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看懂公文写作技巧（公文写作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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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资深笔杆子的写作心得。这位前辈，在文字领域耕耘多年，硬是凭着手中一支笔，一路从县级单位写到省直单位。这篇文章提出的文稿写作十大关系，是他实践经验的提纯，可谓公文写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人读来深受启发。大道至简，悟在天成。希望这篇文章能给广大笔友们有所启发、有所裨益。

浅谈文稿写作中的十大关系

屈指算来，在公文写作这天地里已摸爬滚打了20年，自己也从当年一个青涩的生手，成为一个外人所谓的“笔杆子”。五一假期，在重温毛泽东的经典著作《论十大关系》时，猛然顿悟：万事万物皆有规律，文稿写作也要处理好诸多关系。因此，特将自己的一些心得作以总结梳理，冒昧称之为文稿写作“十大关系”，还请笔友们不吝赐教。

1. “公”与“私”的关系

与文学作品“我手写我心”不同，机关文稿大都是“奉命之作”“命题作文”，本质功用是为机关代言、为领导代笔。这就要求，在文稿写作中，必须处理好代言与自言、无我与有我的关系，既要把握公文姓“公”这个特点，以“无我”的精神演好代言人角色，学会站在机关和领导的角度去想问题，不能凭着自己的一孔之见拍脑袋、想当然，把写作当成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个人创作；又要学会“带着枷锁跳舞”，以“有我”的追求，在确保政治方向、主旨观点、原则方法正确的前提下，尽量在表述方法上守正出新，力求写出有个性特点、有独特风格、有自身特色的文稿，从而实现“公”与“私”的有机融合、完美统一。

2. “天”与“地”的关系

能否做到“不离上级谱，唱活地方戏”，是衡量文稿有没有没实用价值的标尺。好的文稿必定是“顶天立地”，既能“接天线”又能“接地气”，高能高得上去，落能落得下来。归结起来就一句话：“站在山顶看问题，立在田埂找办法”。具体而言，就是文稿阐述的思想、表述的观点、陈述的理念，必须符合党的理论、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上级决策部署，不跑偏走向、荒腔走板，犯政治性、方向性、原则性错误；文稿提出的目标、确定的任务、制定的措施，必须切合地方和单位实际，可操作，能落地。如果套话很多，口号很响，但让人看了后仍摸不着头脑、抓不住重点，这样的文稿就是样子货，中看不中用。

3. “形”与“神”的关系

“形”与“神”，常指书画作品的形态和神韵。好的作品，必定是神形兼备。引申到写作中来，“形”就是文稿呈现的形式，是外在的、表象的、具体的、可见的；“神”就是文稿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隐含的。好的文稿既脉络清晰、结构精当、体例匀称、逻辑严密，从形式有美感，又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寓意深远，带给人以启示，引发人以思考。写文章，最重要也最难的是出思想，也就是形成独到的创见。就文稿写作而言，思想为王、形式为辅是基本原则，就是讲形式但不能拘泥于形式，切忌只在追求形式华美上刻意渲染、过度雕琢，而忽视对思想的升华和提炼。否则，即使文稿花团锦簇，也难以触动人、感染人。

4. “事”与“理”的关系

古人讲，文以载道，其意是说写文章重在阐明道理、教化人心。对机关文稿来说，说事论理是其本质特点。要从“事”的论述升华到“理”的阐释，让人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切忌“事”长“理”短、事”单“理”薄。因此，在文稿写作中，必须坚持“事”为“理”叙、“理”从“事”析，“叙事”和“析理”相照应，不能浅层次地就事论事、见子打子，只是简单地铺陈事实、堆砌素材，而不作分析、不作归纳、不作提炼。这样的文稿，充其量是工作的“记录本”和“流水账”，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就是以“事”析“理”、融“理”于“事”的典范之作。

5. “质”与“文”的关系

“质”与“文”的关系，实质是文稿表述方式的朴实与华丽问题。孔子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意是说，如果质朴超过了文饰就显得粗野，如果文饰超过了质朴就显得虚浮，只有质朴和文饰相杂适中，才会文质彬彬。用语准确、表述平实、文字简约、风格庄重，是机关文稿语言的基本特点，但并不是说不能使用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运用辞格与语言的庄重、平实并不矛盾，恰当地使用修辞手法能使文稿的语意生机勃勃、灵动飞扬。现在有些文稿之所以语言呆板僵化、枯燥无味，究其因就是不注意辞格艺术的运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运用修辞手法要十分谨慎，那些生编硬造的对偶、牵强附会的比喻、不伦不类的排比，都是写作中的大忌。

6. “主”与“次”的关系

文稿如同一颗树，要有主干，有分枝，有花叶，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写作中，最忌讳主次不分、大小颠倒，爷爷孙子乱了辈分。在我看来，文稿写作的要领，关键在于处理好观点与素材、标题与内容的关系，把段与段、层与层、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捋顺了、摆平了。通俗地说，就是“大标题要管住小标题，小标题要管住具体内容”，不能文不对题、旁逸斜出。在具体写作中，应以主题为红线，把与主题关系大的内容写得具体些、详尽些，把与主题关联不大的内容写得概括些、简略些，切忌不分主次、平均用力，这样不仅不利于突出主题，甚至会淹没主题。还有一个需要十分注意的问题，就是要根据需要和内容划分段落，而且一个段落只说明一层意思，不能把几层意思硬挤在一起，同时段落不能分得太细，本来只有一层意思，硬分成几段，搞得七零八散、支离破碎。

7. “虚”与“实”的关系

好的文章，通常虚实结合，有骨头有肉。现实中常会看到两个极端，一个是写得太实，通篇只是摆事实、谈工作，干巴巴、直棱棱、冷冰冰；另一个是写得太虚，从头到尾都在翻来覆去讲道理、谈认识，看到底就是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要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根据自己的经验，有两个窍门：一个是把“虚”写“实”，在讲形势、写意义、谈认识的时候，不能鹦鹉学舌，原封不动地照本宣科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应尽可能列举本地本单位实例人和事，使之更加具体化、可视化；另一个是把“实”写“虚”，就是写到具体工作、办法措施时，学会用理性认识、理念观点等“虚”的东西把“实”的干货带出来， 让人不仅知道“干什么”，更明白“为什么干”。

8. “繁”与“简”的关系

《菜根谭》里说：“文章做到极致，无有他奇，只是恰好。”文稿篇幅的长短、层次的繁简、容量的大小，没有严格的法度，必须根据选题来确定。党代会、全委会和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稿相对篇幅长一些、层次多一些、容量大一些，而其他类的文稿就相当简一些。但不管怎么说，“简为文章尽境”却是千古不易之理。正如一棵树，枝枝蔓蔓越少，越容易凸显主干，越能够展现风骨。写文章也一样，层次越简单意思就越明了，表述就越有力。因此，文稿写作中应删繁就简，在满足功用的前提下，尽量把结构往简单地弄，把层次往简明地理，把文字往简洁地写，力求行文清清爽爽、文字干干净净。当然，“繁“和“简”是相对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刻意地简单压缩，硬生生地把不该删的删掉。

9. “新”与“旧”的关系

从认识论上讲，“新”和“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是“旧”的发展，“旧”是“新”的基础。拿文稿写作来说，“新”和“旧”就是一个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对很多从事文字工作人而言，创造全新的东西并非易事，这与写作者的哲学素养、思维层次、实践阅历、生活积累、行文功力都有关系，非高手而莫能为。但常规的文稿，没有必要刻意在创新上花费过多心思和精力。因为，这类公文大都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和套路，完全可以改头换面、嫁枝接穗，往“旧瓶”里装“新酒”，把老调弹出意，让老树发出新芽。当然，这是一种取巧的方法。但真正要写出能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颤的高水准文稿，还得在思想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创新求变，力求“每有制述多用新事，益以文采妙绝当时”，但绝不能为出新而出新，甚至为了语出惊人而剑走偏锋、生造词句。

10. “深”与“浅”的关系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王梦奎先生认为，“文章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也最难。没有对所论事物的深入认识做不到‘深入’，没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不可能‘浅出’。”就文稿写作来说，能用鲜活生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深刻的道理阐述出来，这就是高水平。现实中，很多文稿的“社论调”“学生腔”“夫子气”严重，要么蹈高临虚、大而无当，要么堆砌辞藻、铺排浮华，要么故作高深、晦涩难懂，使人望而生厌，难以听得进、记得住、传得开。这就启示我们，在文稿写作中，应学会使用沾露水、带土味的生活化语言，变“官方话”为“乡土话”、“书面语”为“口头话”，尽可能深入浅出地说事论理，让文稿更有可读性、趣味性，更有吸引力、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