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事例（原来他是这样的茅盾）

茅盾是中国笔头最勤的作家之一，著述浩繁，就连书信的数量也极为庞大，总共约1500封。

如此丰富的书信存量，却少有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北塔所著新书《“信”者“信史”也——茅盾书信研究》，既填补了茅盾研究的一个空白，也为更深入地了解作家提供了一个更亲切而可信的视角。

直呼“骗人”的一本书

在《“信”者“信史”也——茅盾书信研究》中，北塔精选了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20多封书信，最有趣的是茅盾给鲁迅研究专家王德厚写的一封信。

正是在这封信中，茅盾大动肝火，直呼“骗人”——茅盾平常几十年如一日低调谦卑，只有在他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如此怒不可遏。

1977年7月1日，茅盾给王德厚先生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六月二十六日来信收悉，我未曾看过一九四七年重庆文光书店印行的《鲁迅旧诗新诠》，亦不知编著者司空无忌为何许人，或许竟是文怀沙化名，亦未可知。文怀沙曾见过，但我确未看过该稿。“引”中谓“此诗（书）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错误之处甚多”云云，不是事实。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从苏联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怀沙为人浮薄，我们都避之……

“茅盾虽然在作品中痛斥过社会的黑暗、人性的丑陋和衙门的横暴，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人际交往中，他为人低调谦卑，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几乎没有对谁发过火。但在写这封信时，他老人家居然动了肝火，雅斥道‘文怀沙为人浮薄，我们都避之’。”北塔介绍，这是茅盾为数不多的一次“发火”，因为他实在被惹急了，觉得自己被瞒骗了几十年，不发泄一下对文怀沙的不满，不足以平息怒火。

1977年到1978年，王德厚和茅盾之间多次通信，基本上都是讨论《鲁迅旧诗新诠》这本旧书。此书由重庆文光书店于1947年出版，作者署名为司空无忌。其实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现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就此事问过茅盾，茅盾写信回复：

我不认识所谓司空无忌其人，也许是个化名而我未知之。但我不记得曾对谁说起过来信所提两事。

司空无忌是文怀沙在民国时期使用的一个笔名，可见，写信的时候，茅盾便已经有所推测。

《鲁迅旧诗新诠》1947年出版，一直举着茅盾的“旗帜”招摇过市，赚取大众的口碑和金钱。茅盾本人竟然对“冒名”的事情知之甚少，直到王德厚写信给他。出于对茅盾的崇敬和爱护，王德厚又将这本书寄给了茅盾仔细研读。

1977年7月11日，茅盾读过之后，愤怒地写了第二封信给王德厚，虽然茅盾不能完全确定司空无忌是谁，但他认为“这是个狂人，写这本书就是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由此可见，茅盾实在忍无可忍了。

文学创作之路

鲁迅与茅盾同为现代文学巨人，甚至一度有双峰并峙之势。这也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被外人感兴趣的问题。从茅盾的书信中，对两人的交往可有一个基本判断。

茅盾晚年跟鲁迅在上海做了邻居，鲁迅去世之后，茅盾拖着病体，从浙江乌镇匆匆赶回上海，亲力亲为地跟许广平等一起料理鲁迅的各项后事。这段在茅盾的回忆录里只是一笔带过，但在他1936年11月7日致许广平的信和1936年11月23日致蔡元培的信中，却交代了参办鲁迅后事的三件要事。

茅盾先是代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拟了三份公告并联系报刊发布；尔后设立“纪念文学奖金”一事；茅盾拟就启事，让纪念会正式委员分发，还请许广平过目审定，亲自联系印刷(分别用油印和铅印)。除了呼吁社会各界向鲁迅纪念基金捐款，茅盾自己也于1936年11月21日向鲁迅纪念基金捐了100大洋。若无这两封书信，我们是极难看到这一段历史的。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界对“弱小民族文学”予以极高评价。依照鲁迅在1909年版《略例》中的说法，“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潜台词便是：文学之是否发达与国力之是否强盛未必成正比，弱国可以是文学强国。

这一见解得到了茅盾的认同。在加入《新青年》后，茅盾将翻译对象逐渐集中于俄苏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茅盾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或许也直接受到了鲁迅的推动。

茅盾在1921年8月11日致鲁迅的信中说：“鲁迅先生说‘像文学史上的一页，未必有益于国人’，真痛快，彻底讲来，自是小说有影响于人心，文学史仅仅为研究者参考。”这里所谓的“文学史上的一页”，并非指一位作家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个位置，而是指文学史写作本身。鲁迅认为，文学史编写工作没有多大意义。相比较而言，有益于国人的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创作远胜于拼拼凑凑的文学史写作，影响力也远胜评论。

在此之前，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的创作在社会上已产生较大影响，而茅盾依然以评论家的形象置身文坛。鲁迅的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说到他心里去了，于是茅盾才情不自禁地高呼“真痛快”。也许那时他已经开始动了心思，要调整自己的文学定位——不仅是评论家，更应该是创作家。

1926年，茅盾开始动笔写小说，自此一发不可收，才有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巨作《子夜》等，而追溯其创作小说的初始动机，或者也包含鲁迅这句话的推动。

茅盾的另一面

茅盾作为作家的一面，在其文学作品中能够淋漓尽致地得以呈现，但茅盾作为政府官员的一面，就要从书信中一探究竟了。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一行访华。10月20日上午，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接到通知，尼赫鲁将于10月23日下午同郭沫若及茅盾谈科学、文化方面的合作事宜。当天下午，茅盾就写信给周恩来谈引进印度电影的事宜，他请示说：

印度影片颇有进步好片，我国亦未映过……如果交换影片成为事实，对于我方影片在印度扩展放映圈一事，当可有所裨益……

周恩来在茅盾的信上直接批复，表示欢迎印度艺术团第二年来华并交换或互购两国影片。

可以说，茅盾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印双方的首肯。1955年，电影交流就达到高潮，而且远远超过了互换电影的范畴，开始互派电影代表团、互办电影周。茅盾后来从未提起过这件事，在研究界也几乎无人提起茅盾在这件事上所作的一些贡献。

此外，茅盾还曾投书给巴金谈如何接待波兰作家协会的“一把手”来访事宜。通过一封封书信，“积极担当，认真负责，勤恳细致，亲力亲为——作家之外的政府官员形象便跃然纸上”。北塔说。

书信，是一面镜子，透过书信，我们触碰到了更真实的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