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首先掀起了向“两个凡是”的挑战，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大讨论面对高层压力的关键时刻，是他首先发声，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扭转了思想解放的不利局面；东北谈话，他四处点火，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助力鼓劲，形成燎原之火，使“凡是”派最终败下阵来，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

邓小平与胡耀邦

向“两个凡是”挑战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三家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做《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经华国锋授意、汪东兴指挥，李錱组织撰写的。社论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抛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两个凡是”实际阻止了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对“天安门事件”进行平反。因为1975年底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这两个案不能翻。

1977年4月，尚末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率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4月10日，他向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写了一封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说这封信措辞巧妙，是因为：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表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准确地、完整地”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伏笔。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就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邓小平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很注意策略，但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和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谈话，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对人们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出了表率，指明了方向。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尚末成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10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所有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这有可能被戴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行山那么沉重。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加大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力度。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表感言说：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针对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观点，他再次提出要完整地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强调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还特别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这年8月，邓小平在十一大所作的闭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良好的政治局面。

这次大会，“两个凡是”的思想虽然没有得到纠正，但是，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

党的十一大前后，《红旗》杂志发表了聂荣臻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徐向前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和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等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些文章，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助力鼓劲

正当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向“两个凡是”发起全面宣战时，一场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中央党校悄然兴起，并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洪峰巨浪。

1977年12月，中央党校内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学员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以胡耀邦提出的应该遵守的两条原则：一条是要完整地正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要把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认真地研究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真理的标准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开始酝酿撰写有关真理的检验标准的文章。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第一稿，经《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及理论界有关同志共同研究讨论，历时7个月，十易其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此文又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形式发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相继转载，从而引发了一场酝酿已久、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争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一发表，即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反对的，有赞同支持的。凡盼望天安门事件平反，盼望早日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的人，读了此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期望此文能使各项工作真正拨乱反正，然而此文最先引来的却是来自各方的责难。

5月12日，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夜晚，“文革”前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就打电话给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绩伟，指责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5月13日，当时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给刚从外地回北京的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新华社转发了，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

5月17日，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次小会上指责这篇文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18日，他又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6月汪东兴又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萍谈话，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还在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批评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舍，《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和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宣传要对党负责，党性第一，个性要服从党性。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他在会上还多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并警告他：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也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表态”、“不介入”，还批评一些省市的负责人表了态。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邓小平因为工作繁忙，当时并末留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就找来看了看。他认为这篇文章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是扳不倒的。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会议上讲话内容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迷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要求全党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对当时面临重重困难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7月21日，邓小平找宣传部长张平化谈话，向他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情况，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次日，他又亲自约见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鼓励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接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8月19日，邓小平在同文化部负责人黄镇谈话时再一次明确指出：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还说：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真理标准的讨论顶着压力艰难地向前推进，一系列支持真理标准的文章在《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相继发表，李先念、罗瑞卿、谭震林等老革命家相继发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蜂回路转，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人景象。

东北谈话，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添火加薪

1978年9月，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的邀请，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的庆祝活动。9月13日，代表团离朝回国。

邓小平没有直接返京，而是在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等地滞留了一个星期。他先后听取了这些地方党政领导的工作汇报，视察了大庆油田、鞍钢、开滦煤矿等企业，先后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近10万言的谈话形成了对中国未来走势有深远影响的“东北谈话”。

这些谈话的不寻常之处，除了东北之行是打破惯例，刻意安排所造成的政治效应之外，更主要的，在于邓小平以非凡的胆识和远见，阐述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特别是号召在各个领域冲破禁区，戒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由此解开了多年的思想死结，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谈话，言者精辟挥洒，闻者如沫春风，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对1978年中国的政治生活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冲击，带来了新的时代气息。

邓小平走一路讲一路，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沿途“到处点火”他的足迹遍及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他的讲话回荡在厂矿原野、政府大院，讲得最多的是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的问题，他要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添火加薪，引导其向纵深发展。

“东北谈话”中讲得最多、分量最重的是9月16日在长春的讲话。许多天的参观，他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发表个人的意见，到吉林后，他想就更重大更敏感的问题发表更系统的意见。他在听取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等人的汇报后，在大家的掌声中，习惯性地点燃一支香烟，开始了自己的讲话。

邓小平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他进而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这方面，思想要解放。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在详尽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后，邓小平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他说：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转25页）（接20页）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靠的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邓小平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口茶水，顺着飞驰的思路继续说道：马列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现在世界不断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我们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提出我们的任务，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时间长，内容多，体系完整，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战前动员”。

在邓小平“东北谈话”之前，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理论界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冲破“两个凡是”的干扰，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发表了许多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城市的思想界开始出现了活跃的局面。但是在地方，在基层，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大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还相对封闭，眼界还相对狭隘，对即将到来的时代变迁还不十分敏感。有些干部“口欲言而嗫嚅”，还处在观望状态。邓小平的“东北谈话”就是要点起地方政府和人们的思想解放之火。

在邓小平的亲自布置之下，陪同视察东北各地的沈阳部队司令员李德生率先在部队中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共辽宁省委也立即在各地、市领导班子中掀起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高潮。其他各省、区、市也闻风而动，纷纷投入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洪流之中。邓小平还在回京的路上，广东省就召开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班，提出思想要解放、解放、再解放，加快前进步伐。邓小平到京的当天，即9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省委第二书记任仲夷的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纷纷加快速度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1978年9月下旬到11月，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发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出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可喜局面。

邓小平的东北谈话，像一缕春风，吹开了人们沉积多年的思想疑虑。谈话精神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和决议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打破僵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善领导、发扬民主、改进管理、实行责任制、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等思想都反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之中，中国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党史纵横》 作者|许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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