别，对生活变迁的应对，以及对传统的态度。这其中，既有被长期积弊的神怪信仰欺骗的场景，又有因图腾化了的神怪精神的引导，而走出困境的描写。比如书中对蚕丛王菩萨和太上老君道教的叙述。比如对权威的恐惧和信任，村民一次次被村霸严庄的利用，贾队长不加区分的对待上级指示，村民身上的纯朴和劣根性同在……都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和内心的丰富。

作者有意弱化时间场，可能是想要集中力量综合历史理性和道德诗意。这样做有超越时间的好处，但也容易因为没有时间的积累和咏叹，削弱故事特色。幸好，作者为了补充削弱时间场的负面效应，用强调地域空间场的山歌、方言和对集体无意识的质疑，来增加了小说弹性。如果对蜀山的秀美风光的盛衰有足够的描摹，那么蜀山活了，里面的人物和事件就会“活”得更有生命力。

《重返蜀山》只是作者写作生涯的一个节点。他的大胆尝试和勇敢冒险，俏皮的语言以及写作选择的两难，像极了他的小说本身，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催生作家成长的力量。我们用他文中的人物喜旺来作结。喜旺是“希望”的体现，但愿我们像喜旺一样，都能从万物中看到自己，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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