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山阴路小辰光饼干（小辰光的弄堂时光）

老弄堂虽然又破又旧，却有忘不掉的记忆

小辰光——老弄堂里的记忆

作者：沈东生

老早，“弄堂"是上海独有的地域文化，上海弄堂的类型交关多，高级点的地段，象思南路，新华路一带，老底子的上海人讲起来，属于“上只角”。

“上只角”，有蛮多花园洋房的弄堂，独栋的洋房，落地钢窗，打蜡地板，带壁炉，大客厅里大理石落地，盘旋的大楼梯，水晶大吊灯，音乐一响，就可以“嘭嚓嚓”。朝花园的门一开出去，就是一片碧绿的草坪，大樟树，遮天蔽日。屋里基本要用好几个娘姨，这是有铜钿的大人家住的弄堂。

洋房的腔调

其次，要算新式里弄房的弄堂、新式弄堂房相当于现在的联排别墅，虽然也是落地钢窗，打蜡地板，也有壁炉，不过就没有大客厅，盘旋大楼梯了，当然没有大花园，门口只有一个小院子，围墙围牢，摆点盆栽，装饰装饰。里厢住的人家一般来头也不小，老早住得起这种房子的人家起吗是“洋行”里的买办或者老板的后代，屋里一般都是有两个铜钿的。

新式里弄房还是蛮有派头的

再蹩脚点的，就是石库门的弄堂，石库门房子，天井一进去，左厢房，右厢房，客堂间，前楼、后楼，亭子间，还有晒台……一家人家住住，应该蛮海威的。不过后来弄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就没有卖相了。有的后来干脆成了贫民弄堂了。

石库门房子变成了贫民弄堂

以上这些弄堂以外，还有一种不上品的弄堂：出入自建房和简易出租房构成的居民区的通道，上海人也称之为弄堂，照老底子的上海人讲法，叫着“下只角”弄堂，弄堂一般又破又旧，钆的要命，住的大多是并不富裕的人家。我小时候就住在这样的弄堂里。

长长的弄堂只有一盏灯

我家的这条弄堂，虽然不长，但在儿时的记忆里却似乎蛮长的。弄堂的一边是我小学母校的围墙，灰突突的一长溜。另一边是商务印书馆印刷车间的围墙，长长的围墙只有一扇铁门，平时里面就很安静，下班后，更是悄无声息了，天一黑，只剩下铁门上方一盏不太亮的灯开着。这盏灯成了这条弄堂唯一的照明，昏暗的灯光把弄堂照得更显幽暗深长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怕我们兄弟野在外面闯祸，就吓唬我们说：弄堂里有妖怪，天一黑就要捉小孩。于是夜幕一降临，看见黑黢黢的弄堂，我们就早早躲进了家里。以至于我读小学的辰光，但凡学校晚上有活动，回家成了一桩心事，常常要在弄堂口蓄势屏气，然后鼓足勇气，一口气跑过弄堂，到了家门口，就拼命敲门，门一开，直到窜进家门，才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样一来母亲在管理上倒省心了好多。

顺着弄堂走到底，有一间大门朝着弄堂口，全木结构的房子，里面住的是鲍先生，这位鲍先生，我们这一辈人都没见到过。

听大人们讲，鲍先生在解放前是白相人，解放后就坐牢了。我问母亲：什么是白相人？母亲压低声音说：白相人就是现在的流氓，就是坏分子。我点头表示知道了。不过，流氓究竟是啥东西，其实我还是不清爽，只晓得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不知为什么，鲍先生晓得自己要坐牢，就和老婆离婚了。大人们说：鲍先生是为了不连累老婆。

现在，房子里住的就是鲍先生的老婆。尽管离婚了，大人们暗地里还都叫她白相人嫂嫂。但不能让她听见的。啥人胆敢当面叫她，她肯定要板面孔。

鲍先生的老婆是宁波人，说一口宁波话，嗓门又特别大，只要一说话，一弄堂都是她的宁波腔，所以大人们都叫她"宁波女人"。她也乐意接受，于是她姓啥名谁，就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宁波女人长得高大壮实，面目可憎，平时很少有笑脸。她的家是楼上楼下，地方蛮大的。平日里，她却不愿呆在家里，喜欢坐在门口的竹椅子上，面朝弄堂口，一边纳鞋底，一边和过往的邻居打招呼。一旦有个陌生人进弄堂，宁波女人的嗓门就变大了："喂，寻啥人？"如果真是坏人，一看见宁波女人可憎的面孔，牛高马大的身胚，一定会退却的。

弄堂里的小囡也都害怕宁波女人的淫威。小囡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人们用鬼怪吓唬的把戏慢慢失效了，都想溜出弄堂去玩，但是，都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凡有哪个小囡想自说自话溜出弄堂去。还没溜到弄堂口，宁波女人就一嗓子吼过来了："小驹头，回来。"只见宁波女人本来就可憎的面孔上，两条眉毛竖着，眼睛瞪得滚圆，盯着你。如果有啥人敢犟头倔脑，接下去就要向父母告状了。于是，再调皮大胆的孩小囡，哪怕心里恨得痒痒的，也只好乖乖地朝回走。有时实在恨得不行了，就会愤愤地叫一声："白相人嫂嫂。"。夜里回家，准会遭到父亲或母亲的一记头挞，还搭上一句骂："小赤佬，作死啊！"这时宁波女人反而笑了："莫打，莫打，小人嘛……"宁波女人不笑也罢，一笑起来反而更怕人，于是小孩都躲她远远的。

不过有一次，宁波女人竟然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可让孩子们足实幸灾乐祸了一把。

其实事情原本和宁波女人倒也没啥关系。是我家对门汪家好婆的儿子，名叫阿宝，年纪不小了，虽然在出口公司做生活，人的相貌也不错。但就是找不到女朋友。年龄一天天大起来，汪家好婆整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千辛万苦，办法想尽，总算有了转机，毛脚媳妇第一次要上门，阿宝到车站去接，阴差阳错地没接上，小姑娘询着地址，自己走进弄堂里来了，小姑娘戴副眼镜，清清爽爽，清清秀秀。但是，刚走进弄堂，被宁波女人看见了，见是个陌生人。习惯了，提高嗓门就问：寻啥人。小姑娘心里还在抱怨男朋友没接自己，边走边生闷气。压根没听见询问。宁波女人的嗓门变胖了：喂，寻啥人。小姑娘这下听见了，而且如雷灌耳，还有一张面目可憎的脸凑到了眼前，真有点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朝弄堂外走。正好被在车站扑空后赶回来的阿宝看见了，赶紧拦住小姑娘。小姑娘一见阿宝，害怕、委屈、郁闷顿时化成一腔泪水哗哗地流，作状抽身要走。阿宝哪里肯放。一时扭在了一起。弄堂里的孩子本来就无所事事，闲得无聊，有热闹事，呼啦啦都来了，围起了一大圈。不知谁说了句：噶梁（上海话对戴眼镜的人不太尊重的称呼）哭了，一时间孩子们都呼应起来，成了齐唰唰的朗读："噶梁哭了……噶梁哭了……"小姑娘哪能受得了，一抹泪，一甩手，真走了。

等汪家阿婆闻声赶来，已难挽大局。从此再也没见这个小姑娘来过。汪家好婆又不好和孩子们一般见识，于是就和宁波女人扛上了，跑到宁波女人面前，指着宁波女人的鼻子，狠狠地说："侬只白相人嫂嫂，不是个东西……"宁波女人一听、噌的一下从竹椅子上弹了起来，脸色铁青："侬再讲一句！"

汪家好婆已经到了鸡飞蛋打的境遇，豁出去了："哼，还想打人啊。和侬男人一票货色，坐牢的胚子。"

围观的小囡们都盼着一场大战快点开始。然而宁波女人却噎住了，半天不语，眼圈红了，眼里含起了泪水。

围观的小囡们立刻有了报复的快感，个个高兴得不得了，蹦着，跳着，唱着："一息哭、一息笑，两只眼睛开大炮……宁波女人强忍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终于哗哗地滚落了下来。小囡们更加起劲了："落雨喽，打烊喽……"宁波女人猛地转身朝屋里跑去，狠狠地甩上了大门。

小囡们开心了，以为从今往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到马路上去玩了。没有料到，宁波女人真有点不长记性，没几天又重新坐在了门口。

大人们还说，有宁波女人坐着，弄堂里安全多了，出门都不用上锁了。于是，宁波女人又有打不完的招呼。问不完的"寻啥人"。有吼不停的"小驹头，回来。"还有纳不完的鞋底：大的小的，宽的窄的，厚的薄的，样样都有。

弄堂里的妈妈们都愿意花个一毛几分钱，买一双回去，做个鞋帮，往上一上。就是一双新布鞋。弄堂里的小囡都是穿着这样的布鞋长大的，宁波女人当然就靠坐在门口纳鞋底卖钱过生活的。苦的是我们一帮孩子，又被管得死死的。

在外人看来，我家的弄堂，走到宁波女人的家门口好像已经到底了，其实只要朝右转一个弯，便豁然开朗，可见一片空地。空地四周是一大圈高低不齐，新旧混搭的自建住房，住着好多人家，光小囡聚在一起，就有黑压压的一片。

空地中央有一幢两开间的平房，就是我的家。听大人们说，这房子解放前是一个小营造商自己住的，平房四周还围着一圈墙篱笆，以示和穷人的区别，后来营造商可能发了，住好房子去了。这房子就三块钱一个月租给了我家，等我懂事时，墙篱笆早不见踪影，只剩下高低不齐、残缺不全的竹片子插在地上，竹片子所以一直被保留着，是因为一到出太阳的日子，竹片子上成了晒鞋子的好地方，上面套满了尺寸大小不等，颜色琳琅满目的布鞋，错落有致，成了一道风景线。所有这些布鞋，和宁波女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到晒鞋子的日子，宁波女人就会出现，这里看看，那里望望，还时常用手在这双鞋上丈量丈量，又在那双鞋上比划比划。像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后来我终于发现了她的计谋，她特别关心那些露底破帮的布鞋，丈量后，纳好鞋底，给各家各户送去，话讲得好听得不得了："张家姆妈，侬小囡脚头重，我纳了双厚点的鞋底，牢一点""黄家好婆，你女儿两只脚着地不匀，我一只鞋底用细帆布做衬里，一只鞋底用普通布做衬里，会好一点，""喔唷，李家爷叔，侬鞋子后跟移得快来，我帮侬后跟做了硬衬。"说得大人们眉开眼笑的。"哦哟，钞票嘛，莫讲莫讲……"最后大人们还是把钱塞进了宁波女人的兜里。我告诉大人们，这一切都是宁波女人的计谋，你们上当了。可惜，我们小囡的话，大人们是从来不听的，而且每逢谁家包馄饨，做汤圆还会给宁波女人送去一碗。我早看透了，宁波女人门槛最精。

有一天，弄堂里出了件稀奇事，晒鞋子的竹片子上套着一双"回力牌"白球鞋，鹤立鸡群，特别醒目，孩子们羡慕死了，围着白球鞋，指指点点，唧唧嚓嚓说个没完，李家的小三子还伸手去摸摸，刚刷的白粉上留下一个手指印。

鞋子的主人隔着窗户看见了，噌的一下窜了过来，是阿强哥，出名的浑小子，一旦你不小心打碎他家的一块玻璃，他会一夜间敲光你家所有的玻璃，连大人都让他三分，此刻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看啥看？""手印都上去。""一双球鞋五块钱，赔的起吗？”

哇！五块钱一双白球鞋！当我们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时，小三子已经被阿强哥打了一记记重重的头挞，又推开人群，收走了白跑鞋，小囡们的脸上顿时写满了失望和恼怒。齐刷刷地叫起来："阿强哥小气鬼，阿强哥坏分子……"这还了得？坏分子能随便叫的？阿强哥转身扑了过来，阿强哥毕竟是初中生，长得和大人差不多高了，刹那间，孩子们一片鸟散状，我跑得慢了一步，被阿强哥一把抓住，一巴掌打得我撕心裂肺的痛，他一脸得意，打道回府了。我则恨得咬牙切齿，三辈子记恨。我忍住了哭，发誓要报仇。

当白球鞋又出现在竹片上晒太阳时，机会来了，我一看四周没人，立马把早准备好的一瓶黑墨水，结结实实地淋到了一只白跑鞋上，刹那间白球鞋变成了黑球鞋——解恨。

可惜还没来得及淋另一只鞋，一个凶狠的声音扑了过来："小驹头，讨打啊！"

不好，我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跑，跑出空地，跑进墙角，见没人追来，才敢喘着粗气探出墙角往回看去。完了，是宁波女人，还在朝我看着，宁波女人最爱告状，铁定要陪鞋了。

一双白跑鞋五块钱，顶一家人一星期的饭菜钱。这一顿打蜕层皮还不够。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还好小脑子还算能开窍，立马想出了办法：无毒不丈夫，干脆把责任全都推到宁波女人身上。我一骨碌翻身起来，跑回家，在作业本上撕下一张内页，认认真真写上："我把球鞋弄脏了，我赔你。"落款是"宁波女人"，想想太抬举宁波女人了，赶紧划掉"宁波女人"几个字。落款改成"白相人嫂嫂"。左看右看，满意极了。心想，只要阿强哥看到纸条，管保宁波女人吃不了兜着走。

探头看看，空地上没人，我一溜烟跑到晒鞋子的地方，用木夹子把纸条夹到了已经染黑的白跑鞋上，朝四周扫了一圈，没见人影，大功告成，赶紧跑回家，趴在窗口，准备看场好戏。万万没想到是，出现在球鞋旁的不是阿强哥，而是宁波女，而且把球鞋和纸条一起收走了。完蛋了，把柄都落到宁波女人手里了，我顿觉天昏地转起来……

我怏怏地去了学校上课，心里七上八下的，好像是个等着判刑的犯人，老师上的什么课，压根儿一字没听进去。

好容易熬到下课，刚到家门口，就听见父亲和母亲说话的声音，父亲从来没有那么早回家过，可见事情的严重性，看来要挨"双打"了。我想轻轻推开门，蹑手蹑脚地溜过厨房躲进房间再说， 不料母亲已经听到了动静："小寿星回来啦。"母亲的声音告诉我：宁波女人还没来得及告状。

"看看，给你买什么了。"父亲说。

哇！大蛋糕，我小时候有大蛋糕吃，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我十岁生日，在上海，十岁生日是个大事件，怪不得父亲也提前回来了。可是，达摩剑悬在头上，大蛋糕的味道我压根儿没吃出来，光看见弟弟们疯抢疯吃，满嘴满脸都沾着奶油。

怕鬼偏见鬼，早上上学，一出门，就见阿强哥。我想装作没看见，赶紧低头快走。一声吼："站住"。我的心一抖。他已经站在了我面前。他一抬腿。我本能地往后跳去。"怕什么，给你看新跑鞋"果真是一双崭新的白跑鞋"宁波女人赔给我的""真的？""骗你是小狗"怎么回事？我有点懵。但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再走过宁波女人的家门口时，我突然有一种愧见宁波女人的感觉。偏偏宁波女人依旧坐在门口，而且正朝我招手 ：小驹，过来。我一眼看到了她手里拿着的黑球鞋和我写的纸条。我的心一紧，怯怯地朝宁波女人走去，心怦怦直跳。还没站定就想哭，脱口儿出："阿姨，我错了。""嗳"。没想到，宁波女人夸张的应着，脸上漾起了笑容："莫讲了、莫讲了，阿姨也犯过大错，不犯了就好，不犯了就好。"她抚摸着我的头，满脸的慈祥，有点语无伦次地说着。"跑鞋拿着，告诉侬姆妈，是宁波阿姨送的。"我捧着被宁波女人整成漂亮的黑跑鞋，真的哭了。"莫哭，上学去。"

我走了，走出好远，回头望去，宁波女人又坐在竹椅子上，依旧认真地纳着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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