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坚持读论语（为什么要读论语）

【冯天瑜，著名历史学家，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公元前6世纪先后的几百年间，东地中海沿岸、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的几大古文明，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精神飞跃时期。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将这一时期命名为“轴心时代”，也即人类精神枢轴形成的时代。

轴心时代的一个显在成果，便是先哲历经数代锻冶，构建观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文本，成为延传后世的经籍，笔者将其称为“文化元典”（参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堪称“元典”的论著略如下述——

• 希伯来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

• 古希腊的柏拉图《美诺篇》《巴门尼德篇》《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等群哲论著；

• 古印度的《吠陀》及承续其绪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由《经藏》《律藏》《论藏》组成的《佛典》；

• 中国先秦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诸书。

元典提供第一批原创性理念与范畴，构筑诸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家园。作为先民智慧的结晶、后人思想运行的基轴和腾跃的起跳板，元典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过程哲学创立者、英国科学哲学家怀特海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可见西方人对其元典的依凭。

中国哲人张载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夫之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将作为“往圣绝学”的元典（如“六经”）视作开辟“万世太平”的精神起点。

“六经”乃中华元典的基干，而“乐”本无经，传之后世的实为“五经”。“五经”是殷周王官的集体创作，流传数百载，由下移民间的晚周诸子（如孔子及门徒）修纂成册。春秋末年的孔子（前551—前479）并非《诗》《书》《礼》《易》《春秋》的著作者，而是整理者、阐述者，“述而不作”即此之谓。孔门再传弟子追记孔门师徒言行，成《论语》一书。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年，恰值“五经”编纂、集成的关键时段，也是诸子成书前夕，故《论语》上承“五经”，下启战国诸子。诸子书多与《论语》保有因缘关系：或者发扬其遗绪（如《孟子》《荀子》），或者与其展开辩难（如《庄子》《韩非子》）。因此，《论语》处于中华元典的枢纽位置，其着力阐发的仁学与礼学，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对于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发挥重大影响。

与印度元典、希伯来元典不同，《论语》“敬鬼神而远之”，宗教色彩淡薄，并且很少玄谈“性与天道”，不大正面言及哲学本体论、宇宙论，其探讨的多是平实的人生哲理，将“五经”要义包蕴于日用常行之中，论仁、论义、论礼、论智、论信、论孝悌、论君子，寓大道于人伦，自成一种非神文的人文思想统系，这是《论语》智慧的特色所在。通过《论语》的解读，能够加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认知，有助于把握其优长与缺失。

元典作为蕴藏着丰富文化基元的文本，预留无限宽阔的诠释空间，具有常释常新的潜能。一部《圣经》，其信徒读了两千多年，仍旧兴味盎然；《论语》亦是弦诵之声不绝千古，世世代代的人们在阅读间发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赞叹。

千百年来，《论语》的注解及诠释本多不胜举，今次张艳国君著《〈论语〉智慧赏析》，把握住中华元典的人文要义，并以新锐的现代意识观照，从人生哲学入手，旁及政治观、社会观、教育观，纲举而目张。

【本文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智慧赏析》一书的序言，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