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起云泳趣谈眼镜）

近视是长期用眼过度导致的眼科疾病，我国有史以来有记载的第一位近视患者是“眼如望羊”的周文王，东汉经学家刘熙在《释名》中解释“望羊”就是“远视茫茫”的意思，远一点就看不见。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提到欧阳修“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可见近视度数之深。隋代太医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把近视称为“目茫茫”或“目不能远视”，并认为“夫目不能远视者，由目为肝之外候，腑脏之精华，若劳伤腑脏，肝气不足，兼受风邪，使精华之气衰弱，故不能远视”，即近视是因为肝脏受损而导致的，这种解释可谓是让人脑洞大开。

南宋收藏家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说“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老年人眼花看不清小字，将“叆叇”放在眼前则字清晰放大数倍。明代文学家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说“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信明。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人皆不识，举以问余。余曰，此叆叇也”，这说明“叆叇”就是眼镜。只不过在明代眼镜的制作工艺繁复，价格昂贵到惊人地步，一副眼镜的价格几乎与一匹马差不多，普通人还真用不起。

明代崇祯年间苏州工匠孙云球利用机械原理发明镜片研磨机“牵陀车”，改进天然水晶石磨制镜片技术，可以制作出各种光度的镜片，满足近视人群的需要，孙云球所著的《镜史》对推动眼镜制作技术进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经过孙云球的技术革新后，眼镜价格直线下降。清初学者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眼镜“顺治以后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

清代康熙年间眼镜的制作与销售在北京、广州、苏州等地蓬勃兴起，眼镜被人们广泛使用，在苏州甚至出现专门生产眼镜的手工作坊。清代文学家李行南在《申江竹枝词》中说“少年不尽风流态，理聪斜窥红粉妆”，描写了江南一带年轻人以戴眼镜为时髦，结婚时新娘用有色眼镜遮掩羞容。

197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清代湖广总督毕沅墓中出土一副折叠式水晶眼镜，这是我国第一次考古发掘出土眼镜的实物资料。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水晶辛寒，无毒……安心明目，去赤眼，熨热肿，摩翳碍”，所以我国古代眼镜的镜片都是用天然水晶手工磨制而成，戴上后对眼睛有清凉作用。据清代学者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记载，清代眼镜的深浅标度是根据子丑寅卯十二地支来划分的。

戴眼镜的雍正

雍正皇帝是清代诸帝中少有的眼镜“发烧友”。雍正皇帝年少时酷爱读书，登基后更是“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引自清·昭槤《啸亭杂录》），在位13年批阅的奏折、部本、通本有30万件，留下批注字数超过1000万字，书读得多了、奏折批得多了，眼睛也就近视了，就不得不佩戴眼镜。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常备的各种眼镜达35副之多。

雍正皇帝对眼镜的镜片、镜框的选择与设计，都要亲自过目，具体指导，镜片的材质主要有水晶、墨晶、茶晶、玻璃，镜框的材质主要是象牙或玳瑁，镜腿的材质主要是青铜，从材质的选择到设计的款式都要求是最好的。比如，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初二日郎中保德奉旨“按12个时辰，做近视眼镜2副。再，哪个时辰看得多的，重做6副”。十月二十日郎中保德又奉怡亲王允祥传谕“将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每样多做几副，俱要上好的”。十月初五日由郎中保德将这批做好的眼镜进呈御前。又比如，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初十日奏事太监刘玉传旨“照朕用的眼镜，再做10副”（引自《清实录·雍正实录》）。

雍正皇帝把这些眼镜随处安放，每到一地，随手可取，在皇宫与圆明园、甚至在銮轿中，都放有专门的御用眼镜，而且这些眼镜根据雍正皇帝中的要求分别按照年龄、时辰来制作的，所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眼镜有30岁眼镜、40岁眼镜以及50岁眼镜等，而且每副眼镜上还标识有时辰，由此可知在不同年龄、不同时辰雍正皇帝佩戴的眼镜竟然是不同的。

当然，眼镜这种好东西，雍正皇帝不可能一个人独享，所以除了自己使用眼镜外，雍正皇帝还经常把眼镜赏赐给大臣，就连身边的小侍卫都有机会得到雍正皇帝赏赐的眼镜。或许对于雍正皇帝而言，眼镜不仅具有实用性，更有装饰性，佩戴眼镜就是引领清代的时尚潮流。

雍正用过的眼镜

可是，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皇帝却对眼镜极为抵触，甚至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还写了一首名为《拒绝眼镜》的御制诗，“器有眼镜者，用助日昏备。或以水晶成，或以玻璃制。玻璃云害眼，水晶则无弊。水晶贵艰得，玻璃贱易致。老年所必须，佩察秋毫细。然我厌其为，至今未一试。挥毫抚笺际，原可蝇头字。抑更有进焉，挈矩具精义。赖彼做斯明，斯明已有蔽。敬告后来人，吾言直深思”。

可惜任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末代皇帝溥仪却是一个高度近视患者，不得不一辈子与眼镜为伴。所以对于新鲜事物，无论是雍正皇帝还是乾隆皇帝，无论是喜欢还是反对，实用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