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

鸟语花香的一座城,连竞争都分外“温柔”。

杭州的培训机构就像饭馆一样…只西湖一个区就有不少于3000家的机构。”在西湖区新星教育校长刘金龙眼里,杭州的教培市场是这样的。

这个评价看似夸张,实则不然。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1)

拱墅区新私塾教育创始人孙立明也印证了这一点:“培训机构挺密集的,尤其是学校周边。

那么,杭州培训机构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当地的大机构多吗?小机构的发展压力大不大?

下面请坐稳扶好,我们将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杭州。

资源不均、人口红利带“火”了教培市场

杭州培训机构的多,并非偶然。

根据猎聘网《2017年人岗争夺战及职场流动力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人才净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以11.21%的人才净流入率位居榜首。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2)

人口涌入并不是当代杭州的专利,早在南宋时期,它就迎来过移民潮的高峰期。

根据对自然人口增长率和历史档案的梳理,复旦大学吴松弟估算,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杭州的人口中,北方移民占比72.7%,有17万户左右。

孙立明也曾提到,900多万的杭州人口,能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外来人口。

大量外来人口的汇入,虽成全了各路文明的交汇融合,为杭州增添魅力,但一定程度上也对当地资源产生了冲击。

譬如教育资源。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3)

根据杭州政府网公布的2016年和2017年《杭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对比两个年份杭州教育资源统计不难发现,学校数量增长率跟不上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率,尤其是小学和初中阶段。

其中,小学阶段学校数量增长率是2.5%,学生增长率则是3.2%;初中阶段学生数量增长率约为0.8%,学生增长率却有4.1%。

不仅如此,数据还表明,杭州解决的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子女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位于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的小美书院校长胥小白,曾对余杭区的学校和生源进行过调研。

调研显示,良渚街道统计到的小学一年级适龄儿童共计1712人(其中符合条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640人),按每班40人计,入学缺口达24个班,也就相当于有960个学生没有学位。

除了人口流入引起的学位与生源的不平衡之外,杭州十大区的名校资源分配也是如此,犹以西湖区最为优越。

比如,10所重点公办小学中,就有5所在西湖区,分别是保俶塔实验学校、学军小学、求是小学、文三街小学和文一街小学,而民办重点小学也有3所。反观其他九个区,重点公办和民办小学加起来才有9所。

而且,杭州近两年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在呈上升趋势。

2016年和2017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人口出生率为11.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0‰,2017年人口出生率为12.5‰,自然增长率为7.4‰。

不断攀升的人口增长率,再加上二胎政策的开放,为培训机构带来更多的机遇。

所以,杭州培训行业火爆的原因也就明了了。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4)

原本的区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加上不断涌入的人口让教育资源更为失衡,以及人口红利,都为杭州教培的“破竹”赋了能。

“破竹之势”下,本土大机构能否保持本土优势?

在来杭州前,笔者也走访过洛阳等城市。

纵使原因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洛阳和杭州都存在教育资源不均这一现象。

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环境下,洛阳孕育了能够与新东方、学而思等这些外来大机构抗衡的本土大机构,比如,彩虹教育、欢乐教育。

那么,距离洛阳1千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本土大机构是不是也能如此“强势”?

答案是否定的。

据刘金龙介绍,杭州本地也有一些比较老牌儿的机构,像2000年建立的飞越教育、2007年成立的纳思教育等…飞越教育在杭州拥有5家直营校区,纳思教育截至目前有5、6家分校。

但跟新东方、学而思这样的外来大机构比起来,还稍显弱势。

它们2010年前后才进入杭州,但现在分校已经有十几家。”刘金龙估计,“学生数量以万为单位,营收恐怕也有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了。

不仅如此,胥小白还补充道,甚至余杭区的一家本土大机构(这里就不透露名字了)由于师资原因,校区规模一度从17家分校收缩到7家。

为什么杭州的本土大机构没能像西安的彩虹、欢乐教育那样,保持本土优势呢?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5)

这得从杭州的经济说起。

1999年,马云把阿里巴巴设在杭州。

它对杭州经济的带动,最直接的就是税收。

2015年浙江省省长李强曾在对阿里巴巴调研时透露,阿里巴巴平均每天纳税3000多万,对浙江贡献巨大。

阿里巴巴的落户,不仅给杭州带来了最先进的互联网思维,还带动了信息经济的发展。

2014—2015年杭州城市GDP数据显示,科技产业带动力呈上升势头:信息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由2014年的18%上升到2015年的23%。

不仅如此,杭州在2016年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021.18亿元,同比增长10.8%,增速居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其中信息经济占比达到24%,俨然成为其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6)

而在这之前,杭州属于典型的内生发展型城市,多是像丝绸类驰名商标---万事利、饮料巨头娃哈哈这样的传统行业。

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变,杭州有了更大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杭州在2017年取得了GDP再次破万亿、全国排名前十的成绩。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7)

经济增速,消费升级,家长对培训机构的需求不再局限在之前的“老师好”上。

现在的家长面对一年3—5万的教育投资是可以承担的,相对应的,也对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本土大机构的自身服务没能跟上家长逐渐升级的需求。比如,家校互动、黏性等问题。

比如,上城区的一家机构,到现在还保持着之前的传统,学生有课就来、下课就走,没有任何沟通情感的环节,而且一位在机构辅导近3年的学生家长表示几乎没有收到过学校的电话,每次交学费都是学生传达。

有近10年行业经验的刘金龙分析称,外来大机构有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可复制的师训体系、先进的招生打法,再配以价格战,这些是本土大机构目前无法抗衡的。

找准差异化道路,“办机构也没那么难,生活还算不错”

下城区光合教育校长王国华保守估算,“在杭州,6000家培训机构总是有的。

不过,在胥小白的机构里,晚上不排课,也不倡导加班,员工们的幸福感很强。

不是说本土大机构没能保持住本土优势吗?这些中小机构又是怎么生存的,而且还生活的很滋润?

其实,虽然外来大机构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却没有形成垄断局面。

在胥小白看来,杭州的培训市场竞争格局呈分散性。

大机构加起来的市场份额,估计能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刘金龙认为。

的确如此,老家是吉林的孙立明在杭州办机构也有6个年头了,他的感觉是:“办机构可以不断挑战自己,非常好玩儿。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不仅仅是源于好心态。

首先,外来大机构的进入虽然对本土机构产生了冲击,但是,随着它们在本地的不断拓展,逐渐培养了家长的培训意识。

除此之外,还开拓了更多的方向和班型,“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培优,现在我不仅明白了,还主要在做这一班型。”孙立明对这一点很有感慨。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8)

其次,各个机构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出路,打差异化。

2002年,随着黄金周出游潮流的兴起,全国各大景区纷纷涨价。

但杭州却反其道而行之,当年10月,西湖拆掉了围墙,取消了门票,成为全国唯一、也是第一个免门票的5A景区。

而这一举措不仅没让杭城的旅游业亏本,还让西湖周围形成了特色的商业圈,从而“弯道超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

跟杭州的发展一样,这些培训机构也纷纷趟出了适合自己的路。

来到孙立明的机构,你会发现有语文、数学培优班,唯独没有英语。“之前是有英语科目的,只是后来关掉了。

他解释,“我们周围有很多家做英语的大机构,而且杭州的英语领域切分比较细,有老牌大机构、在线口语、加盟等,跟他们比我的优势不明显,所以,干脆砍掉。

还有,虽然机构设有数学科目,但是他绕开了一些大机构“掐尖”、“补差”的学生群体,专门针对中等学生做培优。

余杭区胥小白的新模式,倒与孙立明的有几分相似。

他的机构也没有涉足小升初领域,专心做培优,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懂得借势公立校资源。

这个模式大体是机构凭借自己的教学实力,去跟公办校谈合作,把每个班级前几名学生输送到机构来,机构负责对学生进行定向培养,从而提高合作学校在区内官方赛事获奖率以获得荣誉,同时专业培训、规划讲座等帮助更多家长加入理想的中学赢得了口碑,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刚开始,也会有家长疑惑为什么学校要把我的孩子推荐到这个机构来,但是我们用结果说话。慢慢地口碑也就起来了。

胥小白回忆,“找公办校谈合作是非常难的事情,我当时专门做了一个商业规划书,把每一个环节都抠到最细,并且给每个参会的学校校长、管理层都彩打了一份以示重视。

以上是招生部分,而在招聘方面,刘金龙则颇有心得。

今年3月14日,刘金龙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新星教育与高校开展深度合作迈向新台阶!进入高校课堂教学,批量培养教育人才。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9)

是的,这就是他的招聘创新之路---走进高校课堂,即开设一门可以修学分的课程,供在校大学生研读。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该批大学生已具备教培从业者的基本素质,继而进入机构进行实习,最后双向选择,决定去留。

总之,孙立明绕开大机构、精准定位中等生,胥小白借势公立资源,以及刘金龙的培养式招聘模式,无不是杀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差异化道路。

最后,除了这些办学创新方法以外,中小机构生活的还算不错,这跟杭州的生活节奏,“温柔”基因有关。

杭州素有“宜居养老城”的美誉,鸟语花香、优美的自然环境,这让生活节奏也慢了下来,有工作也有生活。

迪迪龙三墩校校长王老师说,“在杭州,只要买了房,生活基本就没有多大压力。

目前,杭州的房价为平均每平米3、4万左右,非主城区也有2万的普通商品房,跟帝都、魔都比起来,踮踮脚还是可以够到的。

总之一句话,本土机构虽然没能享受到太多的主场优势,但是找准差异化道路的机构,在杭州依然可以滋润地生活。

差异化的背后,也存在着差异化问题

领略了杭州的“慢”和“柔”,反观经济发展,杭州跻身新一线城市,经济发展就像当地出租车司机开车那般风驰电掣。

但,一快一慢之间,也催生了一系列问题:

《2017年杭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年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5%,其中居住类价格上涨5.7%。

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的房价走势图如下,

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影响(对培训机构校长来说是不是天堂)(10)

房价涨了,租金也跟着涨,住宿成本提高,比如,八九十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之前租金每个月2000多,现在涨到5000多了。”滨江区新正教育创始人仝伟伟分析道,“这样一来,愿意留在杭州的年轻人会减少,我们的招聘就更难了。

而且,据孙立明介绍,他的机构自成立至今,基本上没有过市场行为,人数一直很难突破200人左右的瓶颈,上升乏力。

G20之后,杭州经济在全国排名也靠前了很多。相应的政策执行也偏严格一些。

也是由于这些政策的影响,让年前刚拿下、装修好校区的王老师左右为难:“按照新规,我们现在这个300平的校区显然不合规,是继续扩大还是放弃这个点也是左右为难。

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就像采访结束王老师说的那样:“本着对学生和家长负责,还是必须把机构办下去,并且做大,做正规,不能放弃。

在杭州,尽管人口不断涌入、外来大机构发展很好,但是本土中小机构们通过走差异化的路,丝毫没有示弱。

虽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杭州精神赋予他们的创新和包容,依然能帮让他们重拾信心、办好机构,最难能可贵的是,还能把日子过得舒坦。

如果把杭州的教培市场比喻成西湖,外来大机构是远处刮来的一阵阵风,本土机构是湖边的植物,那么,纵使风荡起层层波澜,湖边的植物依旧能受到西湖的哺育和庇护。

这种幸福感,唯独天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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