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的随处大治是什么感悟（仲长统的天命观）

通常来说，历史观指的是人对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总体的看法。

在历史观这一视角下，所应该着重观照的，是“社会”“人”这样的观念。一个人的历史观由于涉及到他对于历史的审视与评判，自然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可以依此看出其对于过往历史的态度，并据此推测其对于现实或是未来的社会和人的期望与理想，即他所期望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社会。

就仲长统而言，历史观在他整个思想中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仲长统的历史观被称为循环论的历史观，因为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大体上是一种治乱周复，并且乱世越来越长，治世越来越短。侯外庐先生将其形容为“乱-小乱-大乱”的循环论历史观。

仲长统对于这一点的论述是依据对于以往历史的总结、立足于王朝的存亡的分析展开的，实际上是他对于政权更替历史问题的思考。

仲长统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成了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乱世之中群雄豪杰角智斗力，待到智穷力竭之时，“形不堪复伉，埶不足复校”，新的君主就产生了。

但当初与之争夺天下的那些人有的曾是其长辈，有的是其同侪，或是与其有着纠葛龃龉。如此，他们哪里愿意安心一辈子就做一个臣子呢？仲长统认为社会历史的开端就是这样在“乱”中产生，并且自建立时就有着一定的不稳定因素。

• 第二个阶段是继体之时，社会安定的阶段。

天下归心，人民安居乐业，豪杰们也没有了再与君主争锋的意思。此时即使是下愚之才继任君主也可以“恩同天地，威侔鬼神”。

• 第三个阶段是“大乱”之时。到了这一阶段，君主看到天下不敢违背自己，就自以为如同天地一样不能灭亡，便开始奔其私嗜，骋其邪欲。最终造就了天下大乱的局面。自此，存亡迭代，治乱周复。

可以看到，这几乎就是对于汉代历史的总结叙述，整个对于历史周复的看法都是围绕政治与社会来论述的。

首先通过武力征服旧的政权，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权。其次政权建立巩固之后，到达了一个安定的阶段，先王已经为后代子孙们铺垫好了一切，此时即使君主是下愚之才，也没有人可以对抗他。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时，政权已经因为君臣的荒淫而走向衰亡了。

从乱到治，统治者面对的是一个刚刚经历了连年战乱向平稳安定的社会转向的过程。经历了豪杰们逐鹿问鼎，此时的社会应该是诸多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正是百废待兴之时。统治者需要做的必然是让人民休养生息以恢复社会的正常生产，一如汉初施行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

当人民得到了休息，民心得到了安定之时，统治者的地位也就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形成了天下归心的局面。此时即使统治者是下愚之材也无人能够撼动其统治地位，因为“民心定矣”。而从治到大乱的原因，仲长统则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分析，但也不难看出，这四个方面几乎就是汉末政府所亲身面对的问题。

首先是上层统治者不行人事，下愚之君经过了“治”的年代，没有明白之所以安定统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开始胡作非为，只想满足自己的个人私欲。而仲长统之所以将王朝将衰的主要原因认为君主，是因为君主沉溺于个人私欲，荒废政务，这与他所主张的政治治理的关键要素——尽人事相违背。

其他三个因素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例如汉代政治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外戚宦官掌权，从而胡作非为引起社会极大动荡这一问题，仲长统认为也是因为统治者亲近小人，宠信后宫，才使得外戚宦官有机可乘。

有意思的是，从此也可以看出仲长统已经意识到君主使用权力与外戚宦官使用或者说攫取权力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将天下比作庖厨、牢豚，那么君主应该是能够正确地使用它们的人，应该让这庖厨、牢豚处于安定、平稳的状态，这是君主拥有权力、掌握政治的根本目的。外戚宦官则不同，他们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掌握权力，给自己或自己的家族攫取利益。

因此，事实上他们并不关心庖厨、牢豚本身的安全与稳定，让他们执掌了政治权力岂非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这就是外戚宦官掌权后全然不顾社会的安定胡作非为的本质。仲长统通过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分析得很透彻了。

另外两个因素分别是外族入侵和起义革命。中原因为种种原因混乱不堪时，四方的少数民族纷纷侵扰背叛，边疆问题也是汉末的一个大问题。政治的混乱造成了社会的极大不稳定，国境内各种大小起义不断，原来被养育哺乳的子民们，现在却都已经成为饮血仇敌了。

仲长统从这四个方面来解释汉末大乱的原因，大致上已经囊括了汉末政府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也难怪侯外庐先生称其为汉代的最后清算者。至此，仲长统说：存亡以之迭代，治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循环论的历史观了。

既然如此，一定还有一个“大乱-乱”的阶段以完成这个循环。仲长统没有确切的叙述这个阶段，但是我们可以依据前面表现出来的思想特质来进行合理的推测，以补完这个循环。

这一阶段表现为由末代王朝的内忧外患，将灭未灭到王朝彻底灭亡，群雄逐鹿，争夺天下，建立新的政权。之所以将其称为从大乱到乱的转变，则是因为仲长统的历史观的另一个要素，也就是仲长统看待历史的主观态度。

仲长统历数了春秋、战国、秦、汉的乱世之苦，又结合他当时亲眼所见的惨烈而又空旷的现实景象，得出的结论是历史越是往后发展就越来越可怕，祸乱就愈发地严重。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历史周复仲长统持这样的悲观态度了，尽管历史是循环的，有乱的时候也有治的时候，但乱世却越来越长，治世越来越短，这让他看不到希望。

汉代史观是董仲舒出的三统说，三统以“白”、“赤”、“黑”标记朝代的确立。

在董仲舒看来政权建立的合法性来源乃是天命，所以当新的政权建立时，必须进行改正朔这样的一个活动，以表现天命已经发生了转移。三统说是一个丰富、庞大的理论，是汉代思想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但是当时移运徙，汉政权摇摇欲坠的汉末时，士人们会开始对汉代一直以来施行的政策、推行的思想进行批判，欲从中找到大厦将倾的原因。

在历史观的问题上，仲长统的思想与汉代通行的思想既有着极大的不同，也有着一定的相同。我们可以通过对两者异同的辨析一窥汉末士人们对于汉代思想的态度以及他们自身的思想特征。

仲长统的历史观与三统说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目的，三统说的根本目的还是彰显政权的正当性，也就是王者乃受命于天，而非受之于人。王者受命建立新政权后需要进行改朔这样一个标志性的行动，新的政权必须在很多方面区别于旧政权。

一方面宣示新的朝代到来，昭示王权天授的神圣性、权威性，另一方面则是“变易民心，革其耳目”，起到归化民心，教化民众的作用。而对于仲长统而言，讨论这一点必须结合到他的天命观，也就是仲长统不认为天命所归是政权建立的根本条件，新政权的产生是豪杰们角智斗力、自然淘汰的结果。

如果说三统说的最终目的在于给汉政权的建立增添神秘化的依据，那么仲长统无疑是有针对性地破除了这种神秘化的依据。而两者与其说有相同点，倒不如说在很多方面仲长统也有对于三统说的继承与发扬。

例如两种历史观形式上其实都是循环论，以及仲长统对于政教有着与汉代思想一脉相承的重视。仲长统将不同的历史阶段总结为“乱、治、大乱”的循环，认为政治权力转移的历史就是这样周复的，他其实是立足于对既有历史的总结，发现以往社会历史的演进大抵如此。

三统说在形式上也是循环论，不同只在于其立足于阴阳学说，以“黑、白、赤”三种颜色作为朝代确立的象征，黑统、白统、赤统也是循环进行统治的。同为循环论的历史观，仲长统以“乱、治、大乱”来看待历史发展，乱与治都是带有评价性质的词语，可以说他的这种看法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同时他还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延续几乎就是每况日下的，乱世越来越长，治世越来越短。这与三统说以颜色建统，不带有个人主观性的看法就有很大区别了。

综观两种历史观，其实不难看出三统说要比仲长统循环论的历史观涵盖范围更广，理论更加完备。这也不难理解，三统说是需要作为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思想而存在的，本身就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而仲长统出的这种循环论的历史观只是作为纯粹的思想表达，虽然有大概的框架，可以自圆其说，但总没有三统说那样面面俱到。

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为什么还要说仲长统循环论的历史观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呢？

仲长统坚定地站在“人”的立场上，重视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总结以往历史的经验，对五德终始与三统继运两大汉代主流的政权更替理论进行了诸多辨析与批判。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说，这本身恐怕就是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