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身合球后可以走一步吗（郭昌）

本文作者郭昌系山东省济南市人

近日读报，发现仍有不少读者纠结于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笔者不才，无力对历史作系统的阐述，在此只能鹦鹉学舌，就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这一指导思想的发展脉络再做一次梳理，希望能从中有所发现。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是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愚意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巜校邠庐抗议》57页）？此刻，晚清已海禁大开，英洁联军兵燹北京，火烧圆明园。做为一个想救国救民的有志之士，冯氏提出的此一主张无凝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其也在文中明确指出，“夫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务”。从中可以看出其指导思想和魏源早期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如出一辙。此后，到1895年，暑名南溪赘叟的人（孙毓桂）在巜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学为体”这一概念。其文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前中外使聘往来交涉等事，西学固为当务之急。然专讲西学者住往见异思迁，食用起居，渐染西习，遂至见弃士林。皆由鲜中学以为根柢之故。凡为弟子幼学壮行，皆当深明此义。…（《万国公报文选》333页）次年，礼部尚孙家鼎在其巜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有备者，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于中学。此是立学之宗旨…（《孙家鼎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295页）。而到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时，其随着地位的升迁已由之前的清流派到洋务汦又变成了逆历史潮流的顽固派。到此时，洋务派的改革己进行了6O多年，也是到了完败之时。此时，新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当那些洋务改革派正如群盲相遇于道而争吵不休的时候，我们旳近邻日本己脱胎换骨成为东方霸主。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正是看到中日差距如此之大才要求朝廷改弦更张。面对维新派的讨伐，张之洞在巜劝学篇》中反击到：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佑，必有与立。……今日之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巜劝学篇》4页，5页，22页）。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既是到如此危急之关头，诸如张之洞之辈依然是抱残守缺，心存侥幸。在此，我们应注意一个细节：孙家鼎在讲"中体西用之前还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舍已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术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甚至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还说：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冋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诸如此类，实在是梦中呓语。

其实，对于所谓的“中体西用”论，多年前大清驻英公使郭嵩焘早已说得明白：观其（李鸿章等洋务派）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于本源处尚未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味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裕是也。……郭氏把晚清大局也看得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上下之情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习。其还亳不客气的指出中国的固疾：君骄臣谄，俗敝民顽。我们要学西方的，绝不但是其“用”，更重要的是其“体”。为此，郭氏在伦敦的日记中说到：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制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笑。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任劳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凝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李斯之言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圣人之治民于德，德有盛衰，天下遂之于治乱，德者，专于已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于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近。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巜郭嵩意：伦敦与巴黎日记》627页

而在其介绍西方的议会制度时，郭氏更是毫不掩饰其赞美态度：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燕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防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不得安其位。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成以风俗。其民人周旋，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国家设立科条，尤务禁欺去伪。自幼受学，即以此立之程，使践履一归诚实。而又严为刑禁，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朝廷又一公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论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己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华所聚，良有由然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434页……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考求学问以为富强之基，亦在明季，后于法兰西、日尓曼诸国。创立机器，备物制用，实在乾隆以后。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尓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余年适得其反，能辨者鲜矣！（《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407页）……

如此郭氏之议论，放之今日，仍可为空谷足音，亦可颠覆我辈之认知了。只是开明之如此人，却早已被国人打到地犾去了。我大清又馬有不败之理？笔者再举一例，可知改革步履在中国是何等之艰难：

1871年，英商怡和洋行拟修建一条自上海到吴淞的铁路，鉴于国人的反对，他们用瞒天过海的手段，总共13公里铁路，历经5年始才贯通，之后不久，有一中国士兵被火车轧死，本一简单交通事故，遂升级为外交风波，甚至最后两国不惜一战。最后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斡旋下，由中方花25.8万两白银收购，后由沈宝桢执意拆除，而其间通车不过一年之余。这就是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的命运。当时远在伦敦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到：赫德之弟自爱尔兰至，枉过一谈，语及吴淞铁路，言若竞毁弃，外部德尓比必盖怀轻视中国之心，…幼丹（沈宝桢）日怀赵孟朝不谋夕之心，又乐委顺时论而据之以为名。两次寓书陈论，不一回报，其志决矣，无可斡旋。鄙人亦唯有设法求退一义而已，其他无可言者。（巜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333页）…巜伊茀宁斯丹得》新报痛诋沈幼丹毁弃吴淞铁路，谓其名与希腊珥纳多斯塔特斯同垂不朽，而以番达尓（野蛮人）称之，洋人谓之苗顽也。沈幼丹此事，实不能解其所谓。相距万里之远，虽有毁骂，不见不闻，固可泰然自得，独难为奉使居此地者耳！…而幼丹一意毁弃铁路，致中国永无振兴之望。…（《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428页）

呜呼！哀哉！如此之国家，又如何能走上健康科学发展的道路呢？又如何能取得成功呢？柏杨先生在其巜中国人史纲》中曾对洋务派的改革作出总结：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生芽，即令生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令人沮丧。柏杨先生讲的"酱缸文化”，君可知否？

是以吾“再谈中体西用”之赘论。

2020年1月26日

[晚清官员郭嵩焘简介]

郭嵩焘（1818年—1891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咸丰四年（1854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佐曾国藩幕。光绪元年（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