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种业市场竞争格局（深度7000余家种企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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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要弘扬袁隆平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十年磨一剑，久久为功，把这件大事抓好。

粮安天下，种铸基石。种业是农业生产的起点，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更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命线”。因此，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对于农业现代化更是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下功夫：提升创新能力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种业市场规模超千亿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中国种业科技水平稳步提升。水稻、玉米、小麦等三大主粮高效育种技术体系逐渐完善，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主要粮食作物良种全覆盖。

以2021年为例，基础创新研究方面，提出了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快速从头驯化的新策略，揭示了玉米基因组中摩擦禾来源的大片段缺失变异的进化动态及功能影响；关键核心技术开发方面，开发出新型基因编辑工具，打破了国外垄断。

在新品种创制与应用方面，突破了小麦—冰草杂交国际难题，创制出增产10%以上的高产、抗病、抗逆等小麦—冰草新种质392份；第三代杂交水稻实现双季稻周年亩产1603.9千克；首次成功选育出高抗赤霉病、抗白粉病的“双抗”高产小麦新品种——扬麦33号，有望成为中国新一代主导品种；小麦品种百农207、济麦22，玉米品种京科968、裕丰303、中科玉505等新品种的年应用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种业还面临许多“卡脖子”难题。中国有7000多家种业公司和庞大的育种科研队伍，但是创新能力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表示，当前关键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市场上存在很多“小、散、弱”企业，种业“育繁推”一体化能力较弱，商业化育种体系不健全。他认为，种业创新是个系统工程，应充分考虑建设国家级种业创新中心，在国家现代种业科技专项、部级重点实验室等科技资源上向重点省份倾斜。此外，他建议推进国家级农作物品种试验站、品种审定特性鉴定站、国家植物新品种测试站、国家农作物种子检测分中心等项目。

“我们在种质和品种创新方面还存在差距，一些原本产于中国的种子，例如大豆种子等，渐渐与发达国家拉开差距，而对于一些国外引进的品种差距就更大了。”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张春庆认为，到海南崖州湾考察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反映出国家高度重视种子产业。尽管前几年一直都在喊种子产业多么重要，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各方面的重视程度不是很强。近几年，这些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种业还存在一些差距。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在育种方面的投入较少。中国的育种主要由科研单位进行生产和繁育，然后交由企业，因此育种积极性并不高。而国外的育种主要以企业投资为主，因此投资积极性比较高。

“目前，中国多数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还是欠缺的。”张春庆表示，这与中国过去的体制和组织形式有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去改变。中国种业要实现质的飞跃，就要求企业在科研方面进行长时间的投入，建立自身的科研系统，将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上去。

寻突破：加强生物育种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强化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与种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物育种科技资源分布较为分散，集团式协同创新不足，面临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和强化产业发展等挑战。中国农科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种业共性技术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万建民建议，加快构建以科研单位为主体的基础性研究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双轮驱动”现代种业创新体系，用生物育种技术攥紧中国种子。

发展生物育种技术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中国14亿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粮食和肉蛋奶生产能力须分别提高20%和30%以上才能更好满足民众需求。要实现粮肉蛋奶的新一轮产量和品质跨越，关键在于生物育种技术变革。

“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是中国追赶世界科技前沿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万建民建议，部署重大科技项目，提升生物育种创新能力，加快作物种源科技攻关、加强作物种源挖掘与创新利用，开展作物种业基础研究，联合上中下游不同育种单位开展良种联合攻关。特别要进一步强化自主品种的培育，把控种业的发展主动权。把产品研发从以产量为核心转向优质专用、抗病抗逆、资源高效、适宜轻简化、机械化的多元化发展，培育高端优质专用新产品，满足市场对多元化品种的需求。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认为，玉米是中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最高的作物，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玉米良种普及率很高，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他表示，中国的玉米种子品种太多、质量良莠不齐、主导品种并不突出，导致农民选种很盲目。今后应突出主导品种和主推品种，严把品种审定，提升标准。企业也应进一步凝练、推出自己的主打产品。当前的形势也迫使企业向这些方面发展，规模化的发展在加工和推广过程中会降低成本，也会保证企业的效益，提升种子的质量。

张春庆认为，中国在生物育种上的差距是更高层面的差距，现在只有科研单位做了一些研究，和生产密切的结合还有一定距离。生物育种只有和常规育种密切的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作为中国种业的头部企业，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亚华水稻事业部销售总监、高级农艺师史勇敢认为，中国育种技术近几年没有大的突破，尤其是蔬菜种子，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中国应加强生物育种技术，企业也应寻求突破，为种业发展助力。

强意识：保护知识产权

“品种多”“同质化”“仿种子”等一直是种业市场的老大难问题。自1999年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以来，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总量已经突破5万件，目前已授权近2万件。然而，“短平快”的模仿式育种具有普遍性，种子市场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时有发生。

种子行业存在众所周知的潜规则——“育种不如买种，买种不如仿制，仿制不如套牌”。种业是高技术、高投入的行业，通常选育一个品种需要三五年，审定一个品种又需要三五年，累加起来就是“十年磨一剑”。然而，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存在维权难、取证难等痛点，套牌种子仅通过较小的代价就能牟取暴利，严重抑制了研发的积极性。对此，史勇敢深有体会。他表示，企业在研发一个品种时，往往倾注了人力、物力和精力，经过几年研发出的品种，别人通过套牌就把企业几年的辛苦劳动占为己有，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发展。

令人可喜的是，今年新实施的《种子法》聚焦提高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明确提出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为种业原始创新提供了法治保障。

侵权行为导致品种同质化，严重挫伤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影响了科研投入，非常不利于激发育种原始创新活力。“随着新修订的《种子法》实施，将实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全方位扩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大幅度提高侵权损害赔偿标准，进一步健全激励种业原始创新的法律制度，对推进种业振兴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表示。

相信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法律法规制度完善，违法成本的增加，将对种子行业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跃，同样也利好具有研发实力的头部企业。

谋发展：健全种业体系

种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种质资源收集和评价，新品种选育、中试、推广，需要产学研密切协作。目前，中国八成左右的种业科技资源和人才在科研单位，产学研深度融合、育繁推一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健全。种子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和竞争力不够，真正具备研发能力的种子企业少之又少。

万建民认为，中国现代种业创新体系开始形成，但与发达国家已建成全球布局的一体化现代育种体系相比，种业创新体系顶层设计不足，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品种培育的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不畅，种子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弱、规模小，育繁推一体化的商业化育种机制尚不健全。亟待构建以科研单位为主体的基础性研究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双轮驱动”现代种业创新体系。加强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改革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强化种子企业育种创新主体地位。

“我们要在种子质量上有所突破。种子的品种再好，但是种子质量跟不上，长出来的作物参差不齐，作物生产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国外的单粒播种子、抗虫棉的品种比我们自己生产的种子价格高得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家的种子质量过硬。”张春庆表示，种子质量上想要突破主要取决于种子生产、加工和处理三个方面。研究发现，在甘肃、新疆生产的玉米种子要比其他地区的质量更好，这是种子质量生产的区划问题。过去企业认识不到，现在很多企业到甘肃和新疆生产玉米种子。但是对于不同企业生产的种子有何差异？同一个果穗上不同部位生长的种子有何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探索，国内很多企业仍显不足。如何利用创新的技术让种子长得好、抗性强和产量高，需要企业在各个过程中加以重视。

我们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和地缘冲突，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全球种业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种业巨头竞争形势更趋复杂。中国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对种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我们一定要在关键品种、核心领域和主要环节牢牢把住主动权，打好种业翻身仗，推进种业振兴，早日实现种业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这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

来源：《农资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