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东征最终结局：亚历山大东征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佛教徒

——佛教的传播之谜及释迦牟尼生卒考

释迦牟尼作为佛教的创始人，关于其生平事迹保留下来文字记载非常的多，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各类典籍当中。当然这些关于其生平事迹的记载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后人不断地添油加醋补脑编造的神话故事。所以在考证释迦牟尼生辰时，对于参考的资料的选择，首先以时间进行排序，距离其生活年代越接近的资料，真实性往往优先于更晚时代编撰的传说；其次，古代历史文献和纪实性的游记中的记载，真实性优先于佛教的宗教典籍。宗教典籍往往由于传教的目的存在大量的神化或者夸张的描写，会导致真相迷失在杜撰的故事当中。

由于缺乏对佛祖生辰的绝对时间标准，我们一般遵循“佛陀涅槃后XXX年”这样的佛历纪年方法，并比照相关事件发生时，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年号进行推算。

一、佛教早期传播的大事件及概念略述

佛教在诞生后先在古印度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传播，随后取得了几个古印度大国国王的皈依和支持。尤其是阿育王时期，不但组织了佛教大集结，还派僧侣向四处传教，阿育王因此也被称为佛教的护法名王。现存的佛教传播记载和考古发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向和地区：向北传播，主要为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向南传播，为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向东传播，主要为中国、西藏、日本等地区。这些传播路径中唯独向西的路径和资料非常的稀少。从宗教的起源来看，现存的四大宗教中，佛教思想的成熟和传播应当是最早的。

（一）《浮屠经》和伊存授经

《浮屠经》是可以考知的第一部汉译佛经。（1）“浮屠”，《世说》作“浮图”，即梵文Buddha之音译，后通译作“佛”或“佛陀”。故所谓《浮屠经》，意实为《佛经》。据现有材料，并没有任何一部名叫《佛经》的佛教典籍传世，因此，《浮屠经》应该不是一部完整的佛典，而更像是对于佛教知识的一种宣传普及读物。这应当是第一部将佛教介绍到中国的书籍。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载：“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三国时魏人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西晋陈寿撰《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世说新语·文学篇》、《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法琳《辩正论》卷五 、太平御览·四夷部》、《太平御览·人事部》 、《史记正义·大宛列传》、《通典》卷一九三 、《通志》卷一九六、宋董《广川画跋》卷二《书后》引《晋中经》等，均有记述。（2）这一记载在中国史记中的事件被通称为“伊存授经”。

“伊存授经”这事件，发生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授经之人是大月氏国的使臣伊存。其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通过口述方式传授了《浮屠经》。这一事件是佛教正式第一次传入中国的历史性标志事件。

《浮屠经》最早可能被称为《复豆经》，“复豆”很可能是中国对“Buddha”一词的最早音译，即佛陀。《浮屠经》早在两晋时期就已经亡佚，并未流传下来。但是从现有史料的描述和引用上来看，这部经书大概主要描述了佛教的起源、基本教义以及佛陀的生平。只可惜原书并未流传下来，否则这部经就可以作为最早记录佛陀生平记载，考证释迦牟尼生卒年最有力的汉文典籍。

伊存授经的历史记载中还描述了一位天竺神人——沙律，或即梵文“Sariputra”之讹略名。Sariputra，后通译作舍利弗或鹙露子，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著称，又作舍利弗多、舍利弗罗、舍利弗怛罗、舍利弗多罗、奢利富多罗、奢利弗多罗、奢唎补怛罗、设利弗呾罗。很奇怪大月氏国的使者为什么要专门提一下“沙律”这个人，而且还把他称为“天竺神人”。可见“沙律”对于当时的大月氏国人影响应该也非常大。《杂阿含经》作为佛教第一次公开集结形成的圣典，在所有佛教典籍当中应该是最接近佛祖原始教义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在随后形成的四阿含经中就收录了很多舍利弗讨论佛法的相关语录。

我原本想通过此人对佛祖进行间接的断代，但是根据现存的佛教典籍记载，这个舍利弗和佛祖是同时代的人，出生于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的迦罗臂拏迦村，而且居然还先于佛陀涅槃了。（3）这些仅有的线索完全无法利用。

（二）大月氏西迁和佛教在大月氏的传播

大月氏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和汉朝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并且大月氏的祖居地就在中国境内的敦煌祁连一带。公元前177年前左右，月氏击破敦煌附近另一个小游牧部落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夺其地，难兜靡子猎骄靡初生，其部落逃到匈奴。公元前176年左右，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立，不久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随后乌孙王猎骄靡长大，为其父报仇，在匈奴的支持下遂率部众西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大月氏被迫西迁。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出使西域的。史载张骞从长安出发后不久，就被匈奴俘虏，最后在匈奴的地盘，困了十年才逃出。约公元前129年左右，张骞在脱离匈奴后，不忘使命，继续寻找大月氏。

张骞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方才抵达大月氏，但并未能说服大月氏合作。随后张骞再至大夏，折腾了一年多才返回。张骞找到大月氏时，大月氏已经在乌孙的攻击下再次西迁，并且以武力臣服了大夏。《汉书‧张骞传》载“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这个大夏国大约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而史载大夏的东南就是身毒国（古印度）。（4）

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想要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俘，又被拘留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才返回。当时匈奴的势力广布西域，几乎整个新疆都是匈奴的势力范围。随后就发生了汉武帝主导下的汉匈之战，汉朝对匈奴开始全方位的打击，西域诸国也逐步纳入到了汉朝的统治区域当中。

从佛教的传播路径上而言，张骞到访时的大夏已经被大月氏征服，但是宗教信仰上应当是一个佛教国家。一百多年后大月氏的使臣伊存向汉朝传授佛经，说明大月氏国在征服大夏后很可能采纳了大夏的宗教信仰佛教。作为一个武力充沛的游牧民族，能够被被征服者的宗教信仰所影响，说明佛教的传播力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史记》和《汉书》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张骞在大夏的都城蓝市城了解到，南边的身毒国国临大水（大约指现代的指孟加拉湾一带）与蜀地相通，而且这个身毒国“其俗土著，与大夏同”和大夏国都是属于同一个人种。（5）我们知道大夏为塞种人建立的国家，而大月氏显然与塞种不是同一种族，但是身毒却和大夏属于同一人种，可见身毒也是塞种人建立的国家。另据《汉书》描述乌孙国内“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可见乌孙并不是一个纯种的民族，而是由塞种和大月氏两种人组成。同时《史记》和《汉书》对于大月氏人的描述从未见高鼻深目等，常与匈奴（蒙古人种）类似。尤其是对于未西迁的小月氏一部，《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月氏“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说明月氏的语言很可能属于汉藏语系，认为其与羌人混居。可见大月氏和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人种迥异。

塞种人，《汉书·西域传》称之为塞种，意为塞族。塞种在我国古代佛经中作“释种”。塞克在佛经中也有其它几种译名，如《杂阿含经》作“释迦”，《正法念处经》作“赊迦”，《孔雀王经》作“铄迦”，一作“烁迦”。《汉书·西域传》说：“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综上可以看出，释迦应该就是塞人的意思。而与佛教有关的典籍中均称佛祖出于释迦一族，可见释迦牟尼也最有可能是塞种人。正因为如此，他所创建的佛教才会更容易地被当时同属于塞人国家的身毒、大夏等接受。大月氏和匈奴一样，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后来的贵霜王朝却有着自己的文字—佉卢文，可见贵霜的文字是源于当地的土著文化。

大月氏虽然统治了大夏的领地，但是月氏人并没有成为当地的主要人口，大量的本地人仍然是塞人以及黑人土著（达罗毗荼人）。大月氏将国内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胖顿、都密五部歙侯，根据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中力辨五翕候是大夏人，为月氏王所扶植的亲奉月氏的大夏国原小长的后裔或亲族。（6）可见月氏对于大夏等国的统治也与匈奴类似，都是扶持傀儡政权，定期上贡的模式。在张骞打通西域的一百多年以后，当地的塞种人重新崛起建立了贵霜王国，但是佛教的信仰一直伴随着这个强大的民族。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组成的中乌联合考古队，2019年在对苏尔汉河上游东岸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后，得出结论的结论，也是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早期贵霜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月氏文化，建立贵霜帝国的应该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7）这一结论和余太山主要根据中国史料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月氏人作为整个大夏地区曾经的统治阶级，并未占据当地主要人口。

现代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东部地区仍然生活着长着东亚（中国）面孔的哈扎拉人（Hazare）。“哈扎拉”源于波斯语，原本应该是外族人对他们称呼，而非他们的自称。由于经历了多次战乱和大屠杀，哈扎拉人自己的历史已经湮灭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但是参与的基因仍然保留了下来。哈扎拉人主要聚居的地方正是被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大佛所在地，而当地的佛教雕像大多也是参照哈扎拉人的相貌雕刻的，和中国大陆地区的佛教雕像有着很高的相似性。哈扎拉人的基因主要是与蒙古同源的C3，还有类似于维吾尔人的R1b以及少量的东亚O系基因。基于中国史书中的描述，匈奴和大月氏同种，而蒙古人则是古代匈奴人主体基因的继承者，且没有西迁的月氏人（小月氏）又和曾活跃在青海地区的羌人同居同俗。因此无论是从基因分析的角度，还是中国史书记载的角度，哈扎拉人都最有可能是西迁的大月氏人后裔。当代哈扎拉人自己也把大月氏认定为他们自己的祖先。

汉朝史书中记载的大夏、身毒等国家可能只是对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统称，而非类似中原王朝一样的统一国家。从法显、玄奘等人后来的记载，以及其他佛教典籍的记载，当时的印度河流域，存在着很多小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朝。汉朝史籍中的大夏和古犍陀罗国，身毒和古摩揭陀王国等都存在着时间上和区域上的重叠。这个摩揭陀国的存在相当的久远，直到法显、玄奘在数百年后到访时仍然存在。大月氏的西迁时期（约公元前129年以前），与现在主流学界认定的摩揭陀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到约公元前187年）相距约50余年。

（三）《四十二章经》和蔡愔访道

《四十二章经》通说是传入中国最早的佛经之一，据说是东汉沙门竺摩腾翻译的，曾经被认为是古代中国译出的第一部佛教经典。南朝时期的僧人僧祐（公元445~518年）撰写的《出三藏记集》记载：“《四十二章经》一卷，《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指东晋道安）所撰录阙此经。”虽然把该经书归到了孝明皇帝头上，但是并未说明源由和典故。

汉明帝夜梦金人故事大概是，汉明帝夜里梦见一个大金人，于是派遣中郎将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出使大月氏求佛取经，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了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随后兴建白马寺。很多文章都以讹传讹说《后汉书》中有记载，但实际上在汉朝及魏晋时期的正史中对于这个故事都没有任何记载。这个故事的记载很晚才出现，并且并非出自史书，而是佛教信徒的私人著述，例如南北朝时期的《高僧传》载“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

蔡愔访道的典故就是指上述汉明帝西域求佛的故事。《大唐西域记》的序章也写了“蔡愔访道，摩腾入洛。”这样的文字。可见这个故事应该是出自南北朝时期佛教信徒的编造，目的是为了彰显佛教在中原流传的源远，同时攀附皇权而以利于传教，到了唐朝时期已经流传甚广，但真正的可信度并不高。

（四）月氏国、身毒国、贵霜国和佛教的大结集

月氏人西迁的人口应该并不多，而且是在和匈奴激战数年之后被迫西迁，人口损失应该颇大。但是月氏人的战斗力显然要强于当地的土著塞人等，因此即便是残部，仍然实力强大到足以攻灭大夏，甚至更西边和南边的部落国家。但是大月氏统治的时间并不长，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被贵霜替代，此时的贵霜帝国因该是由月氏人和塞人贵族共同组成的一个新兴国家，而且从汉代的记载来看，月氏人在这个王朝中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并且很可能占据着上层统治者的诸多贵族位置，新兴的塞人贵族和月氏人通婚是必然的。

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大月氏西迁时期的印度地区是一个名为“身毒”的国家，而且这个身毒国随后在东汉时期臣属于继大月氏之后的贵霜帝国。东晋时期的法显在《佛国记》中描述其在揵陀卫国的见闻时，记载了“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等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大兴供养。”这一段显然是对历史的追述，法显所处的东晋时期距离东汉并不算遥远，此处明确说明了大月氏国家佛教信仰来源于被征服的身毒国境内。身毒、贤豆、天竺等都是音译，是古代中国对于印度地区的总称。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三》的说法：“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玄奘法师解释的印度一词的梵语意译就是月亮的意思。“身毒”一词应该是张骞到达大月氏人统治的大夏时，从大夏人口中听来的，因此“身毒、印度、贤豆”这一系列类似的称呼，大概率都来自于大月氏人，很可能就是月氏人描述的被月氏人征服之地。

法显到访时期的贵霜帝国已经分裂没落，波斯则刚刚兴起。按照《魏书·西域传》的记载，当时大月氏国和原来的贵霜五翕侯分裂为数个小国，且同时存在，北魏时期波斯虽然兴起但并未向西发展，安息国仍然建在。

“身毒”是从古梵语读音「Sindhu」转译而来，《后汉书》中也称其为“天竺”。身毒国这个称谓应当是来自于当时这个国家人的自称，说明梵语至少作为一种口头交流的语言已经在古印度流行，但是汉使并未亲身深入古印度，因此对于当地的文字没有明确记述。曾经作为身毒国宗主国的贵霜帝国的主要文字为佉卢文，可以推论此时的身毒国作为与大夏人种相同的国家，最有可能使用的文字也应该是佉卢文。这一点从古印度地区考古发现的阿育王时代的碑铭上也可以得到印证。

贵霜帝国当时的人口组成因该类似于史书中描述的乌孙，一部分人是东亚血统的大月氏，一部分是印欧血统的塞人。《后汉书·西域传》载：“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贵霜帝国在东汉时期已经非常强盛，其领地囊括了当初大月氏所征服的全部地方，甚至向西侵入了安息国，但其核心区域应当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与健驮逻国的区域重叠。

从各类佛教典籍中我们知道，佛陀在世时期的佛教是没有文字的，而是依靠口头传颂。口头传诵对于一种宗教的传播限制非常大，只有当一种宗教的思想和理念转化为由文字撰写的典籍后，这种宗教的思想才能够统一，并且具备更高效和广泛的传播性。

所有佛教最初的典籍，都是由三次大结集形成的。其中第一次结集，通说均发生在佛祖圆寂不久之后，虽有不同，但差异不大；第二次结集，发生在佛祖圆寂后约一百多年的阿育王时期。第三次结集，各方记载的时间就出现较大的差异。

第一次结集的情况。根据《有部毗奈耶杂事》第三十九卷记载为佛陀入灭后不久，尊者迦摄波（摩诃迦叶）成为教团之统率者，于王舍城召集第一次经典结集，但该记述的多是细枝末节，既没有说明会期，也未说明是否留下文字经典，只是描述为诵出，推测大概率为口传。15世纪初的藏传史籍《汉藏史集》中记载的第一次结集由阿阇（she）世王赞助，未留下文字。《善见律毗婆沙》第一卷“往至阿阇世王所。告求所须。王见比丘头面礼足即问。大德何所须求。迦叶答曰。十八大寺颓毁败坏。今欲修护。王自知之。王答善哉。即给作人。夏初一月日迦叶等修治修治寺中已。复往王所而白王曰。所修护寺今悉毕竟。我等今者便演出法藏及毗尼藏。王答大善。所愿成就。王复言曰。我今当转王威法轮。诸大德当演无上法轮。”中也提到了第一次集结由阿阇世王赞助，大德迦叶（摩诃迦叶）召集。

第二次结集的情况。根据《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的发生在佛灭后一百一十年，与《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一致，与《汉藏史集》中记载的阿育王时期的二次结集时间也一致，另外《善见律毗婆沙》、《岛史》、《大史》及缅甸所传佛教典籍认为是在佛灭一百年，两者时间差距不大，应该较为可信。《善见律毗婆沙》第一卷“跋阇子品第二集法藏。于是众圣。日夜中次第而去。世尊涅槃已一百岁时。”、“诸跋阇子修那伽子名阿须。阿须尔时作王。”点明此次结集时的王为修那伽的儿子阿须，这个阿须王我没有找到背景介绍，查《佛学大辞典》，修那伽（译曰行也）、阿须（译曰善龙）均归入了杂人名，又查《金刚经》从中找到一个疑似的阿须伦王，即阿修罗王，显然是个虚构的人物。《有部毗奈耶杂事》只阐述了结集的主持僧人，并未介绍结集背后赞助的国王是谁。《汉藏史集》记载第二次结集由阿育王（无忧王）赞助的结集均为口诵，并未留下文字。

从现有的考古证据来看，阿育王时期虽然无法证明梵文已经成型，但是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字（婆罗米文字）可以使用，而且阿育王是佛教里上最伟大的护教法王，其大力推广佛教，建了很多的铭文石柱和石碑，这种推广必定是以存在成文的佛教法典为基础的，而不可能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口头传颂。所以如果说阿育王时期没有集结成文字经典，显然经不起推敲。

第三次结集的情况。《汉藏史集》记载发生在佛祖涅槃三百年后的，由腻契波王赞助的，并形成了文字。而《大唐西域记·健驮逻国·卑钵罗树及迦腻色伽王大窣堵波》中记载了一位犍陀罗国的迦腻色伽王：“迦腻色伽王以如来涅槃之后第四百年，君临膺运，统赡部州，不信罪福，轻毁佛法。”这个迦腻色伽王即位是在佛涅槃后四百年，也是继阿育王之后的第一位大力发展佛教的佛教明王。因此可以推断藏传佛典中的腻契波王因该就是指迦腻色伽王，不过两者的记载时间相差了一百年。

1996年在阿富汗东境一座大夏佛教遗址所出藏经罐内发现了13捆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代写卷，后流入欧洲，入藏大英图书馆。据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教授邵瑞祺（Richardbr Salomon）鉴定，它们是用佉卢文犍陀罗语书写的佛教三藏，目前已经鉴定出20多种不同内容的文献。抄写年代约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它们是世界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佛经。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来看，至少在两汉之际，佛教的典籍就已经以文字形式形成典籍。如此多种类的佛经显然不是第一次或第二次集结就能够完成的。

根据西方学者推论，这个迦腻色伽王最可能执政的时期在公元131年或公元143年前后，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节点前推400年，则释迦牟尼当卒于公元前269年或公元前259年；而西方最新的铭文研究，认为迦腻色伽之即位年代可确定在公元127年，按玄奘记载的迦腻色伽是在如来涅槃之后第四百年即位来算，佛灭的时间是公元前273年。这与西方主流学者推断出的阿育王时代（公元前303年至232年）形成了重叠，释迦牟尼成为和阿育王同时代的人；若是按照藏传史籍的记载前推300年，则阿育王甚至早于佛祖出生了，显然成了笑话。

所以西方史学对于迦腻色伽王执政的年代和阿育王执政的年代推算，肯定是存在错误的。这显然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五）佛教的南传

根据记载佛教的南传比北传和东传更早，时至今日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南亚的斯里兰卡仍然是氛围浓厚的佛教国家，可见其影响力之大。虽然同为佛教，但巴利语系的佛教徒则自称为上座部，不承认大乘是佛说。

佛教的南传时代，还要归功于阿育王。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派遣其子摩哂陀长老将印度本土佛教输入锡兰岛（斯里兰卡），此为锡兰佛教之开端。自南北朝时期就有锡兰（斯里兰卡）的僧人曾经渡海来到南朝翻译佛经并传教，东晋的法显亦是自师子国（斯里兰卡）走海路回的汉地。斯里兰卡的佛教一度因外族入侵而中断，后来又从缅甸重新迎回。

南传佛教的典籍《善见律毗婆沙》，记述了佛灭后三次结集、阿育王派遣传道师、摩哂陀至锡兰传教等事迹。在南朝萧齐，永明六年（公元488年），曾由锡兰人僧伽跋陀罗和沙门僧猗（或僧袆）于广州竹林寺翻译为汉文。这本经书应该是由南传巴利本《一切善见律》（Samantapa^sa^dika^，即巴利律藏之注释书，系西元五世纪初，佛音论师于锡兰撰述而成）节选而译成，但比照之下，不一致之处颇多。

（六）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形成较晚。大约始于公元7世纪中叶，当时的吐蕃王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时，佛教也一同传入。后来随着吐蕃对尼泊尔的征服，佛教同时从印度直接传入了西藏地区。藏传佛教的宗教典籍既有直接传自印度的，也有来自于汉地的汉译佛教典籍，还有原本藏区本生的苯教思想融合在内，可以说相当的庞杂，但是也保留了一部分非常珍贵的原始内容。

但是根据《白史》（根敦群培）以及《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法，A·麦克唐纳）等著作分析，吐蕃时期的佛教和现在流行于藏区的佛教并不相同。现在藏区流行的佛教是在11世纪后陆续形成的新教派，通过蒙古帝国的支持而推广到藏区的。很多历史记载都被后来的藏传佛教信徒修改了，与考古发现的碑记或汉传史书（以敦煌史籍为主）记载并不一致。

《汉藏史集》第九章在论述圣地于阗国之王统时，对于阗国（今和田）第一位立国之王“地乳王”的生平叙述道：“地乳王”是达尔玛阿输迦王（原注：当是法王阿育王）出巡和田城，宠信一王妃所生的孩子，但因被看相的人说会在他有生之年夺取他的王权，而导致国王大怒要抛弃这个孩子。最后被毗沙门天王送给了汉地的周王（原注：咸阳地方之王）做养子。这个汉地的周王是菩萨化身，抚养“地乳王”长大后，在他十九岁时给了他一万兵士，做了于阗之王。这个于阗“地乳王”的故事《大唐西域记》中也有，但是版本不同。

《汉藏史集》原书叙述“从释迦牟尼涅槃到地乳王十九岁做于阗之王，期间过了二百五十四年。”这种对于年代的记述方法和古希腊的一些典籍一样，都只有相对时间，而无法确定绝对年代。根据该书叙述，收养地乳王的是周朝第四代王，即周昭王（姬瑕，约公元前997年-公元前977年左右）。周康王在约公元前996年去世，昭王继位当在约公元前997年。假设收养地乳王的事情发生在周昭王继位当年，地乳王十九岁时当约为公元前978年。往前推254年，则释迦牟尼涅磐于公元前1232年，与根据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出律记”中推断的公元前485年差了数百年。若按照这个记载，阿育王则成为了与周昭王同时代的人，与现今推论的公元前304年至公元前232年也存在了很大差距。

二、塞人、雅利安人、古波斯和古印度之间的密切联系

根据《阿育王传》记载频头莎罗王与一个婆罗门女子生了一个儿子叫阿恕伽。这个阿恕伽(晋言无忧)就是阿育王。按照维基百科记载，频头莎罗王应该是孔雀王朝的第一任创建者旃陀罗笈多之子，可惜我在《阿育王传》中没有找到旃陀罗笈多，却发现频头莎罗王居然是难陀的儿子。而这个难陀是波斯匿王的儿子。我又往前追溯了几代人，找到了阿阇世王。阿阇世王是频婆娑罗王的儿子，也是第一次大结集的赞助人，与佛祖当是同时代人。随后他的子孙又过了六代人，有王名莎呵蔓荼罗生了个儿子叫波斯匿。

法显《佛国记》在描述拘萨罗国舍卫城是说：“城内人民希旷，都有二百馀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这一段还记载了波斯匿王和佛像的故事：“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见佛，即刻牛头栴檀作佛像，置佛坐处。佛后还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还坐。吾般泥洹后，可为四部众作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最是众像之始，后人所法者也。”按照这个记载波斯匿王早期是信仰佛教的，而且最早为佛祖造像的正是波斯匿王。

这个波斯匿王与波斯国有什么关系吗？我在《新唐书·波斯传》中找到了一段记载“其祖先波斯匿王，是大月氏的别支，王就以此为姓，也以之为国号。王都有两个，还有大城十几个。”《唐书·西域传》也有着同样的记载“大月氏之别裔，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又为国号。”从唐朝和波斯国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波斯末代国王终老于长安来看，唐朝的这些记载肯定是来自于当时波斯国人自己的讲述，而非唐朝人自己杜撰的，其可信度非常高。唐代之所以称呼对方为波斯国，大概率是对方的自称和对音翻译。按照这样的世系记载，这个频头莎罗王大概率是具有古波斯人血统的，而古波斯人又被称为雅利安人（伊朗为雅利安的音译）。

从现代人类基因学的研究结果来看，波兰人、俄罗斯人等现代斯拉夫人和印度人白种人的雅利安基因（阿尔泰基因）反而是最高的。现代伊朗人虽然也有雅利安基因，但是并不算高，甚至还没有国内的维族人高。可见现代的伊朗人是后来唐朝时期的入侵者和原有的雅利安人混血形成的。张骞出使之前的整个中亚、西亚乃至新疆地区都分布着塞人。塞人的后代最有可能的就是现在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在约公元8世纪左右被拜占庭历史学家记录时，就一直是一个农耕定居民族。

这种基因分布的情况和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恰好可以得到很好的匹配。《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又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这很清楚地说明了西域各国乃至更西边的中亚和西亚地区和匈奴不是同种，并且这些广泛分布的塞人很早就属于农耕民族，有城池，有田畜，而乌孙则是混合人种，风俗接近匈奴，与大月氏等都是游牧民族。 佛教的这种世系记载，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古印度文明的创造者很可能就是古波斯人（古伊朗人、雅利安人和塞人）。很可能现代的斯拉夫人才是真正的古波斯人的后裔。

佛教的标志“卍”和基督教的“十”字也有着同源关系，并且在考古发现的雅利安人文化遗迹中都有发现。在中国发现的很多北魏乃至唐代的胡人墓葬中出土的景教碑，均是由有十字和莲花构成，也印证了佛教对古波斯宗教的影响。

古代印度的文明最有可能是古代波斯人创造的，汉朝史籍中所谓“塞人”很可能就是所谓的雅利安人（分子人类学中以阿尔泰基因为主的人群），而非所谓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所谓的Sacae(Saka)斯基泰人。按照希罗多德的描述波斯的开国君主居鲁士二世还曾经和这些Scythia(斯基泰)人开战，并且战败身亡。中国和西方历史中记述的这两个波斯国显然无法联系到一起。

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58-公元21年）在《地理志》中说：“印度的地势呈菱形，其北端是高加索山脉，从亚洲一直延伸到它最东方的边缘，这一山脉把北部的塞种人（Sakai）、斯基泰人（Scythes）和赛里斯人（Sêres）同南部的印度人分割开了。”看到这译文，就知道一定是根据后世改写的英文版翻译的，而且错误百出。高加索山脉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纵贯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数国，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而且并不在印度的北端，更不是印度南北的分界线。倘若塞种人在高加索山脉的北边，那么基本和印度人没什么关系了，但事实上按照中国史籍记载塞人恰恰主要生活在高加索山脉的南边。文中提到的赛里斯人（Sêres），差不多就是指处在最东边的中国人，但显然这种地理知识来源于道听途说和一知半解的编造。难道亚历山大东征的路上没有考察好东方的地理？居然让古罗马的地理学家仍然一头雾水。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一卷中也提到了高加索山脉：“里海却是一个孤立的海。它的长度如乘桡船要航行十五日，在它最宽的地方则要走八日。在它的西岸是众山中最高大、最广阔的高加索山脉。”希罗多德是公元前5世纪（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5年）的古希腊作家，对于高加索山脉的位置记述甚至比近五百年后的古罗马《地理志》还准确，不能不说这种知识传承的断代有些离谱。难道古罗马的斯特拉波没看过前辈的《历史》吗？又或者希罗多德穿越了，知道了自己不该知道的知识。

显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明确提到释迦牟尼和其僧团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团体，更没有见过那些写在树皮或树页上的佛教典籍。我想作为一个拥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古希腊人，是绝对无法忽视佛教这样一种独特文明的，但是在佛教的传播路径上恰恰就少了西方的记载。彼时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还尚未诞生，在几乎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佛教居然没有广泛传播，要么西方的文明尚未开化，要么就是佛教遇到了另一种强大的宗教思想的抵制，总之是个谜。

三、释迦牟尼和阿育王的生卒年代记载

公元前的古印度是否已经存在完整的历法，我们已经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和考证实证。古印度并未发现天文仪器的使用和制造遗迹，现存的古老文献也全无年代的记载，因此仅仅依靠印度自身的记载是无法得到绝对年代的。但是佛教诞生以后，以释迦牟尼涅槃后一年为纪元元年的佛历则一直流传了下来，并留下很多相对年代的记载。

（一）释迦牟尼的生卒记载

《大唐西域记·拘尸那揭罗国·娑罗林及释迦涅槃处》：“闻诸先记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入般涅槃，当此三月十五日也。说一切有部则佛以迦剌底迦月后半八日入般涅槃，当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诸部异议，或云千二百余年，或云千三百年，或云千五百余年，或云已过九百、未满千年。”

《翻译集》引诸部异议下作：“或云已过九百、未满千年；或云一千二百余年；或云一千三百年，或云一千五百余年”，先后有参差。《慈恩传》记此作“相传云：佛处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入涅槃，当此二月十五日；说一切有部复云佛以迦剌底迦月后半八日入涅槃，当此九月八日。自涅槃以来，或云千二百余岁或云千五百；或云过九百未满千年。”《方志》作“石柱记佛滅相，有云当此土三月十五日者。有部复云当此九月八日。诸部异议云至今贞观二十年，则经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矣。此依菩提寺石柱记也。或云千三百年或千五百年，或云过九百未千年者。”

按玄奘以及上述佛典的记载，佛灭的时间在唐代已是无头公案。共有前254年-354年（或云已过九百、未满千年），前554年（或云千二百余年），前654年（或云千三百年），前854年（或云千五百余年）四种说法。

《法苑珠林》中引王玄策《西域行传》云：“摩伽陀国菩提寺大德僧赊那去缐陀据经算出云：释迦菩萨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来，算至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则佛灭当在公元前724年。

众圣点记，是一个佛教专用术语。根据《佛学大辞典》释义：佛弟子优婆离于佛陀入灭后结集律藏，是年七月十五日僧自恣竟，以香花供养律藏，即记下一点置律藏前，尔后，众圣年年依其法下一点，表示经过之年数。

根据来华锡兰僧人翻译《善见律毗婆沙》的记载，至南朝齐永明八年（490）传得九七五点，若依此向上推算，则佛陀入灭年代当为公元前486年。这也是当今佛教通常采用的主流计算方法，但是是否准确让然无法定论，尤其是“点记”的起始是否就是佛祖涅槃当年，并没有详实的资料可以相互印证。“惟优婆离之供养律藏，是否确起于佛陀入灭当年，则仍不详。”（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开元释教录卷六、佛祖历代通载卷八）。

上述推论最远时间和最近时间相差超过600年，显然差异过大，难以确据。

（二）阿育王的生卒记载

《大唐西域记·摩揭陁国·无忧王地狱处》：“释迦如来涅槃之后第一百年，有阿输迦唐言无忧，旧曰阿育，讹也。”摩揭陀国无忧王（即阿育王）即位是佛涅槃后一百年。《阿育王经》中释迦牟尼对阿育王的预言：“此儿者我入涅槃百年后。当生波吒利弗多城王名阿育。为四分转轮王信乐正法。当广供养舍利起八万四千塔饶益多人。于是如来复说偈言。”同样叙述阿育王为佛祖涅槃百年后生人。《汉藏史籍》的记载则为佛祖涅槃后一百一十年,相差不大。

《善见律毗婆沙》第一卷“诸大德自作念言。当来世我等师法。如是浊垢起有无耶。大德即见当来世非法垢起。从此以后百岁。又十八年中。波咤利弗国阿育王已生世。”从上下文推断，这是从第二次结集完成后推算的，总计为世尊涅槃后二百一十八年，与汉传和藏传佛教记载不同。《善见律毗婆沙》总体而言属于佛殿，以神话传说为主，并非史籍，其中提到的很多人名都没有背景介绍，和其他文献也无法印证，虽然有些事件提到了，但是没有明确的历史年代记述，加之属于三手口述翻译作品，难免传承中存在错误，其可信度存疑。

季羡林称：“关于佛灭年代，历来聚讼纷纭。现在南传佛教一般都以公元前544年为佛灭年，这是依据斯里兰卡的两部巴利文史诗《大史》和《岛史》的记载确定的。据萧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僧迦跋陀罗所传的‘众圣点记’（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佛灭于公元前486年。又有的近代学者根据阿育王石刻上所提到的几个外国国王的年代，考订出阿育王即位於公元前277-270年。再依《善见律毘婆沙》卷一‘过四年已，然后阿育王自拜为王，从此佛涅槃已一（二）百一十八年。’之说，佛灭年代当为公元前495-488年，与公元前486年说甚近。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佛灭于公元前486年左右。”（8）

季羡林大师在这段文字中引述了西方学者关于阿育王年代的推断，但是显然阿育王年代的推算和诸多中国典籍及佛教典籍的记载是冲突的。根据汉藏史籍所载的阿育王为佛祖涅槃后百年之人，则释迦牟尼为公元前395-388年左右，并不能得出季羡林所述最后的结论，除非将佛教典籍原文中阿育王在佛涅槃后一百年改作二百年才可得出公元前495-488年的结论。

显然季羡林所说的“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佛灭于公元前486年左右。”这个结论是不能参考西方根据王名表或者钱币学研究出来的纪年体系的，否则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擅自更改前人典籍的记载，以适应现代西方以古希腊年表和钱币学推算出来的年代，显然有些不负责任。

以玄奘和北传说一切有部（迦湿弥罗佛教之正统）的观点来看，阿育王于佛灭后百年即位或诞生（据此倒推，佛灭应在约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32年；按季羡林采用的阿育王在公元前273年继承王位来算，佛灭时间是在公元前373年。

根据西方学者对考古发掘的铭文研究，迦腻色伽之即位年代确定在公元127年（9），按玄奘记载的迦腻色伽是在如来涅槃之后第四百年即位来算，佛灭的时间是载约公元前273年。（百度百科记载为143年（一说公元131年））（10）

如果西方学者根据铭文研究得出的迦腻色伽王年代正确的话，阿育王所处年代则为约公元前173年~公元前102年。这就有些尴尬了，恐怕其很快就会遭遇大月氏西迁的灭顶之灾，后人不可能不会记录这样一场最强的帝王之间的灭国之战。《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载“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冒顿单于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09-174年，老上单于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74-161年，大月氏西击塞王，而塞王南下就发生在这期间。

当然更加尴尬的则是佛祖，将会成为一个出生于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属国奴隶。这些推断显然是和浩瀚的汉文史籍矛盾的，更没有任何国内外文献可以佐证。

（1）“《浮屠经》考”，方广錩（著），《国际汉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浮图经》考 (bailinsi.net)

（2）https://baike.baidu.com/item/伊存授经

（3）舍利弗，诞生的前后 - 如是我闻佛教网 (rushiwowen.org)

（4）《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5）《汉书·张骞李广列传》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6）《塞种史研究》，余太山（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1月

（7）“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等：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2期；“破解大月氏之谜——中乌联合考古的新进展”《光明日报》破解大月氏之谜——中乌联合考古的新进展 _光明网 (gmw.cn)

（8）“季羡林佛学研究精华自选本：佛”；《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9）“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涅槃的时间”张老大，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涅槃的时间_张老大_新浪博客 (sina.cn)

（10）https://baike.baidu.com/item/迦腻色伽

其他参考资料：

《法苑珠林》唐，西明寺道世法师。

《大唐西域记》唐，玄奘。（12世纪绀纸金银交替书写.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版）

《史记》汉，司马迁。

《汉书》汉，班固。

《后汉书》晋，范晔等

《佛国记》前秦，法显。（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明代刻版）

《地理志》，（古罗马）斯特拉波。

《历史》，（古希腊）希罗多德。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等。

《汉藏史集》[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著/陈庆英（译）

《杂阿含经》中的舍利弗研究，曲勤（著），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唐）慧立本、彦悰笺。

《阿育王经》，（梁）扶南国僧伽婆罗译。

《有部毗奈耶杂事》，（唐）义净译。

《善见律毘婆沙》，（萧齐）僧伽跋陀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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