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氏刻本高清图（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出版说明）

一、 宋廖氏世彩堂九经

廖莹中世彩堂九经刻于南宋理宗景定至度宗咸淳年间，凡《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左传》《论语》《孝经》《孟子》九种（1），均为经注附释文本。周密《志雅堂杂钞·书史》记其事云：

廖群玉诸书，则始于《开景福华编》...... 其后开九经，凡用十余本对定，各委本经人点对，又圈句读，极其精妙，皆以抚州单抄清江帋，造油烟墨印造，其装饰至以泥金为签，然或者惜其删略经注为可惜耳。②

廖氏九经乃据多种版本，经专家校勘、句读而成，刻印精美、装饰豪华。每卷末以篆文或八分字体刻“世彩廖氏刻梓家塾”木记，作长方、椭圆、亚字等形（3），与今存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相同，盖为廖氏刻书定式。至于“删略经注”的说法则不准确，廖氏删略者并非经注文字，而是陆德明《经典释文》（详后）。

廖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书前均有《凡例》，述编校体例。九经亦附《九经总例》，详辨诸本互异之处，分为《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凡七则。（4）《九经总例》原书虽亦不存，但其内容保存在元人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属于郑樵所说的“书有名亡实不亡”者。廖刻原无《公羊传》《谷梁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故《总例》未及。岳氏既增刻四书，又于《沿革例》卷末着明补刻原委，不与《总例》原文相乱。⑤

据《九经总例》所述，可概括出廖本九经的几个特点：

（一）广罗众本，精于校勘。《九经总例·书本》列所用版本二十三种，“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注文》《脱简》《考异》三则中列有例证。

（二）经注均加句读。自五代监本以来，官刻经书均无句读。建本始仿馆阁校书之式，添加圈点，但也仅及经文。廖本以前，仅有蜀中字本及兴国于氏本经文、注文皆加句读。廖本又在二本基础上加以修正，足资参考。

（三）节录音释，随音圈发。单经注本不附音释，《释文》自为一书，读者难于检寻。建本、蜀中本将《释文》散附注文之下，甚便翻阅，但又失于庞杂繁琐。故廖本仅节录《释文》难字音切（部分改为直音），释义、异文等多不取，极为简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附朱熹“文公音”（据《四书章句集注》）。对于多音字，在此字四角相应处加圈，以示平、上、去、入之别。

二、 元旴郡重刊廖氏九经及相台岳氏九经三传

廖莹中依附宋末权相贾似道。德祐元年（1275），贾氏事败，廖莹中仰药死，书板很快散落不存，元初已成罕见之本，今日则无一存者。幸而元代出现两种翻刻本（6），尚可藉以窥见廖本面貌。

一是旴郡刻本。现存《论语》《孟子》二种，毛氏汲古阁旧藏，后入内府，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天禄琳琅丛书》影印本及198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八行十八字，注文双行小字同，细黑口，四周双边，有书耳。版心上有写工名，下有刻工名。卷末木记刻“旴郡重刊廖氏善本”或“旴江重刊廖氏善本”，形状亦仿廖本作长方、椭圆、亚字、钟形等式。当时应是重刊廖氏九经及《总例》，时间在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之前。⑦

另一种则是更为著名的相台岳氏刻本。“此”相台岳氏“，前人皆以为南宋岳珂，经张政烺考证，始知乃元代荆谿（宜兴）岳浚。刊刻时间在大德（1297-1307）末年，卷末木记刻“相台岳氏刻梓荆谿家塾”。岳氏除翻刻廖本九经外，又增刻《公羊传》《谷梁传》，凡十一经，称为“九经三传”，另附《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改《九经总例》之名为《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内容仍存其旧，仅于卷前增改小引，卷末增《公羊谷梁传》《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三则。岳本与旴郡本的行款、版式完全一致，字体风格、木记样式近似，文字、句读及圈发几乎全同，可见两者均能忠实反映廖本原貌。⑧

岳本九经三传，现存者仅有《周易》（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周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残本）、《左传》（国图藏，卷十九、二十配他本;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残本）、《论语》（国图藏）、《孝经》（国图藏）、《孟子》（国图藏）六经。⑨

明代有翻刻岳本者，所刻经数不明，仅见《周礼》《左传》《孝经》三种，且非一家所刻。《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翻岳本《周礼》，行款、版式、字体均极似原本，版心刻工亦照刻，惟无木记为异。但校勘欠精，注文、音释多形似之误。（10）明翻本《左传》有两种：一为黑鱼尾，版心上方刻字数，中刻“秋×”及页码，下为刻工名，版式与岳本原本近似，惟刻工有别，国图藏岳本配补之卷十九、二十两卷即属此本。一为白鱼尾，版心刻“左传卷×”及页码，无字数及刻工名，与原本不同，最易识别，静嘉堂藏岳本配补卷即属于此本。明翻本《孝经》为白口，四周双边，卷末有“汤仁甫刻字”一行。⑪

三、 清乾隆武英殿仿刻相台岳氏五经

相台岳氏九经三传中，乾隆内府旧藏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孝经》《孟子》八种。

其中《左传》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卷一，入藏较早，原与“天禄琳琅”各书一并庋藏于乾清宫昭仁殿。其后复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四经，乃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撤出昭仁殿之《春秋》，以还岳氏五经之旧，仍即殿之后庑，所谓慎俭德室者，分其一楹，名之曰'五经萃室'，都置一几。是旧者固不出昭仁殿，而新者亦弗阑入旧书中“。（12）嘉庆二年（1797）十月，乾清宫大火，昭仁殿之天禄琳琅藏书及后庑“五经萃室”之岳本五经皆被焚毁。（13）幸而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曾下旨仿刻五经，今日尚得窥其面貌。

《论语》《孝经》《孟子》则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乃嘉庆三年（1798）重建昭仁殿“天禄琳琅”后续入之“天禄继鉴”书。此三经现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论语》《孝经》已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

据乾隆武英殿仿岳本五经所摹藏印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载《论语》《孝经》《孟子》三书藏印，可考得内府八经的递藏情况如下：

《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孟子》：李国寿→晋府→陈定→季振宜→徐乾学→内府。

《孝经》：李国寿→晋府→陈定→唐良士→季振宜→徐乾学→内府。

《礼记》：李国寿→晋府→内府。

《左传》：项笃寿→季振宜→内府。

除《左传》外，内府七经最初均为李国寿所藏。李国寿生于元初，元代中期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很可能与岳浚有交往，故岳本行世不久即为其所得。⑭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高宗于昭仁殿后庑建“五经萃室”以贮岳本五经，并作《五经萃室记》以纪其事。又于正月内下旨，令永璇等“选员仿写刊刻，并令校订群经，别为考证，附刊各卷之末”。至本年十一月，武英殿仿刻五经完竣，装潢呈览。⑮

其刊刻步骤是：先选派四库馆缮签处的费振勋、罗锦森、王锡奎、王鹏、金应璇、胡钰、吴鼎飇、孙衡、虞衡宝九人据岳本原本摹写，再交武英殿上版刊刻。武英殿翻岳本各卷末均于版匡外下方刻一长条状书耳，内刻“内阁中书臣费振勋敬书”“进士臣王鹏敬书”“举人臣金应璸敬书”等字样。《周易》书前刻《五经萃室记》，各经前刻高宗为各经所题诗。（16）翻刻本将原本所钤包括天禄琳琅诸印在内的历代藏印一并摹刻，行款、版式、点画一仍原本之旧。惟原本版心所标书名、卷数极为简略，如《周易》作“易×”，《左传》作“秋×”（亦有作“某（公）第×”者），殿本统改作“周易×”、“春秋×”，并于版心上方刻“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

高宗下旨时即令“校订群经，别为考证”，但岳本考证实际成为翻刻完成之后。以《左传》为例，卷一考证：“十年，翬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注：明翬专行，非郑之谋也。〇'郑之谋'当作'邓之谋'...... 原本'郑'字乃'邓'字之谲，依殿本改正。“卷五考证：”十四年，沙鹿崩。注：平阳元城县东有沙鹿土山。〇案《晋书·地理志》元城属阳平郡...... 原本及诸本讹作'平阳'，今依殿本改正。“卷五考证：”获晋侯以厚归也。注：君将晋侯入。〇案此乃秦伯自言，不当用'君'字，盖系'若'字之讹，据殿本改。“卷七考证：”晋侯在外十九年矣。注：晋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二十六年。〇案，十七年、十九年合之得三十六，'二'字乃'三'字之讹，依殿本改。“（17）相应正文均有明显的挖改痕迹。检《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岳本《左传》，此四处均与未挖改前文字相同。

岳本考证参校之本有北监本、汲古阁本（考证或称“阁本”）、武英殿本、永怀堂本等，且多参用毛居正《六经正误》之说。岳本《左传》书前所附《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则校以通志堂本，并参考《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条考证出文均为岳本原文，凡经考证岳本有误者，翻刻本均改字（即《五经萃室联句序》所谓“较岳刻而扫叶无谲”（18）），且多有考证未明言改字而正文已改者。阮元校《十三经注疏》，岳本五经用武英殿翻刻本，即有因此而误以翻刻改字为岳本原文者。如岳本《周易·归妹》彖注“嫁而系姊”，考证“诸本作系娣”云云，未明言改字，而武英殿翻岳本实作“系娣”。阮校云：“嫁而系娣，岳本、闽、监、毛本同。“误信翻岳本。因此，使用武英殿翻岳本，需注意核查考证出文。

道光以降，又出现多种殿本的翻刻本，如贵阳书局、广州书局、成都书局、福建书局、琉璃厂、江南书局等，然或未刻玺印，或刊印不精，不及乾隆殿本远甚。

总之，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九经校勘细致、刻印精美，经注均加句读，又附圈发及简明音释，是一套上佳的经书读本，可惜未有传本存世。元代有两种翻刻本：旴郡刻本仅存《论语》《孟子》二经。相台岳氏增刻为九经三传，今存《周易》《周礼》（残本）《左传》《论语》《孝经》《孟子》六经，《尚书》《毛诗》《礼记》三经仅赖乾隆翻刻本以存概貌。因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武英殿仿元相台岳氏五经影印出版，以供研究者参考。

书衣右下方有红色戳记“丙辰年查过”

此本书衣右下方有红色戳记“丙辰年查过”，书中夹有愚斋图书馆藏书卡片（《四家词钞》），首页钤有“子文藏书”朱印。因为此书原为盛宣怀愚斋图书馆旧藏，后归宋子文，再归上图。1916年愚斋图书馆为筹备开馆而清点全部藏书，“丙辰年查过”戳记即此时加盖。1933年以后，愚斋图书馆藏书分别捐赠圣约翰大学（后归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后归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后归山西农学院、山西农业大学）（19）。其中，圣约翰大学获赠盛氏藏书乃经宋子文中介（20），故宋氏亦有所得。

底本所夹愚斋图书馆藏书卡片

“子文藏书”印

注釋：

（1） 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张政烺文集·文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4页。

（2） [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刊书”条亦记其事而文字略逊：“廖群玉诸书，则始《开景福华编》...... 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苌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然或者惜其删落诸经注为可惜耳。“阙”又圈句读“一句。又“萆抄”乃“单抄”形近之误，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白鹿纸”条云：“临江亦造纸，似旧宋之单抄清江纸。“所谓”单抄“指抄纸时仅抄一次，几种《癸辛杂识》点校本均未校正，故附识于此。

（3） [清]于敏中等着，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一《宋版经部·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8页。此本毁于清嘉庆二年乾清宫大火。

（4） [明]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卷二《经部·九经总例》，民国《适园丛书》本，第1b页。按：此目著录者应为元旴郡翻刻本，然可反映廖本面貌。

（5） 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318页。

（6） 中国国家图书馆又藏一部元刻本《周礼》残卷，版式、行款、句读、圈发等均与岳本相同，字体亦近似，但非同一刻本。卷三末有钟形木记，但未刻字，刻工与旴郡本亦无重合，或是另一种元代翻刻廖氏本。参见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2页注。

（7） 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第316-317页。

（8） 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第173-174页。

（9） 《孝经》无木记，故张政烺怀疑并非岳本。然从刻工及诸经藏印的一致性看，《孝经》确是岳本。之所以无木记，或与卷末空间不足有关。此外，民国间《旧京书影》收录大连图书馆藏《周礼》零叶，为内阁大库旧书。史语所清理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得《礼记》三叶、《周礼》四叶。以上零叶虽无木记可证，是元刻岳本可能性也较大。详参张学谦《“岳本”补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3期。

（10）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11）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6页。

（12） [清]高宗《五经萃室记》，《御制文二集》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按：文集有注，但未署时间。武英殿翻岳本书前亦附此记，无注，末署“癸卯新正月上澣御笔”。

（13） 刘蔷《天禄琳琅研究》第一章《清宫“天禄琳琅”藏书始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35页。

（14） 详参张学谦《“岳本”补考》。

（15） 《多罗仪郡王永璇等奏缮签处费振勋等请旨分别议叙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67页。

（16） 五诗末均署“癸卯新正月御笔”。题诗亦见《御制诗四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四《题五经萃室岳珂宋版五经（有序）》，诸诗并有小注。

（17） 岳本考证所据“殿本”指乾隆四年至十二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

（18） [清]高宗《五经萃室联句》（有序），《御制诗五集》卷一。

（19） 周子美《愚斋藏书简介》，《图书馆杂志》1983年第3期。吴平《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黄秀文主编《传承·服务·创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术文存》，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301-303页。

（20） 郑麦《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4期（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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