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汾阳历史上有汾州府吗（绛翼两县争晋都）

绛、翼释疑

《史记·晋世家》载：“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但“河汾之东”地域十分宽泛，它东向无止境，南北上千里，“方百里”的晋国在哪里呢？难怪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太原郡》中，将晋国错误地定在“晋阳县”。班固注曰：“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地叔虞，龙山在西北，有盐官，晋水所出，东入汾。”给人们造成了一度思想混乱。

绛县遗存的晋国遗址——大阴寺

本来，《晋世家》“翼，晋君都邑也”一句，已将晋国范围定格在翼城一带。可查阅史籍，翼城在历史上是个大县。《山西历史地名録》“翼城县”一栏称：“春秋时为晋都翼，亦曰绛。景公迁都新田后，称此为故绛。西汉时为绛县地，东汉时为绛邑县之翼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置北绛县”；《地名録》“曲沃县”一栏称：“春秋时为晋国曲沃邑，西汉为绛县地，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置曲沃县”；《地名録》“绛县”一栏称：“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置南绛县，隋恭帝时（617年）改为绛县。这些记载变相地告诉人们：北魏以前的“绛”或“翼”，其实是一个地区两个名称，它包含着“绛”、“翼”两地，称“绛”、称“翼”均可。此外还说明，“绛、翼”还包含着曲沃地区。是北魏太和十一年，太和十二年和太和十八年三次改制，将“绛翼”分成了翼城、绛县、曲沃三个县。只有厘清这段历史，理清这些关系，才能搞清楚古代“绛翼”的地理位置。唐国初封时，就封在这个“绛、翼”地区。

晋都名绛，一说是其南的山色似“绛”；另一说是因浍河一线的小平原，地势由东至西渐次降低，古代“降”同于“绛”，因此而名。

晋水还是绛水

《史记·晋世家》称：“唐叔子燮，是为晋侯”。说明是唐叔的儿子燮父，因唐国迁都于晋水旁，改唐为晋，才有晋国。那“晋水”在什么地方呢？

《山西历史地名録》称：“绛水出绛山，西北流于浍。绛水一名白水，一名沸水，出绛县之沸泉村。北流曲沃县之景明村，悬流奔壑而为沃泉。”《水经注》详细记载了浍水当时的水系：“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又西南与诸水合，谓之浍交。又有贺水，东出近川，西南至浍交入浍。又有高泉水，出东南近川，西北趣浍交注浍。又南，紫谷水东出白马山白马川，其水西于田川水合，水出东溪，西北至浍交入浍。”《水经注》描绘了一幅水乡泽国图，绛县像阡陌纵横的水网。在这里，浍水是绛、翼的一条河，而绛水则是浍水的一条支流。现在绛县水位下降，可不少泉水仍然川流不息，并与南面几个峪里的河水合流于浍交河，奔流十多里后流入浍河，形成“五水归宗”的水文奇观。绛县现在仍有如此密集的水系，说明古代时那里的泉水、河水很大。

绛县遗留的晋国遗址——绛水源头

关于河水起落变化的情况，还能举一实例：1938年2月27日，卫立煌率中央军撤出韩信岭阵地，原准备渡过汾河大桥，沿太风公路迅速南下，在侯马抢占有利地形，再打一场阻击战，为中央军撤向中条山争取时间。可是，因为日本飞机炸毁了汾河桥，延误了撤军时间，逾误了战机，致使侯马阻击战功败垂成。临汾二月份当属枯水季节，因为大桥被炸致使部队无法过汾河，可见当时的汾河水有多大。

还需说明的是，现在翼、绛方言的发音中，“晋、绛”二字都读为（jiang），古代交通闭塞，交流不多，方言读音更重。按田建文先生的说法，很可能是因古代“晋、绛”读音不准，使学者将翼绛的“绛水”与晋祠的“晋水”相混淆，进而使唐国始封地错了位。

纷纭的“晋都”

在纷纭众说的“晋都”中，除了考古证实的新田与天马外，还有唐城、赵康、南梁、古绛、曲沃等多种说法。

唐城说。《史记·晋世家》称：“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封叔虞于唐。”这里说唐是因乱而诛，叔虞可能是坐享其成。不修城池，不修宫殿，率领“职官五正”直接入住唐城。这个唐城在哪里呢？《山西历史地名録》说：“故地在翼城县西二十里，今称唐城村。”并引顾炎武《日知录》说：“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称“顾炎武说自然可信。”

赵康说。赵康古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南部较宽，周长约8480米，城内地形北高南低，形成层层台地，高差约为10米。有一条路自北墙城门外向南延伸千余米。城外有护城河遗迹，至城的右下角处向南汇成川，今称泰山沟。城墙遗址大体完好，北墙保存较好，南墙西段破坏较甚。东西二墙皆无城门痕迹。夯土中含有东周瓦片，有板瓦、筒瓦。《太平县志·都邑志》云：“献公九年，用士蔿谋，城聚都之，命曰绛。夏，士蔿城绛，以深其宫，太平晋基始此。”这里历史上称为“古晋城”，汉代为临汾县城。

南梁说。《翼城县志•城邑》载：“故翼城，周叔虞所都，在邑东南十五里故城村。《括地志》云：‘绛邑县东翼城者’。绛邑县即今翼治，而翼城即故城也。至子燮更国号曰‘晋’，又名晋城焉。方伯陈翼咏以诗。”即今南梁镇的故城村。1958年兴修农田水利时，在这里出土了一批较完整的春秋时的器物和夯土墙。

翼城遗留的古石刻——桐叶封唐

古绛说。穆侯迁于绛，相传在今翼城、绛县之间的车箱城。2008年，在曲沃县北董乡西堡村发现盗墓活动，曲沃文物局进行勘探并清理了几座被盗墓葬，确定这里是一个大型的春秋时期的墓地。北董一带位于浍河、黑河之间的高地，南临绛山，地势开阔、平坦，不失为建都的理想之地。古绛城因近于绛山而得名，大致应在这一地区内。

曲沃古城说。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于1960年对曲沃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1975年春天，又对古城城墙进行了钻探，发现分内城、外城两层，近似方形。两层南城墙早已被浍河冲毁，外层东城墙被日本飞机炸毁破坏，东北面被曲沃县城墙覆压。遗址下面是东周文化堆积层，出土了东周时期的瓦及鬲、豆、盆等残片。

尽管这五座城有的是晋国的边城或陪都，但在晋国历史上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都曾是晋国的主要城邑。这些城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均分布于汾浍之滨，除新田与曲沃古城在汾浍岸边外，其余五城均离近汾浍，远者距汾浍30里，近者仅十多里。不管晋国后来如何强大，如何称霸，但树有根，水有源，司马迁“唐在河汾之东”说法并不确切。经考古证实和多方考证，晋国源头的确切说法是在“汾浍之滨”。

原生态的晋文明

西亚的两河流域，是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它经历了人类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也见证了东西方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的交流、碰撞、冲突和融合。探析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对探寻原生态晋文明不无裨益。

两河流域在沙漠、丘陵、高山之间，中间是冲积平原与沼泽地带。起伏的地形滋生了多样化的生态资源：这里有大量可驯化的动植物，有一万年前就开创的早期农业。其文化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美人的六十进位制将圆分成360度，农历的使用，迦尔底亚人的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等。

两河流域的文明显示，原始农业之前，这里单凭采集每公顷就能获得1000公斤食用种子；该地区动物植物生态完整，三种麦类（大麦与两种小麦）提供碳水化合物；四种豆类（扁豆、豌豆、鹰嘴豆、苦巢菜）补充蛋白质；纤维植物亚麻可做衣服；山羊、绵羊、牛、猪更有多种用途。

翼城遗留的古石刻——铜封世家

古人使用着原始、简单的工具，温湿与半温湿地区通常只有少数灌木，用原始、简单的工具便能开垦出可供耕种的土地。人类文明的起源地大多发端于温湿与半温湿的河岔地区。

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对晋文化作了更高、更精准的定位：晋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坐标中，大约将2500年间的山西南部，从最初把“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名词发展成为北方（中原）一霸，占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近半。促成这个定位的基础是，从北方而来的千里汾河，与东方奔腾的浍河交汇于侯马西部，为这里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汾河与浍河的下游，形成湿地与沼泽地，成为富庶的冲积平原，成为原始农业的首垦之地。丰沛的汾浍二水，温湿的自然环境，使汾浍之滨成为晋人的粮仓，成为牛马的天然牧场。在天马遗址发掘的住房，多为地穴或半地穴式，营造十分简陋。很难将这些建筑与新田的豪华建筑相联系。晋人以汾浍之交为根据地，辛勤耕耘，精心治理，国家逐渐强大起来。向西发展的河西地区，向南发展到京畿附近，向东发展到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使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强国，成为称霸百余年的诸侯。

晋灵公修的灵公台，晋平公修的虒祁宫、通济桥，都曾经誉美史册，惊艳华夏。清光绪六年《续曲沃县志》载，“浍水桥，即晋平公与齐景公相会地，今名通济桥。”《说苑》对虒祁宫的描述是：“上可以发千兵，下可以陈钟鼓”。《韩非子》的描述是：“虒祁之台南面有郎门，有门垝（gui），其宫还有廊，其宫与廊上有瓦，有宫寝和室。”其雄姿伟貌，何等壮观！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文明是文化的高层次表现。晋人建筑的通济桥，精美绝伦的灵公台、虒祁宫，则成为晋国折服天下诸侯的资本，成为晋文明的杰作。汾浍交汇的几何坐标，自然也成为晋国地域的文明坐标，成为原生态晋文明的标志。（图片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通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