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磊获奖完整版(八月对我是一种病)

张大磊获奖完整版(八月对我是一种病)(1)

题记:张大磊,男,1982年生,导演,处女作是《八月》。这起点不低,今年的第53届台湾金马奖上,《八月》爆冷拿下最佳影片,嘉宾宣布获奖时,张大磊毫无准备,嘴里还嚼着一块口香糖。

对张大磊而言,他希望观众看到的《八月》是场白日梦。

2008年,张大磊从国外念完大学回内蒙,回家第一件事,是去姥姥家吃饭。

那时,姥姥已经80多岁,腿脚不好,瘫痪在床。张大磊对这个熟悉的地方暂且还有点陌生,有点手足无措,就愣在房间里,看着他母亲用一个小勺子,一勺一勺给老人喂饭。

在那瞬间,他好像突然听到模糊的音乐,还有火车鸣笛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就像他小时候听过的一样。

那一瞬间,他和过去有了联系。

1994年夏天,姥姥的母亲也同样卧病在床,上小学的张大磊愣在房间里,看着姥姥扶着她母亲的背,一勺一勺把搅成糊的饭喂到老人嘴里。

时隔十四年,恍若隔世。这简直像做了一场白日梦了,由此,他决心拍一部电影。

对张大磊而言,他希望观众看到的《八月》是场白日梦。

电影里也真的有一场,男主角是个12岁的小男孩,他总是梦到大人杀羊,从羊肚子里掏出柔软的小石子。

这是关于家乡的梦。在他理解“籍贯”这个词之前,一直对家乡存在某种幻想。他的父辈们家乡在河北蓟县,现在归天津管辖,是个农村,他从没回去过。但他总梦到太阳很烈,地面发白,在河边有好多长辈们围着,他是一个小孩,就站在人堆前头,看一个人为了迎接他而杀羊。

2012年,《八月》剧本的第一稿完成。最初,他给电影取名为《昙花》,因为1994年,他母亲在院子里养过一株昙花,那年好开了10朵。昙花一现,但开起来真的好看,正如他白日梦里的90年代,美好,浪漫,短暂。

2017年,《八月》上映。接受采访时,张大磊对我说《八月》对他而言,其实是一种病。患病之后,他必须拍出来,把这个病去掉,才能继续去做后面的事。

张大磊获奖完整版(八月对我是一种病)(2)

《八月》的主人公是一个12岁的小少年,名叫晓雷。在晓雷小升初毕业的那个暑假,制片厂改制,工人下岗,小孩百无聊赖,大人心乱如麻——这其实就是张大磊的童年,他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大院里长大。

1994年之前,电影大都由这些国企制片厂拍摄。除内蒙之外,还有北影、峨影、西安电影制片厂等等,在当时都很有名。国家给一些指标,比如一年拍几部,电影人们就像工人们一样,按着指标完成任务。

张大磊爸爸是剪辑师,家就在制片厂集体家属楼,这楼名为赫鲁晓夫,一听有苏联血统,其实方方正正,是标准的中国制造。

那时制片厂也算国企,有一条龙服务,大院里除了家属楼,还有幼儿园,食堂,电影院,花园,运动场等等。跟普通国企比较不同的是,制片厂里四处都是废胶片,院里挖了一个非常大的坑,跟垃圾坑一样,用来烧胶片。

张大磊记得,胶片在这里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某些可爱的角色。

比如住户们会拿废胶片做门帘,小孩子们拿着胶片玩,有时候他们把冲印好的胶片泡在水里,看着它变色;有时也把胶片缠成一个卷,从中间拉出来,做成一根棍子模样互相打闹。那时候还有很多附近的人来院里捡胶片,因为冲洗用了含银的成分,他们会捡一大筐,拿回去提取里面的银。

制片厂电影院每天都会放电影,不要钱,免费看。可以这么说,实在没事儿干的小孩才去看电影,有事干的小孩都去干别的,打游戏之类。对于这里,电影是常态,实在没地方去了,就去电影院待会儿。

电影有时是外面正在上映的,有时候是拿过来翻译或审查的内参片(当时的内参片大都是欧洲电影、艺术电影),张大磊第一次看库布里克,就是在制片厂里。不只是看,拍摄和生产电影,他小时候也都见过。拍戏的时候,演员就住在院里,摄影棚也是开放的,能溜进去围观。

但小时候哪懂这些?电影看不懂,拍是更不懂,只跟着家长去凑热闹罢了。大了再回想,人生里要做什么事,也许冥冥中就有安排了。

张大磊获奖完整版(八月对我是一种病)(3)

跟电影里一样,现实中张大磊的父亲也是个剪辑师。他喜欢电影,往宽了说,喜欢几乎所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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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片厂的年代,得到片源并不容易,不像现在盗版DVD遍地,那时只能靠录像带。每次父亲或者他的朋友拿到了片源,就带到张大磊家做翻录。翻录是需要时间的,他们便一边翻录,一边看,一边讨论。张大磊偶尔站在旁边听,听不懂,大概有些印象。

我问起时,他记起四年级有一次旁听,他们讨论的是张艺谋的《菊豆》,那时父亲刚成为剪辑师不久。

最初进厂的时候,他本来被分到录音车间,剪辑是后来才接触到的。父亲很喜欢,便开始在家自学,也没人教,靠的是一套录像带:那是非常老式的讲座,一个女讲师穿着中山装,站在一块老式绿色幕布前,讲什么是剪辑,什么是蒙太奇,父亲就摸出小本,边听边做笔记。

这是张大磊最佩服他的一点——父亲一直果断地决定着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在我看来,这大概也是父子最相似的一点。

电影里,晓雷没考上重点中学三中,张大磊则更甚,补习了一年才考上高中。在初中补习班,他第一次接触了摇滚乐,一发不可收拾。高一读了半年之后就辍学,和朋友组建GRUNGE风格摇滚乐队,并独立制作地下专辑。

很快,他发现自己对摇滚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了,决定换一个环境,正好碰到机会,进入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学习。要跟音乐保持距离,但是还是要学一些什么,就学了电影。

关于这对父子的果断,我总想起在某篇采访里看到的一件事:大一,张大磊坚相信好电影一定是先锋的、符号化的、天马行空的。老师让拍短片表现自己的心情,他就找一间四周墙壁都贴满海报的仓库,拿着小DV在地上打了四个滚。

张大磊获奖完整版(八月对我是一种病)(4)

张大磊看起来是个害羞的人。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不自觉用手挡住身体,叉着手,或是撑在前面。但他做事很生,《老炮儿》里讲说生瓜蛋子,就是这种“生”。

拍《八月》之前,张大磊用自己的钱、家里的钱,做了一个尝试性的短片。他没跟谁商量,就那么开拍了。父亲看到了他在做什么,很自然的支持他,从头到尾两个人也没提到钱的事。

真拍起来,钱是很大的问题。张大磊一直在找投资,一直也没找到。之前说《八月》是一种病,从2008年患上,到2015年夏天,这个病已经快到了晚期,没有别的办法,必须要治愈它。

父亲看到了这一点,他相信一个人的选择是有原因的,他不明白,但要尊重。他便开口说,用自己的钱拍吧,先拍完,治好了那就继续,如果治不好,再想想办法,也许做点别的什么。

张大磊和父亲,好像是不说话的。

他们都是电影工作者,但在一起不聊电影。张大磊说,父亲对《八月》一直很支持,那不是制片人对于导演的支持,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支持。就像电影里,父亲教儿子游泳,他站在泳池边说,“你要夹住双臂,记着,一定要使劲夹住,这样才不至于被潮水吞没。”

于是《八月》的拍摄完全是自掏腰包,家里的钱,自己的钱,朋友的钱。完成之后,张大磊感到自己病好了。

父子一起看过,也讲了一些感受,但最终的结果,就是互相尊重。

张大磊说,父亲对这部电影也许谈不上喜欢,两人各有各的美学态度和观念,而且除了电影工作者这个身份之外,他还是父亲,还要考虑到他的生存,考虑到生活的现实。

电影里,晓雷在父亲离开后,拍全家福时候虚抱住了他。正如《八月》片尾,出现一行字幕:“仅此片献给我们的父辈”。

在张大磊看来,他们真是比我们坚强,要顺应时代,要改变自己,还那么从容,每一分钟都在努力生活。

张大磊获奖完整版(八月对我是一种病)(5)

今年三月,《八月》的取景地,张大磊长大的地方,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被夷为平地。制片厂从93、94年开始瓦解,职工发不出工资,拍电影要自己找投资,后来又经过改制,到现在终于彻底消失,连同父子俩前二三十年的生活一起。

如中电影里歌中唱到“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至此,《八月》又多了一层意义,留住好时光。

(采写/鸭子 摄像/海东 摄影/克里木 剪辑/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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