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如何觉醒的（觉醒年代中陈独秀不修边幅的形象）

刚刚掀起收视热潮的年度央视大戏《觉醒年代》已经落下帷幕，豆瓣评分高达9.3。剧中的历史人物群像生动丰满，而这最好看的人物，当属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很多观众看过之后感叹，剧中的仲甫先生颠覆了历史教科书中陈独秀的印象。毕竟我们了解到的独秀先生是这样的：

而在片中：画风是这样的：

剧中陈独秀这样的设置，其实也有出处。

1934年王森然先生出版的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中写到陈独秀：陈独秀先生本来是旧时代的子弟，少年时就名声在外，言辞犀利冷峻，且喜欢独断专制，性格狂狷不能包容他人，旁人也难以包容他。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和章秋桐、良、谢晓石等人办《国民日报》时，和章秋桐蜗居在昌寿里的一栋偏楼上，两人共同执掌文笔，足不出户，不拘小节，不洗头不洗脸，没有衣服换洗了也不管。有一天早晨起来，章秋桐见陈独秀黑色上衣敞开着，胸口有星星点点的东西，密密麻麻不计其数。章秋桐惊骇问道：“你怎么了？”陈独秀先生自己看了一眼，平静答道：“虱子罢了。”

《觉醒年代》中的编剧想必是知晓这则掌故，才设计了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陈独秀的形象。

1879年，陈独秀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他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他生活在一个家教严厉的家庭中，早期教育要好于一般的百姓。陈独秀很小就中了秀才。

1897年，他到南京参加分试，却名落孙山。在《实庵自传》中，陈独秀写到了自己南京应试的生活片段，文中描写了一位“今科必中”的先生，结尾处这样写道：“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般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十几年后的行动。”

这一次落第改变了他的思想，决定不再走科举之路。

坚持与旧世界切割，找寻那个明亮的中国之梦的理想已经在二十岁的陈独秀心中埋下了种子。像那个时代的很多文化巨擎，革命先辈一样东渡日本，找寻救国图存的真理。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头一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励志社”。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一次，清廷派官员到日本，励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五四运动中被打倒的两位民国政要)一班人争着当翻译，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遂和张继退出了励志社。

此后的时间，陈独秀辗转日本、家乡安庆和上海。

在老家安庆，他联合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励志社”。在日本，陈独秀又结识了留日学生中的激进人物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他们秘密集会，传播启蒙思想以开启民智，虽然经常受到清廷派驻日本公使馆的监督和斥责，但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

很快，陈独秀的大名在赴日留学的青年学子中名声鹊起。大家都知道在东京留学的有一位不修边幅、言辞犀利的仲甫先生。

经历了在日本留学的进步思潮的熏陶，以及和革命党人章士钊、黄兴等人的密切交往，陈独秀觉得时机已然成熟。他要启程回国，回到他们讨论的中心——中国。用笔杆子来唤醒民众，用科学和民主两杆大旗来指引民众。

带着这样的憧憬，他来到了当时的十里洋场，政治空气较为开放的上海。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就是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都是些新的面孔，气派也大异于别路人等。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时评政，非其旨也”。 风气为之一新。

1916年，自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更注重它的格调。

比如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品评。

《新青年》对域外文化思潮十分敏感，在引介上问题意识很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这对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

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已近中年，然而他所写的文字却毫无暮气。

在陈独秀的文章中，以革命为题的很多，有一些是击中要害的，其重要特点是将政治上、文化上、民风上的陋习一一点出。

其中《文学革命论》《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革命与作乱》《革命与制度》等，都锋芒毕露，绝无温良恭俭让的柔弱之气。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和评议》《偶像破坏论》等，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至引起激烈争论。

细看陈独秀的文章，逻辑前后有些凌乱，没有章太炎的丰满，也无胡适的缜密，和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沉郁深远的文字比，有些直白，过于裸露。

陈独秀不屑于写悠然自得、颓废黯然的文章。他的可爱在于，与旧的传统断然决裂，毫无精神上的留恋。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北大任文科学长。这一年，陈独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劝胡适归国；二是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当时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等。到了1918年，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欧阳予倩等人加入进来。

《新青年》为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搭建了一座很大的舞台，胡适趋之于前，鲁迅急行于后，陈独秀自己，则在前后间摇旗呐喊，成为众多仁人志士阐述启蒙思想，唤醒民众的前沿阵地。

在这里，中国旧学的陈腐东西崩塌了；而许多新观念、新思维，许多精神上的新题，都纷纷登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由此开始。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月刊刊登了近代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开了白话文学改良社会的序幕。

1919年5月4日，举世瞩目的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北平各高校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高举“废除二十一点”、“还我青岛”、“打到卖国贼”的横幅向北洋政府请愿，请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通敌卖国。一时间，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纷纷响应，积极声援。

青年爱国运动极大地宣传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可以说，五四运动如果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可知。陈独秀作为一名文化先驱的价值，在这场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此后，陈独秀领导创立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最高领导，又在重大的革命浪潮中遭受重大挫折，直至最后病死与塌上。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一生狂浪，风流倜傥，青年时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时创办《新青年》，执教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号令“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就干脆去创办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

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斗转星移之间，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

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神奇地结合在一起，实属罕见。

但这些都无损于他的伟大。在那样的革命岁月中，他的倔强、他的远见卓识就如同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炬，这只火炬指引着黑暗中艰难摸索的中国的出路。

山何苍苍，水何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中国出现了陈独秀这样伟大的人物，我们也应该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