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四大奇案（明初洪武四大案）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这是《战国策》中秦王说过的一句话，但用它来形容朱元璋却是再合适不过。因为一张无字的公文，整个国家都被朱元璋罩上了一层腥红血色。

全国13个省、140多个府部、1000多个县的主印官员全部被斩，副手被重打一百仗，充军流放，这就是明初赫赫有名的空印案。

那这是官吏贪污腐败、欺上瞒下吗？并不是，这只是一场误会，而朱元璋其实也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但他就是故意要掀起这场腥风血雨。

时间回到洪武九年，也就是1376年，朱元璋照例考察来京汇报工作的干部，却没料想一颗闷雷钻进他心里爆炸，因为他发现一个骇人的事实，官员呈递且使用的公文是空印的。何为空印呢？就是一张公文盖了鲜章，但没有写内容。

官员临时要办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写写内容，填数字。而这就给了官员相当大的“发挥空间”，送一百车米我写九十车，抓一个人，我填两个人，花老板的钱，办自己的事，丢他人的脸，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呢？可不带劲薅羊毛。

而且这不是某个官员的做法，全国的官员都这样做，只是程度不同，有的素质高，如实写，有的人两年没提拔，心里有想法，那就说不准怎么操作。不仅如此，更让朱元璋寒心的是，这件事就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那这还了得。盛怒之下，要求严加查处，如有犯者绝不姑息。

都知道朱元璋是出了名的残暴，可官员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并且他们所有人又是怎么做到步调一致而又心照不宣的欺上瞒下的呢？其实官员们也有苦衷，他们这样做也是被逼的，而逼他们的恰好就是明朝的财政政策。

在明朝，每年地方都要派人到京城的户部报告财政收支账目，所有的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的一致才能结算，如果账目哪怕有一丁点对不上，就必须重新写，重新造册。在我们现在的会计制度下，要重新做账，找遗漏的会计科目，会计们都要熬夜加班，更别提古代了。

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你要重新造册，就必须回原地方机关，因为那里才有地方机关大印。而在明代最远的地方，相隔六七千里，一个来回就要几个月。秋天记错，回去改了再来，直接就过冬了，不小心记错几次，那一年到头都在路上折腾。所以大家为了便宜行事，就提前盖几张空文公章，免得劳顿之苦。

那出发之前仔细清点账册和货物，保证万无一失不就行了吗？答案是不行，因为命运的钟摆不会因为你而划破蛰伏在暗处的阴影，总有意外会发生，比如收税压粮的时候，天下个雨，一袋米就发霉了，得了，这货物的数又对不上了，那怎么办呢？花几个月回去盖章吗？所以各级官吏为了省事，也为了克服这种意外情况，就随身带几张盖好章的空白文书，到了户部后，需要多少就添多少，就免除了往来的奔波了。

而这种做法元代就有了，明初的官员们也就是依葫芦画瓢，所以面对不可变更的正式制度，官员们采取了灵活的方式进行抵御。那朱元璋知道这些事吗？肯定是知道的，不然他也坐不稳他那把龙椅了。那他为什么不考虑实际情况，而要对涉及的官员严加追责呢？因为这些官员这样做是在藐视他的权威，不经领导同意，你私自盖章，私自做主，谁能容你啊？并且这个事的严重性真的不低。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回头看一下整个中央帝国的统治模式以及明代的会计治理。中国古代的王朝基本都是通过官僚集团治理，而官僚集团的治理依靠的就是文书系统，也就是纸笔写东西。所以古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极高，穷秀才放得开点都能娶几个老婆，而那些手握重权的封疆大使也都是靠一手文章提拔上去的，所以说文字的传递很重要，这代表了帝国说的统治意识。

不然你随便扣个印，拿着公文招摇撞骗，想干嘛就干嘛，那封建王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是和你开玩笑的吗？所以朱元璋必须重罚。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模式严重破坏了国家的账册制度。比如一个古代王朝，它怎么对国家进行治理呢？就是依靠的各种账册，比如人口账册，有每一户的姓名、年龄、财产等，土地政策，土地的面积、质量、产权变更，会计政策，整个帝国的财政支出和结余。

也就是说，一个古代王朝对国家的治理就体现在这几个账册上。如果说这些数据失实，等于说是帝国对整个国家的失控，统治体系就被瓦解了。所以官吏们用空印图省事，其实是击中了帝国的命门，所以朱元璋选择对此是严加追责，但很多人就等着看朱元璋怎么操作，这事儿本来都是惯例，大家都这样做，正所谓法不责众，难不成你把我们都给做了，而朱元璋就选择把他们都给做了！

全国13个省，140多个府，1000多个县的主任官员全部被斩，波及一两千人，并且其中大部分的官阶并不低，而当时整个明朝也就是2万名官员，直接砍10%，要多果断有多果断，但同时也误杀了许多好人，比如著名的清官方克勤。

方克勤有多清廉呢？衣服上全是补丁，平时连肉都舍不得吃，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学者宋濂，而他的儿子更有名，是中国历史唯一被诛十族的人方孝孺。而就这样的人也因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牵连被斩。

就在这批人将要被处死的时候，一个人意外的出现，他说他要为天下人民鸣不平，此人就是郑士利，而他的身份只是一个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

所以此时明帝国的朝堂上就出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位列公侯的帝国贵胄，一二品的元勋耆老都缄默不语，一个穷酸秀才却要义血上言，说他要为天下正名。

郑士立对朱元璋直言上书说所谓空印，是因为奔波路途遥远，不便工作，大家权宜之计，而且建国后从来没有立过法禁止，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事违法而被杀头，这合理吗？大家能服气吗？

培养一个贤达的合格的父母官，动辄需要数十年，而现在像割草一样杀了，这像话吗？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朱元璋看了大怒，立即派人质问谁指使你的？你有什么目的？谁是你的同党？郑是利轻蔑的笑着回答臣没有同党，臣自知必死，只为天下人之言。

朱元璋也不是傻子，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但是皇上的脸面你给戳破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于是发配他去了江蒲劳动改造。可能是郑世立的“书生义气”感动了张延玉等《明史》修撰者，在《明史》里专门给他列了传，于是郑士利一个落魄秀才，竟和皇亲国戚，明臣将相，同载史册有那么一种说法，说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此言不虚，但我们依旧可以从史书厚重的缝隙中一窥普通中国人的气节。

回到正题，朱元璋轰轰烈烈的搞出空印案，那么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案发后一段时间，大家还是多有忌惮，多跑几趟解决问题，但后面又固态复盟。

毕竟太麻烦了，空印多方便，而这就是帝国治理的悖论，一方面要正式制度维持国家的运转，另一方面对于正式制度的刚性，又不得不用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来补充。

而空印案其实就是帝国制度自身矛盾性的身份体现。朱元璋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像他发现了许多问题一样。

空印案，是明初洪武时期四大案之一。跟那三个案件比起来，那些官吏们，确实死得有些冤屈。但这个案件过后，确实再也没人敢用盖了章的空白账本了。