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蒋介石（毛泽东点评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既是政治对手，又是军事对手。蒋介石比毛泽东年长6岁，又早一年去世，他们几乎是同龄人。除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两人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对立的斗争状态。所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论较多，而且多为抨击、贬斥，这是不难理解的。

20年代初，蒋介石投奔孙中山，表现出革命热情，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但孙中山逝世不久，他就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及至到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从此走上了与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为敌的反动道路。为了反抗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周恩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红旗插上井冈山，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包括8年抗日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反动统治，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泽东战胜了蒋介石。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党、政、军、财大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只占有几块很小的根据地，蒋介石占绝对优势，共产党人居明显劣势。但是，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依靠人民群众，运用游击战争，四次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令蒋介石寝食不安，徒唤奈何。当日寇步步进逼，妄图灭我中华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与蒋介石实行合作，拯救中华。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联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该信写道：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惟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这封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有说服，又有规劝，既有批评，也有厚望，言辞恳切，话都说到家了。如果蒋介石不是顽固到底，读此信后当幡然醒悟，改弦更张。然而，蒋介石执迷不悟，致有十天后在西安被囚，被毛泽东言中。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中外各方面立即引起了震惊的反应。首当其冲的是南京政府，出现了两种相反的主张：一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决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准备向西安进攻；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反对武力讨伐，主张尽可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保障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在国际上，苏、英、日等国，由于其在华利益各有不同，因而反应不一。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讨论对策。在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对张、杨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时曾设想“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毛泽东认为：“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且制定出了不与南京政权对立的方针，这就为避免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在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当时曾主张罢免他，并交付人民公审，但毛泽东对蒋具有两重性的分析（即有“中间立场”的一面），为后来的随机应变埋下了伏笔。

为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中央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根据新的情况，经过周密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促成了蒋介石结束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现。蒋介石本人也得以度过危机，安全返回南京。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评说了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毛泽东对他也给予了必要的尊重和配合。但到了后期，他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甚至制造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和反击。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蒋介石表示义愤和抨击。1941年夏，有一天在枣园，毛泽东给来谈工作的彭真、王若飞介绍毛华初，说：“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是我大弟弟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的。”彭真说：“带的也是一样！”毛泽东又说：“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讲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无比愤慨地说：“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残酷无情那一套，又照抄照搬外国法西斯那一套……就是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犯法一个当嘛。而蒋介石杀人如麻，搞白色恐怖，比封建帝王和法西斯还厉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九族，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中国之命运》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①通过回顾中国的历史，颂扬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此作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是越出了“法定的界限”。②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赞美国民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③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指责共产党拥兵自重，是“武力割据”的“军阀”，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断言中国的命运的决定“不出这二年之中”。

《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了这本书的危害，考虑予以回击。他安排陈伯达撰写了《评〈中国之命运〉》，并亲自修改审定，指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电台两次广播，还印成小册子散发。此外，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译成英文本，在外国人士中传播。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

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关系到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突出阐述了中国存在两种命运，一种是蒋介石已经写了书的，而我们的七大，“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因此，在报告中，毛泽东鲜明地阐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等问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本应顺应民心，和平建国，但他蓄意消灭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他首先设计了重庆谈判，以遮人耳目，殊不知毛泽东大义凛然，勇敢赴会，在谈判桌上战胜了蒋介石。很快，蒋介石撕破了和谈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殊不知，仅仅三年时间，共产党人便将他的八百万军队消灭了，他只好跑到台湾岛上去了，在海岛上度过了他的余生。

对于蒋介石这个政治对手、军事对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蔑视他，抱有战胜他的坚定信念。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赋诗明志：“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苍龙”即指蒋介石。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18]

毛泽东一生中夸奖过蒋介石没有？或者说肯定过蒋介石有否积极作用？有，那就是肯定他的“反面教员”作用。1956年9月，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指出：“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接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六国代表团时，再次指出：“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挣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抨击和贬斥，是针对他代表的反动势力，针对他的倒行逆施，针对他在中国制造的灾难与罪恶。蒋介石虽然已经作古，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表现，人民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