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8岁时误杀领导的英文(他18岁时误杀领导)

人才,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资源。1927年秋,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失利后,起义军余部辗转上了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为了给革命队伍培养急需的军政人才,这年的12月,在井冈山龙江书院,毛主席创办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史称“井冈山军官教导队”。

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个军事教育机构,亦为后来的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国防大学的前身。

井冈山教导队开办后,毛主席经常为学员讲授政治课。一次,他以舂米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解什么叫作“革命”: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到用水车舂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是革命。

毛主席的语言历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即便讲高深的话题,也能让贩夫走卒们听懂。

毛主席还经常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时任井冈山军官教导队区队长的陈伯钧后来回忆说:“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会入地土遁、腾云驾雾,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

毛主席风趣的话语,大大提高了战士们军事训练的积极性。

井冈山军官教导队的首任队长是吕赤,他生于1908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曾随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铭受我党委派担任团长,吕赤作为骨干力量被抽调入警卫团,并随团长卢德铭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是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元勋。

教导队下设4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

陈伯钧和吕赤关系很好。

陈伯钧生于1910年,是四川达县人,曾考入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又考入了黄埔军校第6期,接受了良好的军事教育。

此时的陈伯钧与吕赤,至少有三重关系:四川老乡;黄埔师兄师弟;井冈山军官教导队里的上下级。

井冈山军官教导队成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起令人扼腕的悲剧。这一悲剧的主角,正是陈伯钧与吕赤。

事情是这样的:

1928年春,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陈旧的手枪,其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陈伯钧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当他拿着此枪向吕赤炫耀时,吕赤对他说,这只是一块废铁,毫无用处,扔了吧。

陈伯钧自然舍不得扔,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修好了这把手枪。

于是,陈伯钧兴冲冲地去找到吕赤,拿着此枪指着吕赤的头,拉动枪栓,开玩笑说:要不要检验一下,看它是废铁不?谁知,就在他手指动的一刹那,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退净的子弹,击中了吕赤的头部。

吕赤应声倒下,气绝身亡,年仅19岁。陈伯钧顿时如五雷轰顶,跪倒在吕赤身旁嚎啕大哭,肠子也悔青了。

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井冈山的红军战士们纷纷要求枪毙陈伯钧,以慰吕赤的在天之灵。

井冈山红军中的人才本来就少,如今军事能力很强的吕赤丧生,另一个军事人才陈伯钧又需要为吕赤偿命,可谓雪上加霜。

爱才惜才的毛主席出面了,对众怒难平的战士们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

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后,一些人还是不服气,仍然要求陈伯钧偿命。毛主席继续说:“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100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那些坚持要处死陈伯钧的人说,这样还差不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毛主席随即让警卫员找来板子,在众目睽睽下狠打陈伯钧的屁股。结果板子打到20下的时候,陈伯钧已皮开肉绽,屁股上血肉模糊,就住手了。

就这样,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的毛主席以“肉刑”的方式平息了众怒,保下了陈伯钧的一命。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后的当天,陈伯钧回到家里,把上将军衔的证书摆在桌子上,对家人说:“当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我开枪走火,吕赤也应该是上将。”

军史上还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那就是在1942年冀东迁安县彭家洼村伏击战中,八路军主力部队12团的团参谋长兼1营营长欧阳波平率1营重创了日寇,几乎全歼了日寇中队。然而,战后庆祝胜利时,警卫员高立忠拿着缴获的一支三八盒子枪走到欧阳波平面前,欧阳波平准备接枪,没想到枪响了,欧阳波平身亡。误伤首长欧阳波平就没陈伯钧幸运,他被愤怒的战士们击毙了。

他18岁时误杀领导的英文(他18岁时误杀领导)(1)

他18岁时误杀领导的英文(他18岁时误杀领导)(2)

陈伯钧曾读过师范与军校,是红军中少有的文化人及军事专业人才,加上打仗拼命,爱动脑筋,所以颇受重用。1929年5月,年仅19岁的陈伯钧,便被任命为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了。

1930年,陈伯钧升任红20军参谋长。这一年,他只有20岁,就已经是红军中的军级领导人了。

1932年5月,陈伯钧从左权手中接任了红15军军长。这一年,他只有22岁。

8个月后的1933年1月,还不到23岁的陈伯钧出任红5军团参谋长,成为了红军中军团级的领导人。

1933年10月,陈伯钧因反对当时的“左”倾路线执行者,被降职为红5军团13师师长。

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此后,陈伯钧率领的红13师连续打了10余场胜仗,成为红军的主力师之一,被中革军委盛赞为“坚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陈伯钧的红13师是最后卫,愈战愈勇,获得了“铁屁股”之美誉。

血战湘江后,陈伯钧官复原职,接替刘伯承再次担任了红5军团的参谋长。

1935年7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9月,因激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陈伯钧被免职,改任红军大学教员。但他无怨无悔,个人荣辱置之度外。

1936年2月,张国焘的错误被纠正后,陈伯钧任红4军参谋长。

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6军团的军团长。红6军团,属于二方面军序列。红军时期,当过军团长的总共也没几个人,可见陈伯钧在军内的地位之高。

而且,陈伯钧还是在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都任过显赫军职的少有之人,曾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

陈伯钧有记日记的好习惯,从1933年起至1950年,他风雨无阻地记下了4000多篇日记,给我党我军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史料。鲜为人知的是,如今我们熟知的红军长征2万5千里路线图,就是根据陈伯钧日记的记载绘制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伯钧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旅长,成为八路军最初的6位旅长之一,被国民政府授予了少将军衔。这一年,他才27岁。

不久,陈伯钧的身上,又发生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少将风波”。曾任毛主席的秘书、延安时期担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的江华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改编后,也有个别同志自认为是“正规国军”了,而忘了根本。从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这一错误情绪。一天,八路军某师的一位旅长到军委参谋部来,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将校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要见“泽东同志”。那个样子,令人好气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经”地接待他,故意拉长声调地问他是谁?报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装作惊愕地说,红军里有位xxx旅长,没听说有国民党xxx旅长,并问他有无名片?他很潇洒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见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以后,毛主席还几次讲这件事,以此来教育干部,统一战线不能统到国民党那里去,八路军的部队要官兵一致,干部不能学国民党那个派头。

江华笔下留情,未点名。他说的这位旅长,就是陈伯钧。

陈伯钧自己也承认有此事,据《陈伯钧日记》记载:“1937年秋,我任359旅旅长,带领718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故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

不得不说,陈伯钧是个有趣的人。

第二个是打司机耳光。1937年10月,359旅驻军于延安南部的洛川。冬天将至,部队尚无寒衣,旅长陈伯钧很着急。10月17日,359旅的一名会计去延安领公款解决部队冬衣问题想搭车,谁知这个司机不愿搭载,还出言不逊。陈伯钧劝说无效,就很气愤地打了这个司机一记耳光。

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载了此事:“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

10月22日,毛主席将陈伯钧叫到了延安,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作了严肃批评。张闻天也狠狠训了陈伯钧,说他有军阀主义倾向。几天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党校学习。他所担任的359旅的旅长一职,后由副旅长王震接任了。

陈伯钧被任命为八路军359旅的首任旅长时,是1937年的8月25日。到此时离职,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的时间。

1943年1月,陈伯钧担任了八路军385旅的副旅长,成为了王维舟旅长的得力助手。1937年是旅长,1943年却是副旅长。陈伯钧的命运令人感慨,当然,这也是性格所致。

1946年1月,陈伯钧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7月,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

1948年5月,陈伯钧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兼政委是肖劲光。当时,东北野战军只有两个兵团。

1949年4月,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改称第12兵团,陈伯钧任第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

他18岁时误杀领导的英文(他18岁时误杀领导)(3)

建国后,陈伯钧主要从事高等军事教育工作,曾任解放军军事学院代院长(前任是刘伯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前任是叶剑英)。也就是说,陈伯钧担任的,都是元帅才能担任的职务,算很受重用了。

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秋收起义中走出的5位开国上将之一,另外4人是陈士榘、张宗逊、宋任穷、黄永胜。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京病逝,享年64岁。

陈伯钧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叫何克春,参加过长征,后不幸去世。第二任妻子叫陈琳,山西晋城人,比陈伯钧小16岁。陈琳曾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多本俄罗斯名著。她与陈伯钧生有两女一子:女儿陈进元、陈婧媛,儿子陈延滳。(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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