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丹东的变化（说说那过去的事情）

转眼到了1987年，各企事业单位可以根据专业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按照中发（１９８６）３号、国发（１９８６）２７号文件和各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开展经常性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

工商银行当时是国务院直属经济实体，作为专业银行是事业单位。专业职务评定工作按部就班地开始啦，由于评定工作涉及的人多面广，时间紧任务重，人事科的所有同事全部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按照规定，银行主要是在经济、会计、工程、教育四大系列评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在评审范围内。职称评定以后，工资大幅度提高。高级职称参照市地级待遇、中级职称参照县团级。其实，此前，银行进行过一次工资改革，通过套转，在各行各业中，工资已经有了优势，我当时工资是64元。

在同志们的全力合作下，工商银行丹东振办的专业职务评定工作如期结束。郭东方主任被评为高级经济师，许多人被评为经济师、会计师。而我因为做政工工作，没有评聘资格。我的情绪有些低落，几次要求做信贷员。很快，我就调到国营工业信贷科。

80年代的手表装配线

八十年代是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此时，振办的信贷部门分为：国营工业信贷科、集体工业信贷科、商业信贷和技术改造信贷科。

国营工业信贷科科长王黎明，他爸爸此时是市计委主任，先前是我们的老行长、以后在市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副科长是刘文海，两人的年龄都不是很大，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王黎明后来做过支行长和市行行级干部，刘文海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干部，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

工业信贷科是藏龙卧虎之地。先前，赵启（调到人民保险公司后任总经理）、郭东方（提升为办事处副主任）、唐永和（提升为办公处副主任）。科里老同志有文革前老中专生张振芳、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杨全英，余下的年龄都不差上下：老丈人是丹东眼科一把刀的张希权、我宣传干事的前任王滨、爱喝茶的于强、喜欢下围棋的郭长文、邵强、郑晓东，进步青年的孙万刚等。

我如愿以偿地做了二轻局振兴区辖内的国营企业信贷员：主要有塑料一厂、皮革厂、制球厂；二轻供销公司和皮革收购站。

皮革厂生产三接头皮鞋、皮凉鞋，制球厂生产排球、足球和篮球，工作不几天，就有人找我到厂里买这些东西了，和财务科说一下，价格有照顾。当时制球厂箭牌排球是中国女排训练专用球，很有名气。

也就三四个月后，先是郭长文去了新成立的交通银行，而后邵强也去了交行。邵师傅管理化工局振兴区辖内的企业：轮胎厂、橡胶厂、石油公司、化工研究所和石油化工厂、石油溶剂厂留给了我。我则把我管理的户转给了王明新。这时候，科里又和王明新一起来了新人，他们是：范传锋、孙黎明和王惠兰。

依然去工厂帮人买的东西，只是变成了旅游鞋、橡塑地板和自行车内外胎。

那时候化工局局长是刘仲文（和当时的市委书记同姓名），轮胎厂和橡胶厂都曾经做过丹东市十大利税大户。

轮胎厂厂长郭凤山、橡胶厂厂长宋吉元当时都是丹东本地的风云人物。

郭凤山，工人出身，文革期间做过市总工会副主席。是个能上仓库棚顶铺油毡纸的厂长。为了轮胎厂的生存和发展，在竞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轮胎厂和全国各地自行车厂搞联营，厂子门口挂满了联营的牌子。他有一个好帮手，就是总会计师林克信。此人绰号林小炮，是振办辖内各单位最活跃的财务负责人，没有之一。郭厂长为上大胎，争取资金可谓绞尽脑汁。有段时间，每天七点半，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我办公桌的对面，后来，他通过帮助我们销售储蓄券，解决了部分资金，使大胎在艰难中起步了。想想看，那时候我就是一个银行的普通工作人员，一个知名的大厂长天天拜庙门，做一个优秀的厂长有多难。

彼时，企业中流传一句顺口溜：银行是爹、财政是娘、跟着一群大灰狼（工商税务穿灰色制服）。说的就是工行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厂长们戏称：信贷员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橡胶厂是伪满时就有的老厂，主要生产解放鞋，销售云贵川。我做信贷员，也是宋吉元走马上任做厂长的伊始。那时候，橡胶厂全厂热火朝天，后来，宋厂长因工作突出被提拔。

对这两家工厂财务科几任科长严谨的工作态度印象深刻。当年跑银行的出纳员不知现在哪里去啦？

那年，我还随橡胶厂销售科去烟台参加了产品销售会，并在会上讲话。

那时候，石油公司的油价三六九等，有计划内价格、计划外价格，加油凭本供应。许多人找我批油指标，年轻人不会拒绝，力所能及都都给办啦。现在想想给石油公司领导没少添麻烦，还记得当时的财务科长姓鞠，很干练的一个小媳妇。

当时，给科研单位贷款还是一个禁区，我接手化工研究所的时候已经有30万的贷款，丹东化工研究所研制生产的染料当时获得全国银奖，研究所一直想扩大再生产，但是苦于体制问题，增加贷款很难。

石油化工厂在老古沟内，此前发生了一场爆炸事故，企业几经折腾，处在停产状态。计划经济时代，石油化工厂一直有国家分配的原油指标，丹东市政府力推其复产。但是那时候，银行都是省直管理，地方财政又没有资金支持，复产很难。记得市政府召集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当时归市政府管理），追加二三百万的贷款，就是迟迟不到位。市政府从抚顺招聘了一个霍厂长，在八大局给了一个办公室，一个大男人当着我的面大哭，记忆很深。

那时候，去老古沟得坐火车。一天，我们科长看到财务报表说有石油库存，执意要去看看。此时，石油化工厂爆炸已经很多年了，大罐里已经没有一丁点油啦。财务科的王科长领着我们闫科长和我登上了储油罐，看看有没有油，记忆很深。

王科长当时50多岁、闫科长也在50岁左右，我二十几岁。王科长在头里，我断后，踩着颤巍巍的铁梯，扶着满是锈迹的扶手往上爬。

怎么能看到有没有油呢？爬梯前，王科长说：没有必要爬上去看，下面有阀门，打开阀门看出不出油，就可以了。阀门已经锈得拧不动了。闫科长执意要上去看看，建议拿一个绳子绑上一块砖头，从大罐的顶部往里丢下去，探个究竟。荒郊野外，绳子和砖头也不好找，闫科长又问到：有手电吗？

“不用手电，爬上罐顶，对着开口喊几声，就能试出是不是空的。”王科长急忙答到。

大罐在平地上看并不是太高，关键是在高高的山坡上，周围又没有参照物。爬到三分之一处，我们都没有了动静，就看见两个老头腿在抖，没有人提议折回去。已经能够听到喘息的声音，两个大老爷们和一个小老爷们终于爬上了罐顶。闫科长高声一喝，里面空荡荡的。

从罐顶下来很快，王科长要车拉我们去五龙背吃饭。闫科长不肯，我们俩坐上11点的火车回到了市内，一路上少有交流，煞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

闫科长是从集体工业信贷科调到我们科做科长的。此时，王黎明科长去辽宁金融职业大学读书。闫科长工作极为认真、工作严谨，不给企业添麻烦，弟弟住院，自己骑着三轮车几十里爬过大岭去接送。后来，闫科长被评为市劳模。

闫科长对我不错，他因病住院，还指定我临时负责科内工作，对我非常信任。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剧照

当时有一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振办的国营工业信贷科就是一部现实版的电视剧。

工作严谨得有些古板的闫科长、爱唠嗑的老中专生张振芳、文艺青年王滨，有求必应的郑晓东、一点就着的急性子张希权、愿意给人起外号的于强、要求进步的孙万钢、从南开大学委培回来的王明新、下军棋甘当裁判的孙黎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范传锋和王惠兰。千人千面，性情迥异。

王滨，手表工业公司、铝箔厂和建材供销公司的信贷员。做过中学教师，热爱戏剧，曾参与组织白天鹅艺术团，有些天赋。八十年代，以振办为素材，编导过一部电视剧，孙海英是男一号，辽宁电视台播出过。要知道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电视剧制作中心呢！可惜，银行琐碎的工作淹没了王滨的才华。

于强，射线仪器厂、仪表原件厂、轴承厂、变压器厂信贷员。他的爸爸是市行基建科长，妈妈也在振办工作。那时候，行里愿意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有学历的人不多，张振芳是文革前的中专生，一开会肯定落不下她。于是，于强叫她知识分子。我那时常有短文见诸杂志报端，他便叫我笔者。张希权愿意提异议，便叫他“小老虎”。于强愿意喝茶，慢慢地吸烟，一副陶醉的样子。我儿子在三岁左右，自己从振办过马路去劳动宫，是于强看见告诉我媳妇的，等于救过我儿子一命。

郑晓东，煤气公司信贷员，乐于助人、有求必应。他爸爸是文革前市公安局长、一家人文革期间在凤城县生活过，妈妈和我爸爸在纺织公司做过同事。刘科长、郑晓东和我都愿意吃海鲜，在吃虎头蟹子、香螺海螺方面有共同语言。

孙万钢，电视机厂信贷员。爸爸在农行负责基建，做中层干部，万钢老哥胆小怕事，当时是我们科内少有的党员。那时候，菊花电视是紧俏商品，找老万买电视的人很多。

张希权，绢绸厂、制药厂信贷员，热心肠，买便宜布料找他，一求百应。儿子出息，是九十年代的丹东中考状元。

1988年，丹东市时兴在原有的老建筑上接层，振办申请接层开始动工了，我们国营工业科搬到了丹东旅社办公。离开了单位的约束，年轻人像鸟儿一样无拘无束地飞翔。

军棋是年轻人的最爱，只要得空就下，也不管是不是在上班时间。永不服输的于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失败来自裁判孙黎明，而孙黎明又是他中学同学的妻子。孙黎明和我们串通一气，赢得于强是越战越勇。

我的军棋下到了我同学工作的新华书店。有一次，我把师长放在地雷阵里出不了啦，对方杀得我是招架不住了。就盼着对方挖了我的雷后，放出我的师长。对方看我没有几个棋子了非常嚣张，以为我雷里埋了一个小排长，挖掉护棋雷以后，用连长营长团长直至最大的旅长试过，全部让我斩下。对方当时就怒了，以为裁判有误，翻开我的棋，一看是师长，当时有些下不了台，说到：哪有师长放雷里的？

我答到：怎么不让放吗？

银行到新华书店下棋，也不让着点儿，有点儿欺负人到家了。

1988年以后，李贵鲜接替陈慕华任人民银行行长，货币供应开始宽松。那时候，许多工业企业产品出现积压，企业之间账务拖欠严重。当时的思路是商业上加大对一二级批发站的投入，增强蓄水池的作用；工业上给整机厂投入，让他们有偿还零部件厂的能力，以达到清欠的目的。记忆中，1990年一年电视机厂就增加贷款一亿元。实际上，很多企业得到的贷款并没有清欠，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形成新的积压，巨额的贷款形成利息支出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清欠清欠，越清越欠。谁也没有料到此时正酝酿着地方经济发展的拐点。

下期聊聊我重回聚宝街，到市行做团委负责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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