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小楷题跋(寻找米芾的代笔人)

米芾小楷题跋(寻找米芾的代笔人)(1)

引言

古代书法作品的真伪判断和系年确认,是书法艺术欣赏、学习和书法文化传承的基石。本文探讨对宋代书法家米芾作品的断代问题并由此确定其代笔人的书迹。

米芾作品系年,基础是四十一岁时改名“黻”为“芾”,时间在元祐六年(翁方纲《米海岳年谱》[1])。改名前后的书迹系年,以徐邦达《古书画过眼录》和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以下简称《全集》)为集大成者,大率以书写内容、风格为证。然而由于缺少标准系统,结论时有随意处,且徐、曹意见每有抵牾。

代笔是艺术史的普遍现象。如陶弘景就说起过书圣王羲之的代笔事[2]:

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

这一代笔人的书迹,在陶弘景的看来书写“缓异”,尚能鉴别。至今日,王羲之书迹历代遗失巨大,所存大多数为宋代刻本,墨本皆是双钩,基本没有辨认“缓异”之迹的参照品。所以,对代笔现象的研究,集中于存世作品、文献尚富之明清以来的书画家如董其昌等。

关于米芾书迹的代笔,书史上有明确记载。《海岳名言》云[3]:

又幼儿友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谓友知也。

曹宝麟《全集》中有专文《米友知小考》,认为 “米芾现存的书迹中是否杂有米友知的代笔,已经不可究诘”,却又笔锋一转,指出“崇宁二年之前的三年内的米芾的书作中,如有不甚老成者,很可能就是出自米友知之手”[4]。有论者以翁万戈所藏《文皇哀册》墨迹并故宫的《向太后挽词》为米友知所书[5],然证据仅停留于字形。《文皇哀册》用笔结字未致老成,或有可能,而《向太后挽词》笔法高妙熟练,是没有争议的米芾真迹。

本文通过分析米芾书迹中“芾”字的结构特征,建立了一个适用于米芾改名后作品系年的量化标准。以此为主轴,对一些书迹的现有系年进行了矫正。同时,依据量化标准与书迹所记载系年的矛盾,确认了宋代米芾法帖中的代笔书迹。其代笔人,很有可能就是米芾的能书小儿米友知。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对大量的图像的量化分析上,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对书法风格分期的模糊性和随机性。运用类似量化方法研究、鉴定古书画的例子,有对赵孟頫“赵子昂氏”印章的分析[6],对苏轼书迹中字的倾斜度、异体字的系统整理并应用于对传本苏轼书迹的证伪和鉴真[7][8][9],和通过连笔字的统计认识张旭、怀素和黄庭坚大草书的美学理念[10]等等。

“芾参数”及其随书写时间的变化

我们系年的标准,是米芾款名中的“芾”字的书写特点。所用字例,列在图一中,时间从改名之初的1091年(元祐六年)至米芾去世前一年1107年(大观元年),共十七年。

观察“芾”字的随年代的变化,不难发现芾字中的长横,随时间演进而逐渐收缩,从早期几乎两倍于下面的“巾”的宽度,变化为崇宁、大观年间长横收缩,几乎与巾”等宽。这一变化,可以用“芾”字中横的长度与“巾”宽度之比来表达(图二),定意为“芾参数”。图三是从系年可靠的书迹中总结出来的芾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所采用的书迹列在表一中。

应该指出的是,芾参数本身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形态的量化,还没有包括更为细节的笔法随着芾参数的演近。观察图一可以发现,改名早期长横较为挺直,基本稍有向上的弧势,这一特点持续到1094年。随后的长横开始缩短,但笔法更加复杂,出现波浪形态,直到1099年左右。此后的长横逾见短促,起笔从右上方向左导入,再翻笔向右完成。

米芾小楷题跋(寻找米芾的代笔人)(2)

图一、米芾签名中“芾”字不同年代书写样本举例。

米芾小楷题跋(寻找米芾的代笔人)(3)

图二,“芾参数”定义为芾字的中横长度与“巾”部的宽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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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芾参数随书写时间的变化,一些芾参数显然异常的帖用红字标注出帖名。

表一、芾参数样本。第四列号码为《全集》中图版序号,“0”为《全集》未录书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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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小楷题跋(寻找米芾的代笔人)(6)

米芾小楷题跋(寻找米芾的代笔人)(7)

表一中用于分期的书迹,按照其断代的可考性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书迹中有纪年,如褚临《兰亭序》跋,米芾自记为“崇寧壬午”,或虽无纪年但与米芾本人经历直接对应者,如《英光堂帖》中的《催租诗》有“监庙东归早相乞”,显然是雍丘为官末期时所作。第二类为根据第一类作品中的事件、人物,与文献所记的事件人物相对而界定书写时间的作品。如《宝晋斋法帖》中致蒋之奇的《廷议帖》有“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议”,可依据周辉《清波杂志》中 “又尝以书抵西府蒋颖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议’”系年。蒋之奇于元符三年四月同知枢密院,“西府”是枢密院别称,所以此帖系年只能在元符三年之后[11]。第三类则是帖中人物、事件都基于环境而推断者,如《竹前槐后诗帖》,系年乃依据“才非当剧”,乃米芾初入官得意之言。后两类中作品的断代大都依据《全集》的考证,此不一一赘述。

仔细考察图三“芾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我们注意到几个现象。一是量化的芾参数随时间而从2到1的明显而连续的变化。在1094年之前,芾参数基本在2左右徘徊。1094年以后逐渐下降,在1102年左右达到1.2左右并持续到米芾去世。第二个现象则是一、二、三类的书迹并无显著差别,证明《全集》的系年考证到达的结论与基本事实相差不远。

我们的重点,是图三中第四类的书迹。这些书迹的芾参数与前三类相比,是明显的例外(红色X符号)。列举如下:《全集》系于1094年的《粮院帖》和《裹鲊帖》,绍圣年间的《久违帖》,和书写年份为元符二年的《衰老帖》,崇宁五年的《呈事帖》等。下面我们将书迹系统分析,并由此推断出米芾代书人的笔迹。

一些书迹系年的更正

本节致力于订正《全集》中系年有误的书迹。在图三的“芾参数”标准外,充实以更为细致的图像比较和一些文献证据。

3.1《粮院帖》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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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粮院帖》真迹:

芾再启。历子倅车送去。粮院欲推过他人不任其责。傥粮院知于法无碍,即自勘,使句院自驳,自驳处即求直之端也。度此事必辨于上下乃已,幸左右明察。公文非得已也。或携示倅,佳。芾皇恐。

此帖在《全集》图版41。

是帖徐邦达《古书画过眼录》考证较为简略,云“此帖所谈是与粮院交涉事”[12],定为徽宗初年米芾作发运司勾当公事、蔡河拨运时所作,系年于1100-1102年间(元符三年至崇宁元年)。曹宝麟在《全集》中考证较为详细,确定“粮院”是为官员发放禄米的机构,“历子”是领取禄米的凭证,即“劵历”。度其意,乃米芾因劵历有问题而写的一封信。《全集》将其系于元佑九年(1094),原因是“观《闰月帖》署名与此相同,又送字走之底与《蒙教帖》亦近,乃知乞米即因历子之故”[13]。这里《全集》所说的“乞米”,来源于考定为1094年与曹子方之《蒙教帖》中的“鲁公乞米,李公必气,类况曹子方不祈而送乎?”故以“乞米”是因“历子”有不妥,定为同一时间。

帖中“芾”字二出,芾参数为1.4和1.1,接近于崇宁年间(1102-1105)的平均数1.2,且中横的笔法也与崇宁年间写法一致(图一)而与《闰月帖》中的四个“芾字”相比,也只有最后一例稍近,可知此帖必非1094年所书。

为进一步界定此帖书写年代,我们将帖中一些单字与元佑末和绍圣、崇宁间所作进行了比较,总结于图五中。

首先再看“芾”字。《粮院帖》中的写法和形态与《全集》引为依据的《闰月帖》(1092)和《蒙教帖》(~1094),都大有差别(见图五),与1094年的《拜中岳命诗》、《章圣天临殿记·章圣天临殿铭·天衣禅师》,及系于1095和1096的《逃暑帖》、《乐兄帖》全不相牟。同时这些例帖的“芾”字则完全相洽,可以确定为同一时期所书。若将《粮院帖》与1100年以后的大量年代确切的书迹相比,则署名写法、形态则丝丝入扣,证明《全集》中“因帖末署名有晚年之习”[14],是准确的观察。

帖中 “送”字与《蒙教帖》的同字走之底的相似性,似乎远不如与系于1106年的《惠柑帖》中“适”的走之底的相似性(图五),或不能用于断定《粮院帖》的书写时间。事实上,米芾一生书写的习惯基本稳定,大量的字结构变化不大,如图七中的“乃”字,及常见的“之”、“也”等字,都不足以作为断代的依据。但同时,有一些点画,却明显呈现演变的过程。“芾”字为典型例子之外,图五中还收集了几个这样明显有断代价值的字。

这些包括“走之底”和类似的“走”底的长捺。这一笔,米芾似乎一生用工最深,变化也最为丰富(参见图五)。其中的一种变化是几乎呈S之波浪形,并向右扩张。此种变化在1100年前已有端倪,如1095年的《逃暑帖》之“逃”、《乐兄帖》之“近”,而在崇宁年间更加肆意,如《伯修贴》(1102)的“赵”,《清和帖》(1103)的“起”、“趋”(“趋”字右部已损),《白熟帖》(1103)的“过”,等。将《粮院帖》中的“过”字的长捺与这些字的相比,其意态笔法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与元佑年间所书,则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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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粮院帖》中一些字的写法比较。

一个有意思的字是“公”字。米芾通常的写法,都是左一撇坠石般落下,向左掠出,不与右边化为点的一捺相顾。这一写法贯穿米老一生,可以《闰月帖》和《蒙教帖》中的例子为基本形态。另一写法是这一撇化而为点,但是在1100年前,这样的例子,只在《天衣禅师碑》中找到一例,且左撇右捺成相顾二点,与“厶”仍不相连属(图五)。第三种写法,则是左撇形成一点而右捺与“厶”起笔连成一笔,在崇宁年间出现,与上述写法共存,见于《贺铸》(1102)、《复官》(1104)、《广帅》、《经略》(1106)等帖,而《粮院帖》中的一个“公”字,正是这一写法。

另外,“人”字类似的结构中的一捺,米芾一直有正捺反捺的写法。正捺基本如楷书。但一种正捺的写法,即下笔侧行,捺尽收笔有如刀截。这一捺法,在元符年以后方出现,大字如《自叙》、《虹县诗》的“人”、“是”、“久”,非常明显。在手札中,偶一为之,肥腴丰厚,如《贺铸帖》(1102)的两个“人”字,《清和帖》(1103)中的“久”字,《复官帖》(1104)中的“今”字,《业镜帖》(1103)中的“命”和《真酥》(1105)的“又”字,都是如此。《粮院帖》中“人”字,也是如此(图五)。

最后,一些非常偶然出现的长竖收笔:本当一垂直下的,却在末尾收笔向左,有时回环向上形成一个勾。这一写法,仅在崇宁以后出现,如《复官帖》(1104)的“举”字,《业镜帖》《晋纸帖》(1103)之“耳”字,《业镜帖》、《真酥帖》的“顿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非都是出现在行末尾为换行而作,如《复官帖》的“举”字在一行之首,《晋纸帖》之“耳”字在一行之中。这样的写法,在崇宁年之前,没有发现任何的字例。而《粮院帖》的“辩”字末竖,却是这一写法。

和芾参数一样,上述的单字图像的比较将《粮院帖》的书写时间界定在1102年左右,即以徐邦达的推定更为准确。这一系年,与《全集》对此贴内容的考证诠释并不矛盾,因为只要米芾为官,即必须要用历子领禄米。历子为粮院确认时而出现问题,不一定会只有一次,也并非每次都有“饿得欲死”的结果。故《蒙教帖》和《粮院帖》虽然都可能和禄米历子确认有关,却不必是同一事件。

《粮院帖》是属于仅依文意不能考定其书写时间的一例,其大致书写时间,只能通过书写特征进行判断,而“芾参数”无疑为其系年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线索。

同样不能依据帖文决定系年的,还有录入《全集》的《久别帖》(全集图版30,见图六,左)和《宠临帖》(全集图版31,见图六,中)。二帖《全集》都系于元佑七年(1092)。1092年的平均芾参数大于2,而《久别帖》芾参数为1.7,所对应的书写时间最早不过元佑九年(1094),至迟不过1099(元符二年)。《宠临帖》芾参数为1.4和1.6,平均为1.5,对应时间则在元符一、二年(1098-1099)左右。此二帖,具体场景,尚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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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左:《英光堂帖》之《久别帖》局部;中:《英光堂帖》之《宠临帖》局部。

3.2《裹鲊帖》

帖见《宝晋斋法帖》(图七),《全集》图版39:

《裹鲊》一卷奉纳。公所模遍寻不获。小儿宿同文,无处诘,必乱与人也。见追懊不已。此卷若要,愿却模一本见与可也。龙石献友晋。芾白。

《全集》考为致薛绍彭书,可从。今《宝晋斋法书》刻有王羲之《裹鲊帖》后有“绍彭”题名,故《裹鲊帖》曾经薛收藏。然“龙石献友晋”不知何指。《全集》中此帖系在元祐九年(1094)。“芾”字一,芾参数为1,系年当在元符末年(1100)以后,而非芾参数为2左右之元祐末年。《全集》又以米芾《宝晋英光集》之《送大朗应举》一诗为旁证,以“小儿宿同文”指米友仁二十岁时宿于同文院应举[15],亦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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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裹鲊帖》,见《宝晋斋法帖》。芾参数1,系年应在在1102以后。

按宋代举子应试,地点皆在贡院。“贡院”直到徽宗崇宁年间,并无定所。起初在尚书省礼部, 后来一度以武成王庙为贡院, 一度以开宝寺为贡院, 或以太学为贡院[16]。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四》有《普州贡院记》云“礼部之有贡院, 自唐开元始。国朝科举, 虽袭其旧, 而贡院或废或置, 至崇宁而有所定。”[17]

同文馆的功能,王应麟 《玉海·卷一百七十二》《熙宁同文馆》云: “在延秋坊,熙宁中置,以待高丽使。七年正月,以内臣掌之。”[18]同文馆正式成为试院,则在是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初立同文馆试”[19] 。同文馆北宋时被临时征用为试院,是在元祐二年(1087),有著名的《同文馆唱和诗》流传[20]。其年米友仁仅十三岁,是不符合应举条件的。所以“小儿宿同文”中,即使“同文”指同文馆,也应与米友仁应举无关。

从文意上推理,“小儿”虽可泛指米芾的任何一个儿子,但米芾信中的“宿同文”的“小儿”只能是一个。考虑米薛“世称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的亲密程度,米芾在写信时没有必要含糊其词,所用称谓,必是薛绍彭所理解的对某个儿子的特指。事实上,米芾其它信札提到他的儿子时,也都无模棱两可的情况。如崇宁二年(1103)《晋纸帖》云“老来失第三儿……大儿三十岁治家能干”,以排行区别二儿。又如上面的《送大郎应举》则称友仁为“大郎”。还有同年《私居帖》(《全集》图版130)云“小儿五日间忽然不见者”说的是友知的夭折,也无歧义。所以,“小儿”只能是指最小的儿子即米友知,而如果指米友仁,则当用“大儿”或“大郎”。

至于米友知为何“宿同文”和“同文”究竟何指,有待继续研究。

本帖摹刻用笔精准度不可猜测,而单字结构篇瘦高,确是米芾晚年书法的特征,和芾参数所界定的书写时间段是一致的。

3.3《久违帖》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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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久违帖》,见《绍兴帖》。

此帖见于《绍兴米帖》,收录于《全集》,图版59:

芾启。久违,每深景仰,驱驰在途,合干典谒,而股疮难垂足,或能解带下舟,得少占晤为幸。同官皆未参识,不敢屈下舟也。谨奉状。芾再拜。

曹宝麟疑为绍圣年间(1097-1098)赴涟水任时作,其时平均芾参数为1.5左右。然此帖其芾参数为1.25,芾字中横平直无曲折,也显系晚年书(见图一),书写时间当在元符末年至崇宁元年之间(1100-1102年)。

此帖的精确系年,在于“股疮”。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东坡从海外归来至真州,六月初见米芾于白沙东园。后东坡在金陵作水陆,米芾以足疾不能赴[21]。《宝晋英光集·卷二》中有《东坡居士做水陆于金山,相招,足疮不能往,作此以寄之》一诗,诗中有“足病不列诸方仙”一句。此处之“足疮”或即帖中所云“股疮”。以此,此帖当系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

米芾代笔人书迹的确认

4.1《衰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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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衰迟帖》,见《绍兴帖》。

《衰迟帖》见于《绍兴帖》(图九),录入《全集》图版79:

芾顿首再拜。知府资政左丞钧席。芾衰迟不偶者四十九矣。昨改一官,遂蒙甄收,仰怀至公。方公在政路,不敢数为问,每有勤企。即日偃藩多暇,钧体起居万福。芾辄以儿戏乱道碑二本上浼宗匠,伏乞垂恕,造易惶悚。向冷,伏望为宗社调兴寝。谨奉状,不宣。襄阳米芾顿首再拜。知府资政左丞钧席。

“芾衰迟不偶者四十九矣”,当在元符二年(1099)。《全集》指出是年六月米芾涟水满秩,旋改真州发运司,故帖云“昨改一官”。但是“知府資政左丞”难知为何人。又引徐松《宋宰輔編年錄》卷十“紹聖二年十月甲子,鄭雍罷尚書右丞。(王瑞來《校補》改正為左丞)字太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陳州”,身分虽合,但据《长编》“元符二年七月辛酉,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鄭雍卒”,而帖云向冷,已是秋节,故时间也有不合,或为消息不够便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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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衰迟帖》中部分单字的详细比较。

“芾”四出,平均芾参数为2.0,远大于当年(元符二年,1099年)的平均值及其前后一二年间的平均指数1.5。这是否是偶然情况?米芾帖中芾参数跳荡较大者有《乐兄帖》(绍圣三年,1095),其第一个芾字为1.38,第二个为1.75,其平均值1.58,其范围与其前后一二年仍然相牟。《衰迟帖》四个芾参数均远大于1.5,必非偶然。按照芾参数为2.0来推断,则其书写时间不能晚于1095年,其时米芾四十五岁,不可能 “衰迟不偶者四十九”。

《衰迟帖》落款时间与书风的不牟,还可从更详细的图像对比上看出来(图十)。

首先当然是“芾” 字的细节。如图十所示,《衰迟帖》四个“芾”,都与1091-1093年间的《闰月帖》、《弊邑帖》等写法一致,而与1097-1099年间《捕蝗帖》、《通判帖》、《葛忱帖》诸帖截然不同,其异同的重点,完全为芾参数所表征:即中横的相对长度,在《衰迟帖》中远比确知为元符年间诸帖为大。

此外,《衰迟帖》中一些偏旁的写法,无疑更接近于早期的写法。如“辶”,与改名之前的《蜀素帖》(元佑戊辰,1088)更近(图十),即末笔长捺基本以反捺的笔法书写。事实上,尽管米芾在“辶”的写法上穷极变态,新意迭出,但在芾参数小在1.5的中晚期,反捺 “辶”基本不再出现,如1098年的《捕蝗帖》和1099年的《德忱帖》,都是如此。

《衰迟帖》全帖章法如果在刻制中未被改变,也显生疏勉强,颇为稚嫩。

显然,“衰迟不偶者四十九年”之米芾于元符二年书写如元佑年间的米字,署名却似绍圣年间的款字,非常令人疑惑,非米芾手书,盖可定论。

那么这是否是后人向壁虚造的一件赝贴呢?一者,《衰老贴》从文词上推究,其内容,如“昨改一官,遂蒙甄收,仰怀至公”,“以儿戏乱道碑二本上浼宗匠”,皆非后人轻易能作伪。

二者,笔法结字上看,虽有南宋刘克庄 “米无楷字。盖行草易而楷难,故藏帖之家有赝米无赝蔡”[22]的评论,事实上,米书的笔法、结构的精密,并不比蔡襄楷书易仿。米书伪迹流传如《全集》所举(《天马赋》、《鹤林甘露帖》、《离骚经》、《林逋诗跋》等),则多是因为鉴者所见真迹和下真迹一等的复制品的机会极少。一些流传的名作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陈揽帖》,一经比照,真伪可判[23]。此帖单字,笔法结字都有根据,也难杜撰。

三者,字体年代的混乱也说明其不是后人临摹。临摹有所本,则字体不会自相矛盾。

所以,《衰迟帖》帖只可能为米芾口授而由左近之人代笔书写。

这一代笔人,很可能就是米芾的“能书儿”米友知。主要证据就是《海岳名言》中的“又幼儿友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谓友知也”及“小儿作草书,大段有意思。”[24]米友知崇宁二年(1104)去世,所以直到此时,米友知为父亲代书小简都是可能的。《衰迟帖》书于元符二年(1099),米友知十七岁,作字不能老成,章法字法生硬,不在意外。可能是因为米芾的指导而学乃父早年书,导致帖中书法风格与署年的自相矛盾。

或许有人问,给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信,为什么会让书法尚不完全成熟的儿子来代笔?考虑到上面许将所说的“每小简可使令嗣书”,估计收件人也曾经在某些场合下夸奖过米芾儿子的米芾儿子的书法,所以米芾不仅让儿子代笔,还“以儿戏乱道碑二本上浼宗匠”,炫耀儿子的书法外,更是投收信人的趣好。

此帖为米友仁代笔的可能性不高。一方面,米芾自夸“能书小儿”,未及友仁。且元符二年米友仁已经二十八岁,字体或不能似米芾,其笔墨章法当更加老练。当然米友仁好用羊毫,所遗传书迹也没有近于乃父者。《衰迟帖》虽然生疏,却是米味十足,当非米虎儿能办。

米芾的第二个儿子,基本没有参与米芾的书画活动。传说的“三米兰亭”,曹宝麟也推定为米芾、米友仁,米友知父子三人的合作。

4.2 《英光堂帖》中的《上记帖》

在讨论《上记帖》之前,我们注意到《衰迟帖》中一些字用笔相对突兀,特别是几个“文”部和类似的偏旁的字,“政”、“寝”、“敢”,其末笔的重捺正出的写法,都不甚妥帖。稍加统计,类似的字,共五出,而正捺重下者三例,占60%。笔者收集了从1091年起类似的字(图十一),包括“教”、“故”、“敬”、“致”、“仿”等共76字。其末笔一捺,多为各种姿态的反捺,正出者仅14字,占20%,且形态无一似《衰迟帖》者。这一形态的重捺,或许正是米友知学米芾早年书如《蜀素》、《苕溪》中的重捺而未臻老成的结果。

米芾小楷题跋(寻找米芾的代笔人)(15)

图十一、《衰迟帖》、《上记帖》中“文”旁及其他一些字的写法和米芾书迹的比较。

如果以这一“捺“的写法为米友知代笔书写的特点,则可以甄别出另外一件米友知的代笔信札。这就是《英光堂帖》中的《上记帖》(图十二):

十一月二十一日芾顿首上记,留守大资政丈钧座。私居乏人,数探伺,竟阻追攀大斾,此情惘惘。念蒙令弟拂拭而久与明甫游也,故自竭有以献。惟公宏恕其愚而矜其志之善也。愿公开懐以待天下之士,犹恐人人不自信,勿以泥涂之久懐,廷尉牓门之心,深闭固拒,以絶天下之士。愿以常情处人而躬行高世之事,忘恩怨,会通一致,出人意外,晏然为明主安一世之人,起治功,致太平。此为下识之所瞻望。中夜而兴,披衣呵笔草畧。死罪死罪。门吏米芾顿首再拜。

此帖仅凭书写内容无法纪年。帖中有两个芾字,芾参数为2.19和2.06,如按此系年,书写时间则指向元佑六年至九年(1091-1094)间,其中“芾”字横的波浪式行笔,也符合这段时间芾字的书写特征。

但是此帖的书写,与米芾所有的书迹都不一样,几乎逢捺必重,如开始数行中,“大”、“政”、“丈”、“追”、“攀”等字皆是(图十一)。大部分字都颇见稚嫩。第四行的草书“蒙”也是错字(图十一);第六行“遊”字一长捺,处理也突兀笨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的“正”部,《上记帖》的写法和《衰迟帖》的写法丝丝入扣(图十一),同出一手。同时,和《衰迟帖》一样,《上记帖》的单字之间笔意皆不相连属,颇见生疏。以此看来,《上记帖》与《衰迟帖》一样,同为米友知代笔,亦可无疑惑。

米芾小楷题跋(寻找米芾的代笔人)(16)

图十二、《英光堂帖》中之《上记帖》。

《上记帖》若为米友知所书,则也可以解释后面所刻米友仁题跋带来的困惑(图十二)。《上记帖》帖末行“門吏米芾頓首再拜”之上有“右简尺先”,次行云“友仁鉴定”,而随后才是“右简尺先臣芾真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全文二行,其中“右简尺先”及“友仁鉴定”皆是米友仁所书无疑。这一情况,清代收藏家吴云在题跋中说“意当日上石时误从他迹羼入此帖”显是误判。可能的解释,是《上记帖》为宋高宗收罗而至,交米友仁审定[25]。米友仁对小弟笔迹熟稔,心情自然不能如对父亲的真迹一样,一时疏忽在原贴上写错,造成此帖留存的现状。这也是元·汤垕《画论》中所记载米友仁敷衍高宗的一个例子。

宋高宗每搜访至书画,必命米友仁鉴定题跋,往往有一时附会迎合上意者。[26]

既为米友知代笔,则其书写当在崇宁二年(1104)之前数年。收信人 “留守大资政”的任职人数非常少[27]:“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在龙图阁之东序。……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适请遵先朝故事,定以员数。于是诏大学士置二员,学士三员”。而“留守”则“若河南、应天、大名府则兼留守司公事”[28],以三省六部官员和殿阁学士为主。“蒙令弟拂拭”,则收信人还有一位弟弟,似亦为高官。据此,则不难推断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谁。表二列出了元祐末至崇宁初任资政殿大学士的官员。

表二、元祐至崇宁间任资政殿大学士的官员

春官

留守

右丞

资政学士

资政大学士

吕惠卿

大名府

?<1085

1098,元符元年

升卿、和卿、谅卿

1085-1086,元丰八年-元佑元年[29]

1095-1101

绍圣二年-建中靖国元年[30]

韓維

开封、南京

韩绛,兄

韩缜,弟

1085-1095,元丰八年[31]-绍圣二年

张璪

大名府

1086,元佑元年

张璡

1092-1093,元佑七年-八年[32]

李清臣

河南府

1098,绍圣五年

大名府

1101,建中靖国元年

1083,元丰六年

1087,元佑二年

1097-1098,绍圣四年-元符元年[33]

1100-1101,元符三年-建中靖国元年[34]

黄履

应天府

1100[35]-1101

元符三年-建中靖国元年

史料对吕惠卿和韩忠彦[36]任“大资政”的记载有些矛盾。绍圣二年(1095),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记“以知大名府吕惠卿为资政殿大学士”,而《宋史》则记吕惠卿“绍圣中,复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此虽难定是非,以其前官“大学士”称之似无矛盾。关于韩忠彦,《长篇》载元符三年“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大名府”,而《宋史·列传七十一》则记“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或应以《宋史》为准。

同时,考虑《上记帖》与《衰迟帖》相近而更显稚嫩,则上限或可在绍圣年间。符合这一条件的大资政人选,就是吕惠卿,韩维,李清臣,和黄履,四人之中,唯吕惠卿史载有弟升卿[37]、和卿[38,谅卿[39],和韩维有弟韩缜。

从《上记帖》内容看来,米芾是得罪了收信人而后又极欲重修旧好。米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得罪人而又愿意折节重修旧好?《挥麈后录》记载了米芾在崇宁元年对曾布和蔡京的所行看风使舵之事云[40]。

建中初,曾文肃秉轴,与蔡元长兄弟为敌。有当时文士与文肃启,略曰:“扁舟去国,颂声惟在于曾门;策杖还朝,足迹不登于蔡氏。”明年,文肃南迁,元度当国,即更其语以献曰:“幅巾还朝,舆颂咸归于蔡氏;扁舟去国,片言不及于曾门。”士大夫不足养如此。原注:老亲云米元章。

以此为证,则米芾以书法为生,足以得罪人的也只有这一类顾此失彼行事,也可以此判断他所得罪的人一定是曾经在官场失势而重被任用者。这样也就排除了韩维作为收信人的可能性,因韩维直至元符年间入元祐党籍,并无真正政治上的失意。

吕惠卿虽入《宋史·奸臣传》,却是因文学才能最初为欧阳修所荐[41]。后为王安石大用为新法骨干。元祐四年为苏辙弹劾受贬,绍圣间哲宗亲政,复为启用。所以,《上记帖》收信只能是吕惠卿。米芾或在元祐四年前吕惠卿得意之时因为书法才能多受吕家兄弟交往并获关照,而在吕惠卿元祐四年受贬之后于语言上有所得罪于吕惠卿。绍圣二年,吕惠卿被重新启用后米芾意欲修复关系却不为吕所接受,故有此札。以吕惠卿的人品,不接受米芾的道歉,也非意外。

以吕惠卿为收信人,则推测米友知代笔书写此信,或可早至绍圣年间,其时米友知在十三至十五岁之间而已。以此,则《上记帖》中书法稚嫩,并“蒙”字之错写,也都可想见。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米友知能书的名声,比米芾所记的可能流传更早、更广。米芾让米友知代笔,自然也是有投吕氏所好并炫耀小儿子书法的意思。

最后,《群玉堂帖》有署为“书画博士”时所书《呈事帖》,小楷,为崇宁五年(1106)。“芾”字在帖末一出,所测得芾参数为1.68。而此段时间的芾参数平均值为1.2左右,甚为异常。观其“米”字,与崇宁壬午(1102)间的两件小楷(褚临《兰亭》和黄绢本《兰亭》跋)的写法也稍异:《呈事帖》最后的一捺为标准楷书写法,而两件《兰亭》跋中,皆为反捺。且《呈事帖》通篇字相比之下,也都稍见宽扁。此时米芾能书小儿米友知去世多年,或另有代笔人,或因是奏折书写特别用心而失其故步,尚待继续研究。

结论

本文通过对米芾签名的系量化统分析,建立了其署名特点随书写时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校正确定了一些米芾书迹的系年,并从书写特色和文献记载上确定新系年的可靠性。更从流传的米芾书迹中,确认了其书写系年和书写特色矛盾的《衰迟帖》可能为代笔人所书,而与《衰迟帖》书写特点接近的《上记帖》也可确认为同一代笔人所书。这一代笔人很有可能就是米芾的能书小儿米友知。如果这一结论成立,则似宋代名家中代笔现象可以确定的第一个案例。

从米芾的《海岳名言》的记载和对《上记帖》、《衰迟贴》的分析来看,米芾用米友知代笔的新信扎,都是写给当时的朝廷的顶级官僚,许将为门下侍郎,郑雍曾为左丞相,吕惠卿为资政殿大学士。一方面说明米友知的书法才能非同凡响且在书法圈内已小有名声,另一方面则表现出米芾以小儿的书法作为游世“利刃”,投人趣好的心态。

米芾小楷题跋(寻找米芾的代笔人)(17)

图十三、《群玉堂帖》中的《呈事帖》局部。

备注

[1] 清·翁方纲《奥雅堂丛书·米海岳年谱》,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382228&remap=gb。

[2] 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页69。

[3] 宋·米芾《海岳名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页360。

[4] 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荣宝斋,1992,页35。

[5] 杨春晓,米芾、米友知与《唐文皇哀册》,《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1期。

[6] 赵华,赵孟頫书画印考辩,《第三届中国书协兰亭论坛论文集》,中国艺术出版社,2014年。

[7] 李跃林,《宋苏轼书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辩伪,东方艺术,2009年第八期,页78-95。

[8] 李跃林,蘇軾的美學理念及王懿榮舊藏《蘇軾書滿庭芳詞帖》辯偽,書畫藝術學刊 2011年第十期,頁219-242。

[9] 李跃林,《功甫帖》和苏轼其他传世摹本的形态特色,中华书画家,2014年第三期,页135。

[10] 李跃林,观世界与观自在——张旭、怀素与黄庭坚大草书风的比照,荣宝斋,2016年第三期,页146-159。

[11] 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以下简称《全集》),页500。

[12]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录》,页353。

[13] 《全集》,页487。

[14] 《全集》,页487。

[15] 《全集》,页487。

[16] 刘海峰,贡院 千年科举的背影,《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 5期,页204。

[17] 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126697&remap=gb。

[18] 宋·王应麟,《玉海》,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45969&remap=gb。

[19] 《宋史·志第一百九·选举二》

[20] 吕肖奂:,元祐更化初 《同文馆唱和诗》考论,《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页1。

[21]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页1410。

[22]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蔡公书朝贤送行诗序》,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475641&remap=gb。

[23] 米芾款《陈揽帖》辨伪及作伪手法剖析,《书法》2017第2期。

[24] 按许将崇宁元年(1102)进官为门下侍郎,故米芾此语必在此后年或稍后。然米友知早逝,《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九》有一帖云:“能书第二儿二十岁化去,刳吾心肝。至今晧白之由也。癸未去国至今,二儿二女,老年何堪何堪。此处“第二儿”,曹宝麟在《全集》中考为“第三儿”之误。

[25] 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有相关的记载云“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用紫鸾鹊锦裱,紫駝尼里,楷光纸贉,次等簪顶玉轴。引首前后,用“内府图书”、“内殿书记”印,或有题跋,于缝上用“御府图籍”印,最后用“绍兴”印。并降付米友仁亲书审定,题于贉卷后”;又云“米芾书杂文简牍:用皂鸾绫裱,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蠲纸贉,象牙轴,用“内府书印”、“绍兴”印。并降付米友仁验定。”

[26]潘云告辑,《元代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页324。

[27] 《宋史·职官志》

[28] 《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职官考十七》

[29]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百五十六·仁宗元丰八年》: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为资政殿大学士;《长编·卷三百八十·哲宗元佑元年》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惠卿落职。

[30]《续资治通鉴·卷八四·哲宗绍圣元年》:甲戌,以知大名府吕惠卿为资政殿大学士;《宋史·卷471列傳230》:绍圣中,复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加观文殿学士、知延州;《续资治通鉴·卷八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三月,癸亥,以知杭州吕惠卿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

[31] 《长编·卷三百六十·仁宗元丰八年十月》:己卯,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长编·卷四百七十一·元佑七年三月》:知颍昌府、资政殿大学士韩维为太子少傅致仕。

[32] 《长编·卷四百七十六·元佑七年八月》:乙卯,知大名府、资政殿学士张璪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佑八年五月》:辛酉,资政殿大学士、右光禄大夫、知扬州张璪卒。

[33]《长编·卷四百九十三·绍圣五年十一月》:癸未,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成都;《长编·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资政殿大学士、右正议大夫、知河南府李清臣,……可特落资政殿大学士。

[34] 《长编·卷五百二十·元符三年正月:李清臣以资政殿大学士知真定府,除礼部尚书;《续资治通鉴·卷八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故资政殿大学士李清臣,夺职,追所赠官并例外所得恩例。

[35] 《长编卷五百二十元符三年正月》:黄履以右正议大夫知亳州,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

[36]《长编卷五百二十元符三年正月》;除忠彦等七人,忠彦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大名府;《宋史·列传七十一》: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

[37]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以馆阁校勘吕升卿、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升卿,惠卿弟也,素无学术。

[38] 《长编·卷三百七十九》注“谨按金部员外郎吕和卿,本惠卿之弟”

[39]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三省同奉旨叙复元祐党籍曾任宰臣、执政官刘挚等十一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十九人,文臣馀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选人吕谅卿等六十七人

[40]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41] “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欧阳修集·卷113·举惠卿充馆职札子》,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8716&remap=gb。

参考文献

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荣宝斋,1992年。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520633&remap=gb。

元·托克托《宋史》,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75976&remap=gb。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281087&remap=gb。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

启功等,《中国法帖全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

宋·冯端临,《文献通考》,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576035&remap=gb。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322750&remap=gb。

宋·米芾,《宝晋英光集》,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173628&remap=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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