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冷门压抑电影春天（娱乐电影的尺度之争）

尹鸿(配图)

日前，影视传播研究者、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尹鸿在微博中指出，今年电影进入“贱时代”，而《分手大师》被称为多少笑声也无法掩盖的“贱态”样板。对此，该片编剧、导演俞白眉表示有话要说，有“冤”要诉。于是便有了这次难得的批评者与创作者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交锋的观点，睿智的言语，两位“大咖”人物虽然不能够完全说服对方，但却在这种有效交流中让我们有机会去看到他们对电影、喜剧、娱乐、市场的不同理解。对谈一方面为娱乐电影开拓了创作空间，另一方面也让娱乐电影能够更加健康发展。

去年“轻” 今年“贱”

尹鸿：“影视剧呈现出自轻自贱，糟蹋自己取悦别人的趋势。” 俞白眉：“贱是喜剧里无法去除的一种人物属性。电影的终极目的可以就是娱乐。”

尹鸿：我在微博里说“去年是轻电影时代，今年要改成‘贱电影时代’了”。其实，去年我说“轻” 是没有贬义的。去年国家发生许多大事，社会新闻、时政新闻比什么影视剧都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电影呈现了轻松的态势。轻松的题材、轻松的风格、轻松的类型，年轻的编导，类型偏喜剧，偏都市。这种“轻”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市场的选择，观众愿意看电影来放松，所以形成市场需求；二是社会文化环境使然，因为我们都知道沉重、严肃的电影所遇到的创作难度和障碍其实远远大于轻松题材的电影。

说今年影视文化似乎进入“贱时代”是基于最近看到一些电影、电视剧，它们呈现出一种自轻自贱、糟蹋自己以取悦别人的趋势。我一向对娱乐文化非常宽容也乐于接受，但最近有部热播电视剧《杉杉来了》，讲一个女孩子为老板家人献了血，然后觉得三生有幸；被老板当做血牛招工，仍然觉得光荣；被老板呼来唤去，陪老板吃饭挑菜，毫无人格尊严。这种故事，觉得人格在权力、金钱、地位面前可以一钱不值。新文化发展百年，从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开始却走到这个地步，无视地位比较低的人群、女性、草根的人格尊严，真是一件挺可悲的事。我不是说生活中不会有类似的人或者事情，只是文化产品用这样的态度来表现，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一种欣赏和引导。

《分手大师》我也在微博中说到，我也产生了类似观感。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跟着乐，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舒服，自我糟践的东西一以贯之，丑陋作为喜剧载体的内容太多，两个男人在一起故意蹭来蹭去的误会段子，翻来覆去那么长，完全没有喜剧的分寸和节制。故意把丑陋的，脏的东西拿来渲染放大，博取观众的笑声。这就是我说的文艺作品呈现出低贱化的现象。

俞白眉：首先说尹老师去年总结的“轻电影时代”，这个说法我在媒体上看到，对这个命名我其实是同意的。尹老师说他起名是中性的，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在我看来这反而是确定无疑的褒义。前些年，我们这儿“重”的电影太多了，终于有了“轻”一点的电影。

“贱”这个字是我们自己用的。我恰恰觉得“贱”其实是喜剧里无法去除的一种人物属性。“贱”字从原本的意思去解释是根本没法入耳的，但现在已经是个潮流字了，本身已经不带有贬义了。对于很多年轻女性而言，“贱”都成为生活中的常用字了，说身边某个朋友最“贱”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恶意的，反而带有喜欢、亲昵的成分。大学里，最“贱”的同学往往是不合规矩的，却是最受欢迎的。

说到喜剧里的“贱”，周星驰就特别贱，陈佩斯也是，郭德纲的仿自传体例相声里也把自己说得很贱，《失恋33天》里还有“王小贱”。有喜剧人物不贱的吗？西方还有所谓的“贱”喜剧，比如《冰刀双人组》、《波拉特》、《布鲁诺》、《法拉利兄弟》其实都特别贱，整个片子就是建立在“贱”的基础上的。喜剧本来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当我们体现的是嘲弄的时候，这很明确是玩笑，说这是对什么人群的侮辱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我倒是觉得其实中国太需要这样的喜剧了。中国人太缺少笑声，太需要轻松地面对世界而不是相反。不能总是谈高大上的东西。我现在越来越认同“娱乐本身即目的”。娱乐本来可以是人生的主要目的之一，电影的终极目的可以就是娱乐。由于我们国家迟迟没有开始电影分级制度，所以其实还是存在着禁欲主义倾向的。

玩笑的尺度与方式

俞白眉：“文艺作品应该是精神作品中最允许开玩笑的，而我们作品中开玩笑的尺度远低于生活中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90后年轻人。”

尹鸿：“这不是玩笑的尺度问题，而是用什么态度去开玩笑……娱乐的宣泄是与净化功能联系在一起的。”

俞白眉：这几年有这么个现象，每当一部喜剧电影取得票房奇迹的时候就会引来很多惊讶、困惑、质疑、批评。我觉得文艺作品其实应该是精神作品中最允许开玩笑的，而恰恰是在文艺作品中，我们开玩笑的尺度远低于生活中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90后的年轻人。

《分手大师》是商业类型片嘛，那我就是根据现在电影的主流观众群体，22岁左右的年轻人的开玩笑尺度来设计的，所以可能尹老师，还有我父亲这样的长者在看过以后会觉得玩笑开得可能太猛了，有点儿接受不了。但其实，这个尺度是与年轻人有天然的亲近感的，很多年轻人喜欢这部作品，恰恰是喜欢这个开玩笑的尺度。比如我外甥女儿，今年16岁，就非常喜欢，而我看她的朋友圈，我会发现他们这些90后在现实生活中开玩笑的尺度真是非常大。她们会说“女汉子”，会说很多成年人乍一听很惊讶的词汇，但是你得明白那不过是她们的表达方式之一，是她们和这个世界开玩笑的方式。包括去年冯小刚导演对有些流行词汇的探讨，你按着词汇的本意看，就觉得很重，其实在人家那本来就是玩笑。

我把这理解为一种年龄上的分歧，比如年轻人经常说“好基友”，最初我这个70后听到他们说我和邓超是“好基友”的时候，感觉很恼火，但很快就释然了。现在的90后就是这样。我们需要更宽容，更理解，我们不能总是禁锢在旧有的语法体系里来理解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世界，我们总是无法用真正轻松的姿态看待喜剧。我们做类型电影，当然要适应主流消费群体的尺度。

尹鸿：这不是玩笑的尺度问题，而是玩笑的态度。电影选用了一种糟践的方式、一种对欺骗行为、丑陋性的自我渲染和欣赏的方式来开玩笑。我对玩笑没有意见，也不是批评玩笑的尺度，而是要说渲染的方式。在我的观影体验中，就比如我之前说的段子，两个男人蹭两下，乐一乐就完了，但总是没完没了的折腾，就实在乐不下去了。人也有审丑情结，丑的东西的表现要适可而止，就像英国的电视台播放比赛吃牛眼睛，很恶心的节目，也有看点，但最后引来观众一顿批评，被从开路电视中退出了。

当然我承认年龄差异的影响，年轻观众的笑点自然比我低，爆笑也会来得更频繁。这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一些，也有足够的观影经验，我知道影片的路子和走向，看久了也就觉得不想乐了。可是，笑不能代表一切，就好像你不能为了东西好吃，你就无限制地添加调味剂，食品添加剂用多了虽然味道重了，但不健康是必然的。

这里有一个分寸问题，在喜剧创作的任何时期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对喜剧的尺度界定都是不同的，很难说谁更正确，但是我坚持一个基本观点：娱乐的核心是释放，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宣泄与净化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宣泄的结果你要拉得回来，对人的某些负面情绪要通过笑来完成、净化，否则人就会沉浸在一种负面的情绪和欲望中。

我看《分手大师》，不会对它的喜剧性有多大的不满，但是我觉得这片子最后都没有将喜剧从对丑陋、欺骗等负面价值的渲染中收回来，一路下来就像不加掩饰、不加节制的娱乐添加，却没有对这种欲望释放进行有效的伦理缝合和审美改造。影片最后表现出一些“改邪归正”的意图，但是却完成得不充分，就像脱太多了，勉强加上一块遮羞布一样，没有真正完成对鲁迅所谓“无价值”的东西的惩罚和对喜剧人物的伦理救赎。

俞白眉：我同意这是创作问题。不管是收还是放，这都是比例。

影片中救赎、释放、净化的东西是有的，只是在整体的比例里比较小，我们愿意点到为止。对不同的观众同样的电影观影效果肯定不一样，尹老师可能认为没有起到升华的作用。我其实原本有更多关于升华、救赎的内容，但经过上映前与观众互动的反复测试，我删减了很多。

对创作者而言，这部分内容占多少比例，取决于它到底发挥不发挥戏剧作用。电影创作是一个半圆，让观众可以自行弥补另外一半，我觉得现在这个比例在年轻观众那里是OK的。像尹老师可能看片子不会感动，但是，还是有很多年轻观众会真诚地流眼泪，有很多观众看完后觉得传达了正能量，觉得生活美好，爱情美好，需要珍惜。所以说对于这部电影的主流受众，我觉得我“收”的那部分已经够了。

还有尹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桥段，其实那也是我们切实经过精确计算才那么设计的。我们剪辑过很多版本，然后预放过15场，15场里只有2场涵盖多个年龄层，其余13场都是主流观众群，我们是用他们来判断剪辑点的。结果就是，类似我父亲、尹老师这样的长者都认为太过了，太猛了，但是，其它13场的主流观众看到那个地方都乐疯了。他们不但没觉得不妥，反而那是他们最喜欢的部分。那我怎么办？我不能放弃那13场疯了的观众的反应啊，他们才是买票的主力军。当然了，那段落也是我很喜欢的玩笑。观众到底喜欢不喜欢，各自有各自的口味。我是坚持创作的思考性的，但是思考性也要与市场相结合。

票房与口碑 谁为王

尹鸿：“爆笑并不等于正面评价，笑过以后也可能是负面评价，影片在豆瓣、时光网上的评分都不高。……不是市场接受的一切都是电影创作的一切，如果只是一味迎合市场，中国电影会更加不堪。”

俞白眉：“喜剧片总有沉默的口碑，一个人看了电影可能没去点评，而是第二天带一群伙伴去看了，这也是一种评价，并且会在票房上有所体现。而我们不应该低估观众的品位与判断。”

俞白眉：我们尊重市场，市场也给了我们不错的回报。我们是唯一与《变形金刚4》同步上映的影片，也是这些年来唯一一部上映11天，上座率没跌的片子。

从公正的第三方数据看，年轻人是极度支持的。当然，年轻人也是多元化的，肯定也有一部分和尹老师意见相似的，但是上映快二十天的时候口碑真的不好是不会有票房支撑的。我们做过五场大学放映，场面都非常热烈，学生们都非常喜欢，这都是有数据和录影可查的。

尹鸿：我觉得看影片爆笑并不等于正面评价，其实很多人都说自己也看笑了，但是笑过之后可能还是给出了负面评价。

俞白眉：我特别喜欢尹老师这句话，我要讨论的是“什么是真实的评价”。其实，喜剧片总有沉默的口碑，一个人看过影片，可能没有产生任何评价，他也没上网去说，第二天他带另外一群伙伴去看了这部电影，他向亲朋好友推荐了这部电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就会在票房上很快体现出来。

尹鸿：但是你可以去看看时光网、豆瓣上的评分都不高，这也反映了观众的评价。

俞白眉：那这是我们的分歧了。对我而言，我是要更关心豆瓣、时光上的评价，还是买票观众、上座率第一？我当然是选择后者，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导演都会选择后者的，对吗？我们不但要看一部分观众的真实评价，还要看主流买票观众的真实评价。

我们和《变形金刚4》同时上映，打票房的难度可想而知，可我们的成绩还不错。因为我知道与大片抗衡，我只能坚持一个原则，这也是好莱坞做片子的原则“不高不低吊住观众”，所谓“吊住”，就是我只比观众多走半步，我还得“不高不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大票房电影”。

为什么这些年影评和票房永远分裂？尹老师也说看到了很多人在笑。喜剧片当然要爆笑。爆笑还不等于正面评价，我们对笑未免太苛刻了。我们是不是对每个搞喜剧的人都这么要求过？我们的票房秘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在日常生活里有多么缺少笑，他们多么愿意为痛快淋漓的笑买单。喜剧大师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出现的时候遭遇了多少批评？但是观众爱看给了喜剧生命力。千万不要低估观众的判断和品位，他们是知道好坏优劣的。如果说影片上映的前4天，由于排片、观影随意性等原因还看不出观众的态度，那10天、20天的时候观众的选择和对影片的态度从票房上就已经有明显的印证了。

尹鸿：票房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是认可的。但是，过去我对票房排名前五名的国产电影大多还是比较认可的，至少代表了当年度中国电影最高的创作水平或者制作水平，至少对这些电影不反感，但今年票房好的国产片中，真有一些我不太能够接受的影片。在对娱乐产品的审美趣味上，我从来不持精英立场或者比较保守的道德立场。但我还是要说，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迎合市场接受，觉得观众喜欢什么就喂什么，那中国的电影只会变得更加不堪。毕竟在人的需求中，还是有意识和无意识，有马斯洛所谓不同的需求层次。如果一些人有吸毒的需求，我们就满足他吸毒？虽然这个比喻有些极端，但是我只是想说明，不是观众的所有需求，电影都应该无条件满足。笑是喜剧的目标之一，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目标。反市场导向和唯市场导向其实都是误区。

我们老在担忧当下的物欲横流、粗鄙化、信用缺失、功利主义，这说明至少观众还没有达到我们认为的那种所谓理想化的状态。电影除了票房，与社会文明、审美素养不能说完全无关。全世界的影视产品，多少都要承担一些社会功能，西方人也说，娱乐产品除了市场价值之外，必须考虑其道德伦理、审美风俗等方面的所谓“外部价值”。影视作品要迎合观众的欲望，但是最终还是要导向对欲望的升华而不是沉浸在欲望中。

文化娱乐的底线控制

尹鸿：“好莱坞的犯罪片、功夫片、喜剧片等各种类型片都在释放暴力、色情、叛逆，但在宣泄的同时必然重视修复功能，所有的娱乐都有底线控制并且最终要完成对主流价值的维护。”

俞白眉：“喜剧角色身上总是充斥着负面色彩，有反人类的行径，但当你提供足够的喜剧性的时候，角色的负面性就会自然降低。”

尹鸿：文化娱乐产品要重视娱乐性、市场接受度，但这一定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对于文化产品而言，在考虑市场接受度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作品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的关联。好莱坞的犯罪片、黑帮片、功夫片、警匪片、喜剧片，这些类型影片都在释放暴力、色情、叛逆，但在宣泄这些内容的过程中，它都必然带有修复功能，不能渲染暴力至上，不能让欺骗、背叛不受惩罚，不能让性成为简单的色情，不能让伦理和美学上的丑陋成为炫耀。这种电影的修复功能就是要让影片与主流价值观直接保持某种内在联系，能收得回来，宣泄完了能净化，而不单纯以宣泄为目的。

用观众的接受度、观影体验很HIGH为唯一目标，这肯定不是我所认可的电影。我知道HIGH很重要，我也很反感那种号称要引导别人而其实根本没人要看的电影，这种高大上是无意义的。但我也特别反对电影唯一的功能就是让你乐、让你疯、让你HIGH。吸毒也能使人快乐，让人疯狂，但显然损害健康。所以回到影片的娱乐添加，我觉得要适度，不能过猛，不能以HIGH为唯一目的，我知道白眉可能也不是奔那个方向走，但我觉得你可能升华、收回的方式不够完整，所以我没感觉到。

俞白眉：尹老师所说的这些，我是认可的。HIGH绝对不能是唯一目的，我相信我们戏里对情怀的表达。我认为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命题，好莱坞为什么要净化？为什么他们在纯市场运作的情况下仍然要坚持政治正确、主流价值观？那是为了求得最大的公众认可面，是求存的最大公约数，让电影不至于窄众，从而保证大部分人会走入影院。

所以即便是从市场角度出发，我也认为没有人不想政治正确，不想主流价值观受到最大多数人群认同。

对比我们的片子，我仍然认为对于年轻观众而言，影片救赎部分和情怀部分是有效的，这从我给出的上座率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我们和年轻人在这部电影上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那说明影片不是HIGH完就完了，而是在HIGH过以后有升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在社交媒体上搜到他们的感受。

尹鸿：所有喜剧人物都有负面性，没有负面性就不能称其为喜剧了。角色一定要有缺陷、有缺点，才能成为我们可以嘲笑的对象，这是共识。但也要看到好莱坞那么多喜剧电影，也有骗子或恶人为主角的，但整个影片过程中负面性一定会受到惩罚，或者喜剧人物要被某种真善美的东西所救赎，以此恢复正面价值对故事的统领性。

比如《天下无贼》，它是国内少有的以小偷为主角的影片，但最后也要被真爱、孩子、宗教这些东西所救赎，刘德华扮演的那个角色甚至用死来完成受到的惩罚，而刘若英的角色则是得到了救赎，这样影片才完成了叙事的缝合。《分手大师》，邓超饰演的角色从头到尾几乎都是骗子，一直胡闹，没有真正受到惩罚，虽然后面有一条他的家世线，但是太弱了，也没有能够完成对他的道德救赎。

我们去看美国的那些主流类型电影，价值观正确到几乎保守的地步，有时候中国观众都会觉得美国人怎么这么幼稚呢。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娱乐片的主流观众是青年人，因此从分级要求来说，它必须有底线控制，适应青少年的道德需求。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自觉的底线意识，青年观众喜欢什么，就迎合什么。美国反而不是这样，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其实并不是为了拍三级片，相反分级是为了规定底线，特别是电影针对年轻群体时的底线，包括片中的粗话、脏话、性爱表现、暴力、恶俗动作都有非常严格的控制，这是文化产品应有的底线控制。

俞白眉：尹老师说的这点，我是认可的。对于我们创作者而言，在喜剧的情怀方面没有动机问题，只有比例问题。

喜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当你提供了足够的喜剧性时，会将角色的负面性降低。就像周星驰在《唐伯虎点秋香》中，那个唐伯虎从头到尾都是个坏蛋，但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他是个彻底的坏蛋，那是因为影片用喜剧性抵消了观众对他负面形象的认知。如果喜剧性没有充分传达到，那他才会是个彻头彻尾的道德有问题人士。

在世界范围内，喜剧创作都面临着尹老师谈到的“度”的问题。喜剧片中的主角形象总会是一个集负面因素于一身的人，但我们对他的认知是“他是一个坏人”，还是“我们心中一个小坏蛋的释放”，就因人而异了。年轻人认为它收得回来，是因为年轻人从一开始就不觉得他是个坏蛋，他做的每一件事，观众都只会觉得他是在逗人笑，那么这个“坏”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恶意，笑总是在抵消恶以及负面的东西。如果他做的这件事情，观众没有笑，那他才是负面的事，才会遇到麻烦，才是没有收回来。

喜剧角色身上都有特别的典型缺欠人格，不仅是周星驰的喜剧，在《白头神探》、金凯瑞的《大话王》、《憨豆先生》等众多外国喜剧电影中，也都经常出现这种情节，主人公做出违反常识的行为，如果观众不觉得可笑，那些行为就会让人觉得主人公的道德观有问题，但关键是做出这些行为时，观众已经先笑了，这一笑本身就已经消减了这些行为本身违反社会舆论的恶度。

我们在判断分寸的时候是去观察观众的反应，很多年轻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别振奋，觉得看完之后有信心可以面对污浊的生活，他们觉得这是喜剧片给予了他们力量和正能量。为什么？因为那个恶对他没起作用，因为在那个瞬间他笑了。他明白这是在逗我笑，而不是说他真的做了如此行径的事情。

自我糟践与理想主义

尹鸿：“政治和性可能是全世界喜剧的共同主题，而在中国喜剧的表达中会比较困难，所以自轻自贱、自我糟践容易成为中国喜剧的选择。”

俞白眉：“我不同意糟践的说法，演员和他出演的角色是不能等同的，这是一种破坏性的演出，如果有不妥也是我的问题，和演员无关……我也抗议说我们是拜金主义，我们恰恰是因为理想主义才这么干的。”

尹鸿：的确，中国的喜剧创作比较困难，容易受到各种制约和质疑，这可能是因为有些该说的话不能说，该开的玩笑不能开，这和国情、审查制度有关系。政治和性，是全世界喜剧的共同话题，但在我们这儿都比较敏感，要绕着走，所以做喜剧有时就变成了只能糟践自己。

俞白眉：我认为是只能拿自己开玩笑，这个糟践自己的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不能让演员等同于他出演的角色，这是最基本的。我管这个叫自嘲。

我在任何场合都非常感谢我这部影片中的演员，他们非常不容易，我开始给金星、韩寒打电话的时候就和他们说了，他们如果出演这个影片会遇到非议，因为我会让他们用自己的名字把自己演得很丑陋，因为如果不实名演就没有那个意味了。

中国人可能还有点不适应开这种玩笑。英国有个片子叫《临时演员》，都是请好莱坞的大明星实名制演自己，每个影星一个故事。比如凯特·温丝莱特那一集，她扮演的自己就是个台上演修女，台下满嘴脏字的人。他们是真的敢拿自己开玩笑，展现这种台上台下的巨大反差，但是观众们有足够的幽默感，都明白这不是他们生活中的样子，是他们的角色，但这个片子好玩儿就在于大明星在影片中展现出来的那种猛烈的自嘲。

我们当时找演员其实是很困难的，好几个明星朋友都拒绝了我，但韩寒、金星他们是和我的知识结构比较相似的，可以理解我这样做。我提前就和演员们说明白了，影片上映后你们会被骂成作践自己，但这是我的故事造成的，和演员本身没有关系，要领骂也应该是我，演员们都是非常敬业和努力的。喜剧演员应该像泥巴一样，敢于丑化自己，拿自己开玩笑，这是小丑精神，我是很尊敬他们的。

我当时也联系了一些偶像演员，觉得凭交情可以请他们来演，但是人家拒绝了，因为偶像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是要靠这个赚钱的，而我们这是破坏性的演出，演员们疯狂的表演结束后会对他们有影响。我经常说，娱乐是什么？娱乐不是娱乐任何人，是娱乐自己。你自己不开心，想逗别人开心？当你自己玩HIGH了，你会让和你年龄基础相似的人群和你一样HIGH，这就是我的判断。

另外，我最怕一个声音说我们拜金主义，这点我要抗议的，我们其实是因为理想主义才干这个事的。我和邓超做剧场也有十年，只是因为喜欢。说点儿实在的吧，其实舞台剧五年的利润，邓超去商业活动一个下午就赚得回来。可是为了这个电影，他一年不接任何电影和广告，演喜剧的人，演之前就知道，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容易拿奖。这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在为理想努力。

我还要替中国一线的电影人说说话。可能每一部影片都存在到达或者没到达的情况，评价也各有说法，一个需要正视的前提是：绝大部分的电影人其实都不是急功近利的，都是努力用心在做的，都是晚上睡不着觉的。赶紧冲进来，冲进来就挣钱那是急功近利——90%的电影都不赚钱，上线了能不能赚也不知道，怎么急功近利啊？为什么我们还在坚持用心做，就是因为喜欢和理想。

我们拿什么去抗衡好莱坞资本铁蹄

俞白眉：“资本的铁蹄已经踏入中国，只有生产大票房电影，我们才能在未来与好莱坞大片抗衡。”

尹鸿：“如果只用急功近利的方式来抢票房，那迟早还是会被观众抛弃。想要正面抗衡，必须形成正态的电影工业。”

俞白眉：这次我们和《变形金刚4》同期上映，我跑了很多院线去看排片、上座的情况，我不是盛世危言，我感觉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很悲观的。

美国大片未来引进的力度会增强，带来的冲击会非常大，这些影片也有很多明显的缺点，但就用特效一点，便横扫全世界。同时，资本的铁蹄也已经踏入中国，在《变形金刚4》上映前一两个月，各大影城门口都立着几米高的变形金刚模型，特别是在二三线城市，这甚至成为影院的地标。再加上院线本身当然喜欢放3D片，排片上会有倾斜，所以《变形金刚4》一天的票房才会2.3亿。如果《哥斯拉》、《变形金刚4》这样的强片半个月上一部的话，那国产片的市场就被抢没了，就像当年美国吃掉香港一样，资本进入，市场马上就冲垮，而且，他们凭借强大的营销手段，瞬间就会改变老百姓的观念。

批评家总是要求我们不崇拜市场，但美国大片难道不崇拜市场？我们不面对市场，他们要面对市场，我们怎么两军对垒？其实那些怪兽片就是爆米花电影，他们所有片子讲什么？“邪不压正”。大片也没有什么升华，为什么会吸引观众进入影院？就是工业奇观，他们的电影语法，围绕的就是展现人类最高科技的工业智慧这个核心，大家都在批评他们电影里的文学表达，但他们有大量的特效，凭这一点就打败了全世界。

那我们怎么办？电影是多元的，有各种可能。今天处在IPAD、网络、DVD都有的时代，人们获取影片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安德烈巴赞的“木乃伊理论”自然遭到了挑战。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电影院？很多传统的好电影，观众会觉得，不用去电影院就能看，所以那些庞大的工业电影才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优势。这无疑对我们的电影语法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一个尴尬的事实是：有很多种非常好的电影，越来越不可能有票房了。与此同时，工业大片杀了进来。

所幸，除了工业电影之外，能吸引人们去影院看的还有一种是具有剧场效应的电影，就是一百个人一起看的时候，和一个人在家看的感受会不同，更强调和观众精神互动。我们这个片子就是主动寻求这种剧场效应的电影语法。只有这样才能对抗特效大片。对我们来说，刻意和美国大片同时上映，这也算是一个试验。所以我们不可能不顾及市场的需求，我们就是要生产这种大票房电影才能有立足之地。

尹鸿：工业大片来袭，是电影工业发展中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用某种急功近利的方式来抢市场，那是一定难以为继的。国产电影需要正态的工业体系，做正态的工业分布，既有高科技电影，也有艺术片，既有重类型，也有轻类型，形成真正完整的市场竞争力。如果没有这些，说正面抗衡是不可能的，用急功近利的方式去抢票房，迟早会被观众抛弃的。

香港电影的没落其实恰恰也说明这个问题，当时香港有一批比较低俗的所谓商业娱乐片占领着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电影市场，但是没有求新、求变。而观众的改变是很快的，此前的香港电影观众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但后来的许多香港人从中小学开始普遍接受西方文化和娱乐产品，这一批人长大成为消费主力群体后，立即改变了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以压倒性优势超过了香港本土电影，以至于香港电影必须北上内地来寻求主要市场。

大陆电影市场现在也面临这样的危险，最近由于电影市场的扩容带来电影观众结构和趣味的某些改变，感觉电视化、低贱化可以卖钱，就把电影搞成这样，但其中的危险性是很大的。那些过去没有电影观影条件的二、三线城市的观众，很快也会因为观影经验的丰富提升自己的观影水平和诉求，如果国产电影不能提高制作和创作水平，满足于对低水平观众的迎合，危机迟早会到来。国产片不仅需要票房而且需要口碑，不仅要满足今天的市场而且要重视明天的观众。

所以我说中国电影一定居安思危，不仅要占领市场，而且要用优质的电影占领市场。娱乐产品的品质也有高下之分，喜剧也有优劣差异。如何在娱乐与升华、宣泄与净化之间找到平衡，提高中国娱乐文化的制作水平和美学水平，无疑是重要的。

文/路坦

(责编：甄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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